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HD症状评分中父-母差异的方向与大小：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样本中的相关因素

《Frontiers in Psychiatry》：Direction and magnitude of mother–father discrepancies in ADHD symptom ratings: associated factors in a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sample

　　

摘要

背景/目标：本研究考察了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患者中，父母双方对注意缺陷（inattention, IA）、多动/冲动（hyperactivity/impulsivity, HI）及对立违抗（oppositional defiant, OD）症状评分差异的方向与大小，并探讨了与差异方向和大小相关的儿童、父母及家庭因素。

方法：这项单中心横断面临床研究纳入了460名年龄6–17岁、经临床确诊为ADHD的中国儿童青少年。母亲和父亲分别独立完成SNAP-IV量表。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ICCs）评估父母间一致性，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父母评分差异。使用标准化符号差异分数检验与差异方向相关的因素。敏感性分析采用原始符号差异分数和绝对原始差异分数，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和分歧大小。

结果：母亲在IA、HI和OD症状上的评分显著高于父亲。父母间一致性在IA维度最低，在HI和OD症状维度较高。父亲认为孩子患有ADHD的信念在三个症状领域均与差异方向一致相关。与差异方向相关的其他因素包括母亲认为孩子患有ADHD的信念以及感知到的养育共识，但这些因素在不同症状领域的模式有所不同。主要标准化符号差异模型解释了适度的方差比例（R2 = 0.055–0.107）。在敏感性分析中，平均标准化症状水平与绝对原始差异之间的关联在三个领域中均为正且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而与原始符号差异的相应关联在任何领域均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结论：ADHD相关评分中的父-母差异较为常见，且在不同症状领域有所差异。这些差异与父母信念、感知到的养育共识及症状水平相关。它们可能为多信息提供者评估提供具有潜在参考价值的情境信息；然而，鉴于横断面研究设计和回归模型适度的解释力，其临床意义仍有待进一步确定。

**ADHD症状评分中父-母差异的方向与大小：一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样本研究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是儿童期最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之一，以与发育水平不相称的注意缺陷、多动/冲动或两者兼具为核心特征。ADHD常持续至青少年期乃至成年期，并与学业、家庭及社会功能的显著损害相关。在临床实践中，ADHD的评估通常依赖多信息提供者（multi-informant）的资料整合，包括父母和教师等，因为症状可能在不同情境下表现不一，并非在所有场合均同等可见。然而，不同信息提供者的评分往往并不一致。在儿童精神病理学文献中，这种不一致已被反复证实，可能反映了情境、视角和评价标准方面的有意义差异，而非单纯的随机测量误差。既往研究表明，母亲报告的ADHD症状严重程度往往高于父亲，且父母间差异在不同症状领域可能有所不同。目前尚不清楚与父-母差异相关的因素是否在注意缺陷（IA）、多动/冲动（HI）和对立违抗（OD）症状之间系统性地存在差异。这一问题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这三个症状领域在可观察性、情境表达以及与家庭互动的关联程度上均存在差异。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IA、HI及OD三个症状维度，系统考察父-母评分差异的方向与大小及其相关因素，以期为临床多信息提供者评估和家庭中心式沟通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为单中心横断面临床研究，样本来自中国西南地区某大型三甲医院心理健康中心门诊，于2021年7月至2025年10月连续招募。最终分析样本包括460名经临床确诊为ADHD的6–17岁儿童青少年（M = 9.02, SD = 2.26），其中80.4%为男性。ADHD诊断依据DSM-5半结构化临床访谈，由至少两名主治及以上级别临床医生独立确认。排除标准包括共病其他主要精神障碍、严重躯体疾病、智力障碍（full-scale IQ < 70）等。母亲和父亲分别独立完成SNAP-IV量表，所有量表均在诊断反馈前完成。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父母均分差异，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ICCs）评估父母间一致性。主分析以标准化符号差异分数（母亲z分数 ? 父亲z分数）为因变量，通过分层多元线性回归考察差异方向的相关因素；敏感性分析采用原始符号差异分数和绝对原始差异分数，分别检验差异方向与差异大小的相关因素。

**三、研究结果**

**母-父评分差异与父母间一致性**

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母亲在IA、HI和OD三个症状领域的评分均显著高于父亲（Cohen's dz分别为0.236、0.158和0.261）。ICC分析显示，个体条目的ICC值介于0.153至0.496之间，其中第8项“容易分心”的一致性最低（ICC = 0.153），第24项“易怒或容易被激惹”的一致性最高（ICC = 0.496）。在领域层面，HI（ICC = 0.474）和OD症状（ICC = 0.469）的一致性高于IA（ICC = 0.331）。Bland–Altman图显示，各领域平均母-父差异均大于零，且未发现明显的比例性偏倚模式。

**与标准化符号差异相关的因素**

IA领域：最终回归模型显著（F(13, 446) = 3.273, p < 0.001），解释了8.7%的方差（R2 = 0.087）。父亲认为孩子患有ADHD的信念与较低的标准化符号差异分数显著相关（β = ?0.194, p < 0.001），而母亲认为孩子患有ADHD的信念（β = 0.121, p = 0.021）和父亲感知的养育共识（β = 0.124, p = 0.010）与较高的标准化符号差异分数显著相关。平均标准化IA症状水平与差异方向无显著关联（β = ?0.014, p = 0.774）。

HI领域：最终回归模型显著（F(11, 447) = 2.369, p = 0.007），解释了5.5%的方差（R2 = 0.055）。母亲感知的养育共识（β = ?0.107, p = 0.027）和父亲认为孩子患有ADHD的信念（β = ?0.133, p = 0.011）均与较低的标准化符号差异分数相关。平均标准化HI症状水平与差异方向无显著关联（β = 0.023, p = 0.641）。

OD症状领域：最终回归模型显著（F(12, 446) = 4.436, p < 0.001），解释了10.7%的方差（R2 = 0.107）。母亲认为孩子患有ADHD的信念（β = 0.143, p = 0.004）、寄养史（β = 0.109, p = 0.018）、儿童性别（β = 0.112, p = 0.013）和父亲感知的养育共识（β = 0.125, p = 0.009）与较高的标准化符号差异分数相关；父亲认为孩子患有ADHD的信念（β = ?0.108, p = 0.033）和母亲感知的养育共识（β = ?0.147, p = 0.002）与较低的标准化符号差异分数相关。平均标准化OD症状水平与差异方向无显著关联（β = ?0.051, p = 0.286）。

**敏感性分析**

以绝对原始差异分数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显示，平均标准化症状水平在IA（β = 0.142, p = 0.004）、HI（β = 0.241, p < 0.001）和OD症状（β = 0.289, p < 0.001）三个领域中均与差异大小呈显著正相关。以原始符号差异分数为因变量的结果与主分析一致。这表明症状严重程度与差异大小相关，而与差异方向无关。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表明，父-母在ADHD相关症状评分中的差异不应被简单视为随机测量误差，而可能蕴含关于父母评价（parental appraisal）、感知养育共识、家庭情境和症状严重程度的有价值情境信息。母亲普遍在IA、HI和OD症状上评分高于父亲，且IA维度的父母间一致性最低，这与注意缺陷症状可观察性较低、更依赖情境的特征一致。与差异方向相关的因素主要是父母认为孩子患有ADHD的信念和感知的养育共识，提示父母特异性评价和家庭情境可能塑造了哪一方报告更高的症状严重程度。敏感性分析则显示，症状严重程度与差异大小的关联更为一致，而与差异方向无关，这支持了差异方向与差异大小应被区分的观点。在OD症状领域，模型解释的方差比例最高，但仍属适度，提示对立违抗行为的评分可能特别容易受到亲子互动和家庭关系情境的影响。研究还发现，母亲和父亲感知的养育共识在OD症状领域呈现相反的关联方向，这可能反映了父母在家庭中评价养育一致性的立场不同。临床方面，这些发现提示临床医生在整合父母报告时，应考虑症状领域、差异方向和差异大小，不应将较大分歧简单归因为评分效度不佳，而应将其视为可能反映更复杂症状表达和家庭应对方式的信息，通过直接与家庭讨论这些差异，有助于形成共享的病例概念化（case formulation）并支持更家庭中心式的ADHD评估与沟通。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单中心、以男性为主的临床样本可能限制普适性；排除了常见共病可能限制对常规临床人群的适用性；SNAP-IV是唯一纳入的标准化症状评定量表，缺乏教师评分、儿童自评及外部效标；若干家庭情境变量采用单项测量，且未系统记录生物学父母身份、与儿童同住情况及主要照护者身份；平均标准化症状水平与绝对原始差异源于同一对有界评分，其关联可能部分反映数学耦合（mathematical coupling），应谨慎解读。

结论：在中国ADHD儿童青少年样本中，父-母SNAP-IV评分差异较为常见且因症状领域而异。母亲通常将IA、HI和OD症状评为较父亲更严重，IA维度的父母间一致性最弱。父母认为孩子患有ADHD的信念和感知的养育共识与差异方向的关联更为一致，而症状严重程度与差异大小的关联更为一致。这些发现提示，父-母差异不仅是ADHD评估中的测量噪声，还可能提供关于父母评价、家庭情境和症状负担的潜在有价值情境信息。区分差异方向与差异大小，有助于临床医生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评估中更系统地整合不一致的父母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