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渔业贸易的驱动因素：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视角的多维分析

《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Driving factors of China–ASEAN fisheries trade: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的视角出发，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深化整合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背景下，渔业贸易已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组成部分和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纽带。然而，关于经济、制度和地理因素在中国对东盟国家渔业出口中的差异化驱动作用及相对重要性，学术界仍存在争议。基于2013年至2025年中国对10个东盟国家渔业出口的面板数据，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time-varying stochastic frontier gravity model），以实证考察这三类维度因素的影响效应和相对贡献。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因素（economic factors）是主要驱动力，其中人均GDP（per capita GDP）和外汇储备（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强度远大于地理因素。制度因素（institutional factors）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制约效应，揭示出双边制度兼容性（bilateral institutional compatibility）是渔业贸易的关键限制条件。地理因素（geographical factors）也对渔业贸易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其影响弱于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且可通过优化制度环境部分抵消。此外，渔业贸易效率（fisheries trade efficiency）表现出显著的时变特征和明显的国家异质性，中国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渔业贸易仍存在较大的未开发出口潜力。本研究厘清了经济、制度和地理驱动因素之间的层次结构与主次关系，并为在海洋命运共同体框架下推动中国与东盟高质量、可持续的渔业合作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论文解读：中国-东盟渔业贸易的驱动因素——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视角的多维分析**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海洋治理与区域合作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中国于2019年首次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理念，倡导海洋治理、资源共享与互利共赢，推动区域海洋产业协同发展与跨境渔业贸易经济合作的高质量增长。渔业贸易作为全球粮食安全与社区生计的重要支柱，其合理开发与管理直接影响区域海洋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与社会福祉。与此同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深化整合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使得渔业贸易成为双边海洋经济贸易合作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现有研究在探讨经济、制度与地理三类因素对渔业出口的差异化驱动作用及相对重要性方面仍存在学术争议。传统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往往将制度与地理因素视为外生固定约束，仅能静态解释双边贸易供需规模，无法捕捉区域主动举措（如标准互认、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生态协同治理）带来的动态贸易变化。此外，大多数学者采用传统引力模型或面板固定效应方法，难以有效处理贸易非效率问题，且针对中国-东盟渔业细分产品领域的系统实证估计相对匮乏。因此，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框架，系统比较经济、制度与地理因素对中国对东盟渔业出口的影响机制及相对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研究内容与结论**

该研究以海洋命运共同体协调发展的原则为基础，聚焦中国对东盟渔业出口驱动因素的核心差异，构建了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time-varying stochastic frontier gravity model）。利用2013年至2025年中国对10个东盟国家（文莱、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的渔业出口面板数据，系统比较了三类因素（经济、制度、地理）的贸易驱动效应与层次重要性，估算了出口效率，并提出了改进策略。研究结论指出：经济因素是最核心的驱动力，其中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人均GDP（per capita GDP）和东盟国家的外汇储备（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其影响强度远大于地理因素；制度因素（以经济自由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衡量）呈现显著负向制约效应，揭示出在渔业贸易中，制度兼容性与协调对齐比单纯的制度自由水平更为关键；地理因素（海洋距离）对渔业贸易具有明显抑制作用，但其影响弱于经济与制度因素，并且在加入经济与制度变量后其独立作用不再显著，表明区域合作机制（如CAFTA和RCEP）有效抵消了地理距离带来的贸易成本。此外，中国对东盟渔业出口效率呈现出显著的时变特征与国家异质性，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老挝贸易效率最高，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效率较低，中国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渔业贸易仍有较大未开发潜力。该研究明确了经济、制度与地理驱动因素之间的层次结构与主次关系，为在海洋命运共同体框架下推动中国与东盟高质量、可持续渔业合作提供了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该论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关键技术与方法**

该研究采用了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time-varying stochastic frontier gravity model），该方法克服了传统引力模型无法区分贸易前沿水平与人为非效率损失的缺陷。模型将误差项分解为随机扰动项（ν_ijt）和贸易非效率项（μ_ijt），并允许非效率项随时间变化，以捕捉贸易效率的动态演化特征。研究样本来源为中国对10个东盟国家（文莱、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2013年至2025年的面板数据，共130个观测值。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世界银行（World Bank）、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等。核心解释变量包括经济因素（中国与东盟国家人均GDP、人口、外汇储备、汇率）、制度因素（东盟国家经济自由指数）和地理因素（海洋距离、是否濒临南海）。模型通过最大似然估计（MLE）进行参数估计，并采用渐进式模型（模型1仅含地理因素，模型2加入经济因素，模型3加入制度因素）以及精简模型（模型4和模型5）进行稳健性检验。

**研究结果**
* **时空间格局演化**：2013-2025年，中国对东盟渔业出口呈现“核心强化、整体扩张、差距缩小”的演化趋势。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形成“四极联动”核心出口格局，柬埔寨、缅甸等低层级市场实现层级跃升，空间异质性降低，但文莱和老挝仍处于较低水平。政策红利（如RCEP、CAFTA）与地理邻近性共同驱动了格局演变。
* **模型设定检验**：似然比（LR）检验结果显著拒绝时不变模型（η=0）的原假设，确认贸易效率随时间变化，支持采用时变随机前沿模型。
* **基准回归结果**：模型1中地理距离显著为负，验证了地理因素对渔业出口的阻碍作用（假设H3）。模型2加入经济因素后，中国与东盟的人均GDP、东盟渔业资源与外汇储备均显著为正，验证了经济因素的强驱动作用（假设H1）。模型3进一步加入制度因素，经济自由指数显著为负，表明东盟国家经济自由度的提升抑制了中国渔业出口，验证了制度因素的限制作用（假设H2）。时变参数η显著，确认了贸易效率的时变效应（假设H5）。
* **稳健性检验**：通过精简模型设定、子样本回归（区分2013-2019年与2020-2025年）以及极端值缩尾处理（1%和5%水平），核心变量（经济自由指数）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性保持稳定，证明结论稳健。
* **内生性检验**：采用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处理，克服反向因果内生性后，核心结论基本不变。
* **变量重要性比较**：通过标准化Beta系数和弹性系数两种方法比较，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最强，地理因素次之，制度因素最弱。经济因素包含6个显著变量，模型贡献（对数似然值增加15.352）远高于制度因素（3.587），验证了假设H4：经济和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大于地理因素，且经济因素强于制度因素。
* **贸易效率与潜力分析**：中国对东盟各国渔业出口效率存在显著差异。老挝效率最高（0.61-0.84），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效率极低（0.00-0.16），整体呈下降趋势。2019年贸易潜力测算显示，新加坡（34%）、印度尼西亚（28%）、泰国（22%）和马来西亚（22%）的提升空间最大，表明通过改善制度对齐与通关便利化，仍有较大增长潜力。

**总结讨论**

研究结论部分总结如下：第一，经济因素是最核心的驱动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人均GDP、中国人口规模与东盟国家外汇储备均显著为正，经济因素模型贡献远高于制度因素，表明经济规模与市场需求是双边渔业贸易增长的根本动力。第二，制度因素具有显著负向效应，东盟国家经济自由指数显著为负，反映了在渔业贸易中制度兼容性与协调对齐比单纯制度自由水平更为关键。第三，地理因素的限制作用在区域海洋合作背景下显著弱化，一旦加入经济和制度维度，其独立效应不再显著，表明CAFTA和RCEP等区域合作机制有效抵消了地理距离带来的贸易成本。第四，中国与东盟渔业贸易的出口效率呈现显著国家分化与整体下降趋势，老挝贸易效率最高，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效率持续偏低，时变参数η为负，表明区域渔业贸易效率整体持续下降，凸显了通过海洋命运共同体合作平台优化贸易结构、提升合作成效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