探索IgE介导的炎症与HIV感染和非感染成人的心肾功能之间的关联

《Discover Public Health》：Exploring the link between IgE-mediated inflammation and cardiorenal function in adults living with and without HIV

　　

背景：免疫球蛋白E（IgE）传统上被认为在过敏反应中发挥作用。然而，新出现的证据表明，它也可能影响心血管、肾脏和免疫功能。理解IgE如何与内皮功能、电解质、肾脏标志物、炎症介质和社会人口学因素相关联，可为整合的心肾-免疫通路提供见解，并为HIV感染或非感染人群的风险分层提供信息。
方法：这项横断面研究纳入了在利文斯顿大学教学医院（Livingstone University Teaching Hospital）医疗诊所就诊的221名成人（中位年龄49岁，女性68.3%，HIV阳性64.7%）。研究人员收集了社会人口学特征数据，并进行了心脏代谢健康和炎症标志物（包括总IgE）的诊断评估。为了识别与IgE水平独立相关的因素，研究人员采用了多重线性回归模型。考虑到HIV可能调节免疫反应，所有分析均针对相关混杂因素进行了调整，统计显著性设定为p_<0.05。
结果：在整体队列的多变量分析中，对数转换后的IgE水平与血清肌酐（β=2.26，95% CI：0.80–3.73，p=0.003）、血浆氯化物（β=0.11，95% CI：0.02–0.21，p=0.020）、血流介导的扩张（flow-mediated dilation，FMD）（β=0.03，95% CI：0.001–0.066，p=0.043）和周围神经病变（β=0.81，95% CI：0.16–1.45，p=0.014）独立相关。然而，在假发现率（false discovery rate，FDR）校正后，仅血清肌酐与IgE仍显著相关。在仅限于HIV感染者的分析中，FDR调整后，几个因素仍与IgE独立相关，包括血清肌酐（β=2.71，95% CI：1.45–3.97，p_<0.001）、血浆氯化物（β=0.14，95% CI：0.05–0.23，p=0.003）、咸味偏好（β=0.25，95% CI：0.09–0.41，p=0.003）和FMD（β=0.04，95% CI：0.01–0.07，p=0.011）。醛固酮与IgE呈负相关（β=?1.22，95% CI：?2.16至?0.27，p=0.013）。其他关联，包括炎症和血液学标志物，在多重检验校正后减弱。
结论：在这个HIV高流行队列中，IgE水平与肾功能的一致性最显著，血清肌酐在多重检验校正后成为唯一稳健的相关因素。此外，观察到IgE与内皮功能、电解质和行为因素之间的关联，特别是在HIV感染者中，但这些仍属于探索性发现。这些结果表明，IgE反映的是更广泛的系统性免疫激活状态，而非心肾功能障碍的特异性驱动因素。需要纵向和机制性研究来阐明因果关系并确定其预后价值。

**论文解读：探索IgE介导的炎症与HIV感染和非感染成人心肾功能之间的关联**

**研究背景与问题**
免疫球蛋白E（Immunoglobulin E，IgE）传统上被视为过敏反应的关键效应分子，但新兴证据表明，其在心血管、肾脏和免疫调控中可能具有更广泛的作用。已有基于人群的研究报告，血清IgE水平升高与冠心病、高血压及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相关，而选择性IgE缺乏也与不良血管结局有关，提示IgE与心血管健康之间存在复杂联系。在机制层面，IgE可通过FcεRI（Fc epsilon receptor I）信号通路激活肥大细胞及其他免疫细胞，促进血管周围炎症、细胞因子释放和外膜免疫激活，这些过程与内皮功能障碍和高血压相关。然而，直接连接IgE与功能性血管结局（如血流介导的扩张，flow-mediated dilation，FMD）的证据仍有限且不一致。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为研究IgE相关通路提供了独特的生物学背景。HIV感染以持续性免疫激活和慢性炎症为特征，即使在接受有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的个体中也是如此。非洲地区研究已记录到HIV感染者中IgE水平升高，且晚期疾病阶段浓度更高。这种免疫激活伴随着炎症生物标志物（如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的升高，这些标志物独立预测心血管风险，并与肾功能障碍有关。此外，电解质稳态在心血管和肾脏生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并日益被认为是免疫信号的调节因子，但电解质平衡、IgE水平与免疫激活之间的关系尚未在HIV高流行人群中进行系统检查。社会人口学和行为因素也影响免疫功能与心血管风险，但它们对IgE变异及IgE相关心肾关联的贡献在非洲环境中仍未被充分阐明。尽管机制和流行病学证据不断涌现，但关键空白依然存在：IgE与FMD等功能性血管结局的直接关联尚未明确，HIV感染如何改变IgE相关的免疫、血管和肾脏通路仍不清楚。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利文斯顿大学教学医院（Livingstone University Teaching Hospital）门诊队列中血清IgE水平与内皮功能、炎症标志物、电解质及社会人口学因素之间的关联，并评估这些关系是否因HIV状态而异，以期为心血管和肾脏风险分层提供参考。该论文发表在《Discover Public Health》。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于2023年10月1日至2024年6月1日在赞比亚利文斯顿大学教学医院门诊连续招募221名成人（中位年龄49岁，女性68.3%，HIV阳性64.7%）。研究排除了糖尿病、妊娠、严重肝肾疾病、活动性感染或严重合并症者以最小化炎症混杂。样本量计算基于G*Power软件，设定中等效应量（f2=0.15）、显著性水平α=0.05、统计功效90%、最多12个预测变量，最小样本量为158例，最终纳入221例。关键方法包括：使用高分辨率超声按照国际指南评估肱动脉FMD；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试剂盒（Elabscience?，中国）定量血浆细胞因子（IL-6、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和激素标志物（醛固酮、血管紧张素II）；通过自动化临床化学分析仪检测空腹血糖、血脂谱及电解质（钠、钾、氯）；使用自动化血液学分析仪完成全血细胞计数等血液学参数。通过多重线性回归模型识别与IgE独立相关的因素，并对模型进行假发现率（false discovery rate，FDR）校正（Benjamini-Hochberg方法）。

**研究结果**
**3.1 参与者特征**：队列中共221名参与者，中位年龄49岁，女性占多数，HIV患病率64.7%，高血压患病率29.0%。中位体重指数（BMI）为25.5 kg/m2，空腹血糖正常，血脂谱轻度异常。血液学参数显示淋巴细胞中位数1.8×10?/L，电解质水平均在正常范围内。炎症标志物（如IL-6、IFN-γ、醛固酮）变异性大，提示异质性炎症状态。

**3.2 IgE的社会人口学与免疫-心肾相关因素**：通过简单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多个变量与IgE水平显著相关：IL-6（R2=0.105，p<0.0001）、HIV状态（R2=0.094，p<0.0001）、血浆氯化物（R2=0.094，p<0.0001）、IL-5（R2=0.084，p=0.0003）、淋巴细胞计数（R2=0.059，p=0.0005）、FMD（R2=0.056，p=0.010）、血管紧张素II（R2=0.052，p=0.0008）、肌酐（R2=0.053，p=0.0010）、咸味偏好（R2=0.051，p=0.0007）、IFN-γ（R2=0.039，p=0.0032）、周围神经病变（R2=0.037，p=0.0060）、血浆钾（R2=0.033，p=0.0099）、吸烟状态（R2=0.032，p<0.009）、IL-1（R2=0.029，p=0.0110）、婚姻状况（已婚）（R2=0.024，p=0.0223）和醛固酮（R2=0.019，p=0.047）。但各模型R2值较低，表明单个因素仅解释IgE变异的一小部分。

**3.3 与IgE相关的因素：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模型1）**：在整体队列的多变量分析中，周围神经病变（β=0.81，95% CI：0.16–1.45，p=0.014）、血清肌酐（对数转换）（β=2.26，95% CI：0.80–3.73，p=0.003）、血浆氯化物（β=0.11，95% CI：0.02–0.21，p=0.020）和FMD（β=0.03，95% CI：0.001–0.066，p=0.043）与IgE独立相关。在FDR校正后，仅血清肌酐仍显著相关。

**3.4 HIV感染者中与IgE相关的因素：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模型2）**：在HIV感染者亚组中，FDR校正后，血清肌酐（对数转换）（β=2.71，95% CI：1.45–3.97，p_<0.001；FDR校正p_<0.001）、咸味偏好（β=0.25，95% CI：0.09–0.41，p=0.003；FDR校正p=0.012）、血浆氯化物（β=0.14，95% CI：0.05–0.23，p=0.003；FDR校正p=0.012）和FMD（β=0.04，95% CI：0.01–0.07，p=0.011；FDR校正p=0.031）与IgE正相关；醛固酮（对数转换）与IgE呈负相关（β=?1.22，95% CI：?2.16至?0.27，p=0.013；FDR校正p=0.031）。其他变量（如婚姻状况、周围神经病变、IFN-γ、血浆钾、淋巴细胞计数、IL-1）在FDR校正后均不显著。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强调，本研究在HIV高流行赞比亚人群中发现IgE与血管、免疫、肾脏、电解质、行为及社会人口学因素之间存在关联，但多重检验校正后仅血清肌酐保持稳健，其他关联应视为探索性结果。IgE与FMD的正相关方向不支持内皮功能障碍假设，反而提示免疫激活背景下适应性血管反应的可能性，但需谨慎解释。IgE与血清肌酐的最强关联提示免疫激活可能参与肾脏功能调节，但无法推断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该队列中IgE水平显著高于非特应性人群的参考范围，这很可能反映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常见的蠕虫等寄生虫感染驱动的Th2免疫反应，而本研究未直接测量寄生虫感染，构成重大局限。IgE与电解质（氯化物、钾）的关联是新颖的，但尚需机制研究验证。在HIV感染者中，肌酐、氯化物、咸味偏好和FMD的关联在FDR校正后仍显著，提示HIV相关免疫激活可能放大了IgE与心肾参数的关系。行为因素（如吸烟、咸味偏好）的关联也需进一步探索。总体而言，这些发现支持IgE反映整合性免疫-心肾相互作用的框架，尤其在感染负担高和慢性免疫激活的环境中。但多重检验校正后多数关联的减弱强调了解释的谨慎性及研究的探索性质。结论部分翻译如下：本研究表明，在HIV高流行人群中，IgE与特定的心肾和免疫学标志物相关，但经多重检验校正后，大多数关联并不稳健。与肾功能的一致性关联提示，IgE可能反映更广泛的系统性免疫激活，而非特异性病理生理驱动因素。这些发现是探索性和假设生成的。需要纵向和机制性研究来阐明因果关系及潜在的临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