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与能源利用中的偏向性技术进步：来自中国高污染企业的证据

《Ener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Green credit and 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energy use: Evidence from heavily polluting firms in China

　　•绿色信贷会改变高污染企业的技术进步方向。•资本约束会促使企业采取节约资本、增加能源使用的调整策略。•本文利用CETS数据与差异对比法估算企业层面的能源偏向技术进步。•绿色信贷设计中应纳入能源使用监控机制。

引言
气候变化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运用绿色金融工具来激励企业减少排放。然而，这些工具的环境效益并不明确，其在不同国家、机构及行业中的减排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最新研究进一步表明，绿色金融可能在企业发展与环境效益之间带来权衡，企业在环境状况和空气质量改善的同时，其财务表现也可能受到影响（Guo等人，2025年）。发展中国家在推行绿色金融时，面临着在保持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的同时降低工业能源需求的挑战。关于能源转型的研究强调了增长与脱碳之间的矛盾、工业脱钩程度相对较弱的问题，以及技术和燃料替代带来的新能源需求风险（Chen等人，2026年；Khan与Wang，2026年；Sharma等人，2026年；Yan等人，2025年）。对中国而言，这一问题在高污染企业中尤为突出，因为这些企业的能源密集型生产仍与产量及当地工业发展紧密相关。更值得关注的是，现实趋势和新兴实证研究都表明，绿色金融的快速扩张可能与能源消耗的增加同时出现（Lin与Pan，2024年；Pan与Lin，2025年）。如何理解这种“绿色金融反而导致更高能源消耗”的现象？其根本原因是什么？未来政策又该如何调整？解答这些问题对于更准确地评估绿色金融在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效果，以及设计能够避免引发不必要的能源需求扭曲的绿色金融工具至关重要。

这一悖论背后的一个关键机制可能是能源偏向技术进步。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绿色金融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绿色转型（Lei等人，2023年），并探讨了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如何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Ma等人，2025年）。然而，绿色金融通过改变各要素的相对成本，可能引发要素偏向的技术变革和战略调整（Hu等人，2023年；Quatraro与Ricci，2025年），因此其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和能源效率改善效果会因企业的要素替代弹性而存在差异（Liu等人，2025年）。与这些研究不同，我们关注的是绿色金融是否改变了技术进步的方向，而非是否促进了创新。对于高污染企业而言，以传统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投入是其生产和运营所不可或缺的，而企业的技术进步方向则受到技术升级所带来的要素需求影响。因此，节约资本型技术进步本身就可能成为推动更高能源需求的因素，尤其是在企业面临严格资本约束的情况下。尽管以往研究已经证实绿色信贷政策对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但它们很少关注该政策对技术进步方向及其背后机制的影响。因此，探究绿色信贷政策是否真的能引导企业走向低碳发展路径，对于评估其政策效果以及理解为何绿色金融会在高污染企业中与能源消耗上升同时存在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问题也与国际上关于定向技术变革和绿色金融的研究密切相关，这类研究并不仅限于中国情境。关于美国和欧洲汽车产业中的碳税与路径依赖型技术选择的研究（Aghion等人，2016年）、关于法国各工业部门技术变革偏向性的研究（Karanfil与Yeddir-Tamsamani，2010年），以及关于意大利企业对绿色投资不同反应的研究（Quatraro与Ricci，2025年）都发现，环境和金融政策冲击并不会均匀地转化为节能型技术变革，而是会与企业原有的要素禀赋和技术基础相互作用。来自中国以外发展中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政策评估证据也表明，以绿色为导向的金融和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往往依赖于配套的制度支持，而非自动生效。将我们关于绿色信贷政策和企业能源偏向技术进步的企业层面证据置于这一更为广泛的跨国研究背景下，可以发现，中国高污染企业出现的“绿色金融反而导致更高能源消耗”现象，并非该政策独有的特点，而是环境与金融监管与定向技术变革之间普遍存在的矛盾在特定情境下的体现。

为明确这一机制，有必要区分中性技术进步与偏向性技术进步（Wiskich，2021年）。中性技术进步是指环境法规以相同比例提升所有投入的边际产出，从而使各要素的份额保持不变。而偏向性技术进步则意味着法规改变了不同投入的相对边际产出，从而引发要素替代，使得某些投入的使用强度增加，而其他投入则被节省下来（Chen与Liu，2021年；Zhen等人，2021年）。在本文中，能源偏向技术进步指的是政策冲击之后，企业变得相对更依赖能源的技术发展路径。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加大对高污染企业的资本约束来传递价格信号，旨在迫使它们实现低碳转型。然而，如果资本约束使得这些资本密集型企业进行清洁转型成本过高，它们可能会选择节约资本，更多依靠能源进行生产，进而形成能源偏向技术进步。换句话说，绿色信贷政策虽能成功限制资本使用，却可能无意中刺激能源需求。这一机制解释了为何绿色信贷在提升环境激励的同时，仍可能导致能源消耗增加。此外，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绿色和低碳创新往往存在明显的后发劣势，仅靠市场力量很难推动技术进步朝着节能方向发展（van der Weij等人，2023年）。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在减排方面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高污染企业（He等人，2023年）。绿色信贷政策是中国最早且规模最大的绿色金融工具之一，其目的是提高高污染企业的融资成本，迫使其减少排放。自2007年实施以来，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文件制定的差异化信贷约束，引导商业银行调整产业结构。2012年发布的《绿色信贷指引》进一步强化了金融机构的环境责任，标志着绿色信贷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该政策明确要求商业银行通过优化信贷结构、加强资本配置来降低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尽管中国的绿色信贷体系发展迅速，但尚未完全改变高污染企业对能源密集型生产的依赖。2007年至2021年间，中国高污染企业的总能源消耗年均增长率仅为3.1%。在2012年和2017年，当工业总产值出现负增长时，这些企业的能源消耗仍大幅上升。这一现象表明，现有的绿色信贷政策尚未完全扭转高能源消耗的发展路径。正是基于这些情况，本文试图从企业层面探讨绿色信贷政策是如何改变技术发展方向和要素替代模式的，而不仅仅是整体能源效率的提升。

尽管有如此丰富的政策背景，现有文献仍存在一个未被填补的空白：关于绿色信贷政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它是否促进了绿色创新、提升了能源效率或减少了向高污染企业的融资，但并未探讨该政策是否改变了企业技术进步的方向，即无论整体创新或能源效率是否提升，它是否会导致企业在技术选择上相对更多地或更少地使用能源。这一区别非常重要，因为一项政策有可能在增加研发支出、降低能源强度的同时，如果其对资本的约束大于对能源的约束，仍可能推动技术变革向更多使用能源的方向发展。而现有的绿色信贷研究通常将创新成果或能源强度作为研究重点，並未设计出能够识别这一边际效应的分析框架。本文正是针对这一此前未被研究的空白展开分析。

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中国的高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2007年至2016年的企业税收调查数据。首先采用非线性似无关回归模型估算企业层面的能源偏向技术进步指数，然后再运用差异对比法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能源偏向技术进步。本文的贡献可从三个方面概括。

首先，从研究视角来看，以往研究已证明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有效推动技术创新（Li等人，2024年）并提升能源效率（Xu等人，2023年），但未能解释为何在总产出下降的情况下，能源消耗仍持续上升。本文从能源偏向技术进步的角度切入，提出并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这种偏向的逻辑链条，从而为解释高污染企业能源消耗持续上升的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其次，从研究数据来看，关于技术变革偏向方向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基于能源数据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而且现有的实证研究往往依赖省级数据（Guo等人，2022年）或行业级数据（Wang等人，2018年），缺乏企业层面的证据。本文通过利用中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计算企业层面的能源偏向技术进步指数，为了解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技术变革的偏向提供了新的证据，弥补了那些过度依赖行业或省级数据的研究的不足。

第三，从研究内容来看，本文从企业发展和政策缺陷两个角度，深入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导致能源偏向技术进步的根源、内在机制及不同企业的差异效应，从而揭示了绿色信贷政策与能源偏向技术进步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些研究结果为未来绿色信贷政策的推广、政策设计的优化，以及帮助企业真正实现节能转型提供了实证依据。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测量与理论框架，构建了用于衡量能源偏向技术进步的理论框架；第二部分为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详细阐述了实证研究策略，包括回归模型设定及税收调整数据的处理方法；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对绿色信贷政策对能源偏向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总结了研究结果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BTP指数的测量
本研究遵循Acemoglu（2007年）的方法，运用CES生产函数来描述企业的能源偏向技术进步，如方程（1）所示：
Yit=γiAEitEitσi?1σi+1?γiAKitKitσi?1σiσiσi?1
其中，Yit表示企业i在时间t的年度总产出；Eit和Kit分别代表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投入和资本投入；AEit和AKit表示能源和资本要素的当期技术效率。参数γi表示能源与资本投入的分配系数；σi则用于反映……

模型构建
为避免混淆中国绿色信贷体系的起源与实际政策冲击的时间点，需要说明的是，2007年仅仅是该政策框架的起点，当时监管机构首次发布了将银行信贷与环境绩效挂钩的指导文件，但并未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全国性执行规则。2012年发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则是首份要求商业银行将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纳入整个信贷流程的文件。

基准结果
表4展示了方程（10）的回归估计结果，控制变量按顺序列在（1）至（3）列中。在包含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3）列中，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能源偏向技术进步的估计系数为0.0107，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一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高污染企业的能源偏向技术进步水平，意味着技术变革的方向发生了偏移，即更倾向于能源使用增加的同时资本使用相对减少。

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CETS数据集，本文采用差异对比法，分析了2007年至2016年间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能源偏向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存在绿色信贷约束，该政策仍显著推动了企业技术进步向能源偏向技术进步的方向发展，即能源使用相对增加而资本使用相对节约，这一现象与能源经济学文献中记载的能源反弹效应一致。如“调节效应检验”部分所述，本文的研究经费来自以下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2503121]；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26AFB051]；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ZR2024QG04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项目编号：510325188]。

作者贡献说明：潘婷：软件、数据资源、研究方法、形式分析、数据整理、初稿撰写。胡莹莹：可视化、软件、形式分析、数据整理、初稿撰写。朱鹏虎：指导、研究方法、资金获取、形式分析、概念构建、初稿撰写。

利益冲突声明：我们没有任何需要声明的利益冲突。
潘婷|胡莹莹|朱鹏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