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Reports》：Unpacking The First Decade (2014-2024) of Research on Phubbing and Technoference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vidence with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编辑推荐：
同处一地的手机使用常与伴侣互动中的中断相关联，这一现象通常被描述为低头族行为（phubbing）或技术干扰（technoference）。本系统综述整合了证据基础，并批判性地评估了该研究领域中的概念、测量和方法学基础，以指导未来方向。前瞻性研究方案已在开放科学
同处一地的手机使用常与伴侣互动中的中断相关联，这一现象通常被描述为低头族行为（phubbing）或技术干扰（technoference）。本系统综述整合了证据基础，并批判性地评估了该研究领域中的概念、测量和方法学基础，以指导未来方向。前瞻性研究方案已在开放科学框架（Open Science Framework, OSF）上进行预注册，完成的综述依据PRISMA 2020框架进行报告。研究人员检索了PubMed、ScienceDirect、Web of Science和Google Scholar中截至2024年4月的定量或混合方法同行评审文章，重点关注亲密关系中同处一地的手机使用。使用AXIS工具标准对研究水平的报告完整性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综合结果采用结构化主题综合配合严格的方法学批判进行合并。研究人员综合了55项独特研究，共包含29,925名参与者。证据基础表明，伴侣手机使用与关系满意度之间存在一致的负统计学关联，基于回归的模型经常强调冲突和伴侣响应性等心理变量的相关性。主要文献中的方法学和概念局限性阻碍了研究人员对这一现象的整体理解。具体而言，证据基础严重依赖静态的、横截面的设计，无法捕捉实时的伴侣动态。此外，术语互换导致了“jingle-jangle fallacy”（名称混淆与概念混淆谬误），而概念清晰度的缺乏和测量不匹配加剧了心理测量挑战，延续了病理化叙事和技术相关的道德恐慌。选择性地非系统性地讨论了2025–2026年的后期发展以提供背景。未来研究必须优先考虑概念清晰度和实时互动研究设计。
- 1.
引言
智能手机已持续存在于伴侣的日常互动中。关系过程与技术交织，无法脱离数字设备对日常关系实践的影响。在伴侣同处时（co-presence）使用手机可能被解读为一种退缩形式，潜在地标志着互动投入的减少。过去十年，大量研究以“低头族行为”（phubbing）或“技术干扰”（technoference）为标签探讨此类手机使用，揭示了其与亲密关系、信任或满意度等负面联系。然而，该领域因缺乏理论核心而受到挑战，现有研究在概念上碎片化、方法学上异质，且缺乏对这些研究要素和证据的严格综合。本系统综述旨在（1）整合截至2024年4月关于关系中同处一地手机使用的证据，并（2）批判性地评估该领域应用的概念方法、测量工具和研究方法。
1.1. 亲密关系中的同处一地手机使用：低头族行为与技术干扰
亲密关系为互动中智能手机使用提供了不可避免的语境。与伴侣同处时使用手机成为日常互动的反复特征，与言语和非言语线索交织，并被双方持续感知和评价。这种现象于2013年由Macquarie Dictionary命名为“phubbing”，并伴随“Stop Phubbing”社会活动。同时，“technoference”一词于2014年首次用于描述家庭与伴侣互动中的技术干扰。尽管两术语在定义上本应捕捉不同的构念（ agency、设备范围和关系背景不同），但研究人员常互换使用它们来描述社交互动中的任何手机相关干扰。两者在定义中均隐含伤害机制（snubbing, interference），但最初定义的情境可能大相径庭。概念澄清对系统应用概念至关重要，术语的互换使用表明缺乏整合的理论框架。此外，这些术语带有负面色彩，可能强化心理科学中的负性偏差，强加了对行为的解读而非让证据决定其是否有害、良性或情境依赖。
1.2. 以往综述
已有七篇综述考察了低头族行为或同处一地手机使用，但各自目的不同，留下了重要问题。叙述性和范围综述提供了有用的描述性概览，但未遵循系统方案或评估方法学质量。两篇元分析提供了有价值的合并效应量，但统计聚合优先于概念和方法学的细微差别。因此，该领域对研究如何设计、哪些概念和操作选择塑造了证据基础以及方法学不一致如何限制累积进展知之甚少。专注于亲密关系中同处一地手机使用的系统综述是必要的。
1.3. 当前综述
本系统综述追求两个目标：1）综合伴侣低头族行为的实证发现；2）批判评估该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学基础以指导未来。研究方案按PRISMA-P 2015指南预注册，完成综述报告采用PRISMA 2020框架。虽然主要使用“phubbing”一词，但检索策略纳入了相关术语以确保全面覆盖。
- 2.
方法
2.1. 方案预注册
系统综述方案于2022年3月在开放科学框架（OSF）预注册。文献检索在2022年3月至4月和2024年4月进行。预注册遵循系统综述注册标准，包含方案、研究目标和作者责任声明，未作修订。可重复性检查表详细列出了流程。
2.2. 文献收集与条目选择过程
遵循PRISMA-P指南，综述分为识别、筛选、合格和纳入四个阶段。在两个时间点（2022年3-4月和2024年4月）检索了PubMed、ScienceDirect、Web of Science和Google Scholar。检索算法结合了现象主题和目标人群。纳入标准为：定量或混合方法；英文；聚焦伴侣或亲密关系个体；无出版年份限制；排除会议论文和非同行评审。识别阶段共获得2791条记录，标题和摘要筛选排除了2532条，剩余136篇全文评估。筛选过程考虑了统计设计词汇，并排除了非同处技术使用的研究。
2.3. 第二作者纳入评估（2022年4月和2024年4月程序）
2022年4月，第二作者独立评估了62篇摘要和全文的子样本以验证标准，分歧通过讨论解决。最终30篇文章纳入。2024年4月重复该程序，新增25篇报告，总计55篇出版物。
2.4. 使用AXIS进行描述性评估
按照建议，研究人员使用横断面研究评估工具（AXIS）评估了55项纳入研究。AXIS作为方案指定的报告概况和描述性评估框架，包含20项正式标准，评估项目水平的报告完整性。由于AXIS专为横断面研究设计，应用于其他设计（实验、纵向或密集纵向）是探索性的。未计算附加的全局质量分数。每项研究由两位作者独立评分子样本，分歧经讨论达成共识。
2.5. 数据提取
第一作者系统提取了每篇稿件的以下元素：作者、年份、出版物和国家；目标人群和样本特征；研究设计；现象的概念化和操作化；相关因素；主要分析特征，包括低头族行为的角色、结果变量和主要结果。数据提取经多次迭代并与合著者协商以确保共识。
2.6. 数据综合
主要研究根据常见关系结果、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同处手机使用变量分组。未进行统计数据的转换，所有提取的流行数据使用现有平均分数和结果的方向性及显著性描述进行评估。计划使用结构化总结矩阵视觉呈现个体研究结果和质量特征。选择结构化主题综合配合方法学批判来合并证据基础，这允许研究人员系统评估文献中的概念、操作和设计相关警告。最后，通过根据出版年份、原产国、目标人群和具体研究设计元素分组来系统探索研究异质性。
2.7. 报告标准与PRISMA 2020透明度
完成的系统综述依据PRISMA 2020声明报告，确保完整报告和透明度。提供了详细的逐项PRISMA 2020检查表。
- 3.
结果
结果部分分为四个小节：（1）研究评估与偏倚风险；（2）关键研究特征；（3）与同处一地手机使用相关的因素；（4）假设检验与主要结果。
3.1. 使用AXIS进行描述性评估
几乎所有研究（n=49）明确定义了研究目标，且设计与假设匹配。然而，仅8项研究基于功效分析等证明了样本量合理性。大多数研究（n=46）明确定义了目标人群，但较少（n=44）一致描述抽样框架。关于风险因素测量（如低头族行为），大多数（n=50）测量适当，但较少（n=43）使用验证或试用工具。所有研究（n=55）均清楚确定了统计显著性，大多数（n=45）充分描述了基本数据。结果在大多数为内部一致（n=52）。6项研究未能呈现方法部分描述的所有分析结果，提示潜在的选择性报告偏倚。仅17项研究报告了完整的程序可重复性（从数据收集到分析）。大多数（n=49）讨论了局限性。43项研究报告获得了伦理批准或参与者知情同意。
3.2. 研究特征
3.2.1. 出版年份与出处
第一篇纳入论文发表于2014年。2020年代出版加速：2022年最多（n=19），2021年（n=11）和2023年（n=9）次之。文章分散在多个出处，最常见的是《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n=13）和《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n=5）。
3.2.2. 国家
研究主要在美国（n=16）和中国（n=8）进行；加拿大和土耳其各3项。20项研究为单国样本。
3.2.3. 目标人群与样本
目标人群通常为关系中的个体或伴侣（在二元设计中）。总体参与者为29,925人（女性17,637人，58.9%）。两项研究仅招募女性。六项研究招募了非异性恋参与者，但比例较低。总体平均年龄32.52岁。
3.2.4. 研究设计
大多数研究为横断面（n=40），8项采用密集纵向设计（日记法），4项传统纵向设计，3项实验设计。实验设计涉及互动中手机使用的操作。
3.2.5. 同处一地手机使用的概念化
“（伴侣）低头族行为”（(partner) phubbing）是最常用术语（34篇），其次为“技术干扰”（technoference，14篇）。其余使用如“移动工作”（mobile work）、“移动关系干扰”（mobile relational interference）或“智能手机多任务处理”（smartphone multitasking）。
3.2.6. 同处一地手机使用的操作化
对于相关横断面、纵向或日记法研究（n=52），采用特定测量或现有工具；实验研究（n=3）操作手机存在和模式。使用验证措施方面，最广泛使用的工具是伴侣低头族行为量表（Partner Phubbing Scale, Pphubbing；24项研究），其次是生活技术干扰示例量表（Technoference in Life Examples Scale, TILES；8项），常与设备技术干扰量表（Technology Device Interference Scale, TDIS；4项）结合。其他10项研究使用了额外验证工具。8项研究使用自编措施，如单条目或双条目测量手机可见度、强度或感知中断。两项研究关注互动中手机使用的性质而非频率。
3.3. 与同处一地手机使用相关的因素
该部分总结了与同处一地手机使用的统计关联（即相关性），分为（1）人口学因素；（2）关系因素；（3）个体幸福感与特质；（4）一般技术使用。年龄多呈负相关；性别混合；教育程度正相关证据少。关系因素中，冲突、伴侣响应性常被强调。个体幸福感如抑郁、生活满意度等也有相关。一般技术使用如智能手机成瘾等也有关联。
3.4. 假设检验与主要结果
证据基础表明，伴侣手机使用与关系满意度之间存在一致的负统计关联。回归模型频繁突出冲突和伴侣响应性等心理变量的相关性。然而，方法学局限性阻碍了对现象的整体理解。
- 4.
讨论
4.1. 概念化现象：术语冗余的后果
术语互换导致了“jingle-jangle fallacy”，概念清晰度缺乏和测量不匹配加剧了心理测量挑战，延续了病理化叙事和技术相关道德恐慌。
4.2. 关系中同处一地手机使用的操作化
测量工具多样，但验证工具使用有限，自编措施质量参差不齐，测量不匹配问题突出。
4.3. 研究设计与启示
证据基础严重依赖静态横断面设计，无法捕捉实时伴侣动态。未来需优先考虑概念清晰度和实时互动研究设计。
4.4. 综合与对领域的整体启示
综合发现强调了负向关联，但需超越横断面设计，采用经验取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ESM）或日记法捕捉日常波动。需发展整合理论框架，避免术语混淆。
4.6. 综述过程的局限性
检索限于英文数据库，可能遗漏非英文文献；仅纳入定量和混合方法，排除了纯定性研究；AXIS工具应用于非横断面设计的探索性限制。
- 5.
结论
未来研究必须优先考虑概念清晰度、实时互动研究设计，并超越静态测量，以全面理解同处一地手机使用对亲密关系的复杂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