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性与道德义务:泰国航空旅客接受强制安全附加费的决定因素
《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Fairness and moral obligation: Determinants of mandatory SAF surcharge acceptance among Thai air trave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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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6年08月13日
来源:Journal of Air Transport Management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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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通过将计划行为理论扩展,纳入环境知识这一认知因素、规范激活模型中的个人规范这一道德因素以及感知公平性,来探讨影响乘客接受强制性的可持续航空燃料附加费的各种因素。通过对307名泰国航空旅客的PLS-SEM分析,该模型解释了55.8%的接受度差异,其中感知公平性(β=0.
摘要:本研究通过将计划行为理论扩展,纳入环境知识这一认知因素、规范激活模型中的个人规范这一道德因素以及感知公平性,来探讨影响乘客接受强制性的可持续航空燃料附加费的各种因素。通过对307名泰国航空旅客的PLS-SEM分析,该模型解释了55.8%的接受度差异,其中感知公平性(β=0.487)和个人规范(β=0.288)是主要的预测因子。环境知识与态度虽不会直接影响接受度,但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且个人规范完全中介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强制性背景下,计划行为理论的传统认知路径可能表现不同;虽然知识能影响态度,但仅有态度而无规范驱动则无法确保乘客接受。在该模型中,认知与道德框架依次发挥作用,但基于公正性的评估与接受度之间的关联最为紧密。为减少乘客的抵触情绪,航空公司和政策制定者应注重透明、公平的沟通方式,并结合规范引导策略。
1. 引言
可持续发展已是航空业的重要议题。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都提出了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方向,均旨在2050年前实现航空领域的净零碳排放(IATA,2024;ICAO,2025)。然而,目前的减排速度尚不足以在2050年前达成这一目标。航空业仍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至4%,其中大部分来自商业客运,而现有的政策框架也难以改变这一趋势(G?ssling和Humpe,2020;Myagkiy和Kularatne,2025;Rotaris等人,2020)。尽管预计燃油效率每年可提升1.6%,但航空客流量预计将以3.4%的速度增长,这将进一步加剧航空业的环境影响(ICAO,2025)(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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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为实现净零目标,业界正在探索多种减碳方法,包括电动飞机和氢燃料电池飞机等零排放推进系统。不过,这些技术仍处于初期阶段,短期内难以投入应用。从技术层面来看,可持续航空燃料是目前最可行的短期解决方案。这类燃料可直接替代传统燃油,且已通过ASTM标准认证,因此无需对现有飞机型号进行任何机械改造即可使用(Rogachuk等人,2025)。与传统喷气燃料相比,可持续航空燃料可将全生命周期排放量降低多达80%。尽管技术上已具备应用条件,但由于高昂的成本,其普及仍面临巨大阻碍。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价格是传统喷气燃料的两到三倍,这种“绿色溢价”给航空公司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它们难以独自承担,因而不得不通过附加费将成本转嫁给乘客(Xu等人,2022)。
为应对不断上升的燃油成本,部分航空公司采取自愿付费的方式,让乘客自愿支付额外费用以支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计划。然而,只有约4.4%的乘客愿意支付自愿碳补偿附加费,而超过33%的乘客则拒绝支付任何附加费(Berger等人,2022;Hui等人,2024)。由此可见,自愿付费方式难以克服这一经济障碍,有必要转向强制共同付费模式。这一转变已在监管层面开始落实。欧盟的ReFuelEU Aviation法规规定,从2025年起逐步提高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混合使用比例,到2050年需达到70%;而ICAO的CORSIA框架则建立了全球性机制,用于抵消航空业的排放增长。这些举措表明,强制要求乘客分摊成本已从理论设想变为现实。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将计划行为理论扩展,引入规范激活模型中的个人规范概念,以此分析社会压力、道德义务与乘客接受强制性可持续航空燃料附加费之间的关系,从而探究决定乘客接受度的各种因素。
2. 文献综述
2.1 乘客愿意为可持续航空燃料附加费付费的情况
关于可持续航空融资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自愿付费机制。多项研究表明,由于人们的怀疑心理以及搭便车问题,自愿参与的模式并未取得成功(Berger等人,2022;Wendt等人,2024)。除了参与率之外,关于环境税接受度的研究也表明,政策的合法性及分配公平性是获得公众支持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缴费为强制而非自愿的情况下(Kallbekken和S?len,2011)。正因如此,业界逐渐转向强制付费模式,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接受政策的心理机制。与自愿付费相比,附加费往往被视为税收或额外成本。虽然附加费有助于解决资金问题,但并不能保证乘客会接受。以往关于自愿捐款的研究表明,乘客对航空相关收费的反应受到多种复杂心理因素的影响,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成本收益计算,还包括道德规范、信任感以及感知公平性(Berger等人,2022;Wendt等人,2024)。因此,要设计出不会引发乘客抵触的强制缴费方案,就必须深入理解这些心理机制。
当强制收费缺乏合理的依据时,往往会遭到抵制,因为人们会将其视为对消费者选择权的限制或对自身权利的侵犯(Hui等人,2024)。此外,对企业绿色营销行为的担忧也会损害乘客的信任,使他们怀疑附加费所得是否真的用于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发展(Wendt等人,2024)。综上所述,现有关于自愿捐赠的研究无法准确预测乘客对强制收费的接受程度。本文正是为弥补这一不足,专门探讨乘客对附加费的接受情况,这与一般的付费意愿有所不同。
2.2 理论框架
本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模型作为基础。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意图受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Ajzen,1991),即对该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以及感知行为控制力。态度体现的是一个人对某一行为的正面或负面评价;主观规范指的是个体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而感知行为控制力则反映的是个体认为某种行为容易还是难以实施的程度。
在可持续航空领域,计划行为理论一直是预测乘客行为的主要框架。Xu等人(2022)利用该理论证明,对环境保护的积极态度会显著提升人们为低碳燃料付费的意愿。同样,Hui等人(2024)以及Myagkiy和Kularatne(2025)也通过计划行为理论指出,主观规范是推动航空业减碳行动的重要力量。
环境知识被作为认知前因变量纳入该模型,这与其在环保行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相符。环境知识指的是个体对环境问题及其缓解措施的认知理解(Fryxell和Lo,2003)。在航空领域,这包括对航空业环境影响的认识,以及对可持续航空燃料作为减碳解决方案的理解。以往在航空领域的计划行为理论应用表明,环境知识既会影响人们对碳减排的态度,也会影响他们对可持续出行方式的社交期望(Lu和Wang,2018)。
虽然计划行为理论能够解释自我利益与社会压力的作用,但它被认为忽视了对于亲社会行为至关重要的内在道德因素,即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资源的行为。为弥补计划行为理论的缺陷,本研究引入了规范激活模型。计划行为理论强调理性行为,而规范激活模型则认为利他主义是影响行为的关键因素。只有当特定的认知要素激发了个人的道德责任感,即个人规范时,亲社会行为才会发生。这种道德责任感的产生依赖于两个因素:意识到不作为会造成危害(后果意识),以及认定自己有责任采取行动(责任归因)(Schwartz,1977)。
本研究将个人规范视为主要的规范预测因子,而非完整模拟规范激活模型的信念链。个人规范体现的是内化的道德标准,而主观规范则反映的是外部社会压力。价值-信念-规范理论认为,个人规范是由深层价值观和信念所激发的最直接的规范决定因素(Stern,2000)。随着理论的发展,对个人规范的概念也在不断拓展。Schwartz(1977)最初将这一概念狭义地定义为一种道德义务感。Schwartz和Howard(1981)后来进一步扩展了这一定义,认为激活的个人规范是深层价值结构的直接体现。Onwezen等人(2013)则指出,预期的自我愧疚情绪等也能表明规范状态已被激活。Steg和de Groot(2010)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基于价值的自我预期比单纯的义务感更能预测环境行为。本研究采用这一更为宽泛的概念。道德义务、预期的愧疚感以及个人原则都是同一激活规范状态的体现,各自反映了这一核心概念的不同方面。
在强制付费情境下,附加费政策的结构设计本身就蕴含并传达了后果意识与责任归因的信息。政策的强制性明确表明航空业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同时也确立了乘客在减轻这些危害方面的经济责任。因此,在这种情境下,将后果意识与责任归因视为独立的认知变量并不十分重要,因为政策本身已经包含了这些前提。这一观点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即后果意识与责任归因并非必须源自个体的内在特质,也可以通过机构的沟通与企业的倡议从外部传递,从而作为外部刺激直接激活个人规范(Steg和de Groot,2010)。
特别是在责任归因方面,Savari等人(2023)发现,即便在完整建模的情况下,它也无法显著激活个人规范,这说明当情境因素足够突出,足以削弱个人的责任归因时,责任归因的作用就会减弱。不过,个人规范仍是规范激活模型作用的结果,它体现了在意识到后果并确定自身责任之后所产生的内化道德义务。正是这种责任感,使得环保合规行为区别于纯粹基于理性成本收益的计算(Han,2014;Schwartz,1977)。因此,将规范激活模型中的个人规范引入计划行为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乘客对附加费的接受程度,因为环保行为既受自我利益的影响,也受社会动机的影响(Bamberg和M?ser,2007;Liu等人,2017)。
关于自愿性亲环境行为的研究模型通常还包括感知消费者效能这一因素,即人们认为自己的自主选择能够通过个人能动性对环境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当前的研究框架未包含这一因素,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感知消费者效能在自主决策情境中作用最为显著,因为正是这种效能信念促使人们做出行动或放弃行动的决定(Antonetti和Maklan,2014)。而强制附加费则消除了这种决策空间:无论乘客是否认为自己的贡献能产生影响,都必须付费,此时效能信念在合规过程中已不再起作用。其次,个体的效能信念无法解决集体融资问题。航空业排放问题属于典型的集体行动问题,缺乏协调的应对措施根本无法解决问题(Higham等人,2018),而自愿付费模式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乘客怀疑存在搭便车行为时,他们就会拒绝缴费(Berger等人,2022;Hui等人,2024)。强制共同付费从结构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将关键的心理学驱动因素从效能转变为公平与道德义务,以规范目标为导向来引导行为,而非像感知消费者效能那样以利益为导向(Lindenberg和Steg,2007;Steg和de Groot,2010)。
由于公平与道德义务成为更重要的心理学驱动因素,本研究还将感知公平性作为第三个理论支柱纳入分析。在强制付费情境下,感知公平性被证明是一种独立于其他因素的、具有独特作用的接受度预测因子(Isaacson等人,2024)。它反映了人们对两个核心维度的认知判断:分配公平性,即成本在相关方之间是否得到公平分配;以及程序公平性,即政策机制及相关机构是否被视为合法且透明(Maestre-Andrés等人,2019)。当这两个维度都被认为是公平的,人们就会更愿意为集体利益而承担强制性的经济负担(Drews和van den Bergh,2016;Maestre-Andrés等人,2019)。
虽然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模型主要评估主体方面的因素,如乘客的态度、社会压力以及道德义务,但在强制性情境下,政策本身也成为了一个需要评估的独立对象,而这两种理论都无法涵盖这一方面。感知公平性正好填补了这一理论空白。在规范目标框架下,内化的道德义务与对机构机制合法性的认知是两个并行的影响因素(Lindenberg和Steg,2007)。个人规范代表了前者,而感知公平性则代表了后者,二者共同构成了接受强制性环境收费的规范基础。感知公平性与个人规范的作用机制有所不同。个人规范体现为内在的道德义务,而感知公平性则是对政策本身的外部评价。乘客可能会觉得有道德上的义务支付费用,但若认为附加费的设计不公平或流程不透明,则会抵制支付,这表明这两种心理机制在促使乘客接受附加费方面是独立且互补的(Isaacson等人,2024年)。
2.3 假设
主观规范并非仅由外部因素决定,它们常常会影响个人规范。当人们认为社会期望他们采取环保行为时,通常也会将其视为个人责任。Saracevic和Schlegelmilch(2021年)指出,社会压力是内在道德义务形成的前提。此外,一项涵盖56个国家的大规模元分析发现,社会规范会持续激活个人规范,进而推动环保行为,这说明人们所感知的社会期望是内在道德义务形成的可靠前兆(Helferich等人,2023年)。因此,当乘客感受到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强烈共识时,他们会将这种压力转化为个人责任。据此,假设1为:主观规范会对个人规范产生积极影响。
环境知识是个体理解环境问题的基础。在本研究中,环境知识指的是乘客对航空业环境影响的认知,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在减少排放方面的技术作用,这与NAM模型中“后果意识”所强调的个人责任归属不同。那些了解航空业的环境影响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等减排措施的乘客,更可能认为社会期望他们支持可持续实践(Bamberg和M?ser,2007年;Wu等人,2022年)。因此,具备相关知识的乘客更易感受到遵循绿色标准的压力。据此,假设2为:环境知识会对主观规范产生积极影响。
此外,个人理解也是个体进行评估的重要依据。已有研究证实,环境知识会直接影响人们对环保行为的态度(Bamberg和M?ser,2007年;Kollmuss和Agyeman,2002年)。Lu和Wang(2018年)具体指出,环境知识越丰富的航空旅客,对碳减排措施的态度就越积极。当乘客了解航空业的环境影响以及可持续航空燃料在降低排放中的作用后,他们对这项技术的态度也会更加积极。据此,假设3为:环境知识会对态度产生积极影响。
知识还会直接影响人们对政策的接受度。Rogachuk等人(2025年)强调,对可持续航空燃料相关举措的了解程度与支持意愿呈正相关。那些了解情况且明白需要通过绿色附加费来弥补成本差异的乘客,往往更不会抗拒强制收费。据此,假设4为:环境知识会对附加费的接受度产生积极影响。
对某种行为的积极看法会增强个体采取相应行动的责任感(Bamberg和M?ser,2007年;Han,2014年)。在航空旅行领域,如果乘客认为可持续航空燃料既能带来好处,又能有效减少环境危害,那么他们就会更有道德义务支持使用这类燃料。据此,假设5为:态度会对个人规范产生积极影响。
道德义务会显著影响人们是否愿意承担经济代价。Schomakers等人(2024年)指出,有一类以环保为重的乘客,他们的付费意愿主要源于内在的良知而非价格因素。因此,强烈的个人规范,如内疚感或责任感,会直接提升他们对附加费的接受度。据此,假设6为:个人规范会对附加费的接受度产生积极影响。
与TPB理论一致,对可持续航空燃料的积极态度也会提升人们对其附加费的接受度。Xu等人(2022年)证实,当乘客对可持续航空燃料持积极态度时,他们更愿意支付额外费用。此外,Bamberg和M?ser(2007年)发现,道德规范是影响人们决策意图的重要独立变量。据此,假设7为:态度会对附加费的接受度产生积极影响。
自愿性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乘客怀疑有人免费搭便车时,他们就会拒绝缴费,从而导致可持续发展相关项目长期资金不足(Berger等人,2022年;Brouwer等人,2008年)。虽然强制共同付费能在结构上解决免费搭便车的问题,但人们对公平性的看法仍存在很大差异。例如,统一的标准附加费在不同舱位间的适用方式,可能会被部分乘客视为合理,而被另一部分乘客视为不公平,这取决于他们对自己所承担的成本与机票价格之间的比例,以及自身碳排放量的判断。先前的研究已证明,政策的客观一致性并不能保证主观上的公平性,而这些主观评价能够在考虑个人经济成本之外,独立预测人们对政策的接受程度(Kallbekken和S?len,2011年)。当乘客认为成本分配公平(分配公平性),且执行机制合法(程序公平性)时,他们对强制收费的接受度会显著提高(Drews和van den Bergh,2016年)。最近的元分析也证实,这些公平性评价是影响人们支持可持续交通政策的主要因素(Isaacson等人,2024年)。据此,假设8为:感知公平性会对附加费的接受度产生积极影响。
3 方法论
3.1 研究设计与抽样
本文基于对泰国航空旅客的横断面调查,开展了一项定量研究。选择泰国作为研究地点有两个原因。首先,2023年泰国的航空客运量在全球排名第15位,预计到2042年将跻身全球十大航空市场之列,IATA预测到2043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达到3.88%,这使得强制要求分摊可持续航空燃料成本的问题对泰国航空公司和乘客而言愈发重要(ACI和ICAO,2025年;IATA,2024年)。其次,目前关于附加费接受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大洋洲(Berger等人,2022年;Myagkiy和Kularatne,2025年;Rotaris等人,2020年),而那些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亚洲市场的乘客则较少被研究。研究对象为过去12个月内至少乘坐过一次飞机的泰国航空旅客。数据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和大学网络发放的结构化在线问卷收集的。
数据收集共进行了两轮,使用的问卷、资格标准(过去12个月内至少乘坐过一次飞机)以及在线招募渠道均保持一致,均为社交媒体平台和大学网络。第一轮数据收集在2025年11月至12月间进行,得到的样本量较小(n=190),且以年轻乘客为主,老年乘客的比例偏低。因此,为了增加年龄多样性并提升统计效力,又进行了一轮额外的数据收集,时间为2026年4月至5月。这一轮共获得了143份回复,使总样本量达到333份。通过单变量和多变量方法识别并删除了异常值,以确保数据完整性(Hair等人,2021年)。单变量方法采用±3个标准差的阈值,而多变量方法则使用马氏距离(D2,χ2临界值为48.27,自由度为21,p<0.001)。经过这一处理,共有26份样本被删除,最终剩余307名受访者。
通过基于5000次排列的复合模型测量不变性程序(MICOM)来评估跨阶段一致性(Henseler等人,2016年)。由于所有原始变量间的相关性都超过了5%的排列下限,因此可以确认六个构念的组成不变性都成立。各构念在不同阶段的均值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所有p>0.05),方差也保持一致(所有p>0.05)。这些结果证明了完全的测量不变性,也为将两个子样本合并用于主分析提供了依据。此外,基于排列的多组分析也证实了结构一致性,八条结构路径在不同阶段之间都没有出现显著差异(所有p>0.05)。
为确定最低样本量要求,研究者回顾了以往关于TPB-NAM模型的研究,找出类似结构模型中报告的最小显著路径系数。最新研究显示,最小显著路径系数的范围在0.148(Han,2014年)到0.240(Kim,2023年)之间,中间值则有0.160(De Groot和Steg,2009年)和0.230(Savari等人,2023年)。另外,一项针对54项关于绿色购买意愿研究的元分析表明,整体路径系数均高于0.335(Zhuang等人,2021年)。
通过平方根倒数法来评估样本量是否充足(Kock和Hadaya,2016年)。以文献中报道的最保守的显著路径系数β=0.148为例,要以80%的统计效力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检测出如此程度的效应,所需的最小样本量为283人。而本研究的样本量为307人,超过了这一阈值,因此具有足够的统计效力来构建结构模型。不过,由于统计效力反映的是检测概率而非实际影响程度,因此后续还采用Cohen的f2效应大小来评估各路径的实际意义。
为检测共同方法偏差,对所有测量题项进行了Harman单因子检验。第一个未旋转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39.89%,低于50%的阈值,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并不构成严重威胁(Podsakoff等人,2003年)。为获得更可靠的评估结果,还按照Kock(2015年)的方法进行了完整的共线性检验,即为所有潜变量计算方差膨胀因子,每个构念依次作为因变量。所有构念层面的方差膨胀因子均低于2.57(环境知识为1.12,态度为1.52,主观规范为1.91,附加费接受度为2.24,个人规范为2.49,感知公平性为2.57),远低于3.3的临界值,进一步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并不构成严重问题。
3.2 测量工具
调查问卷中的问题均基于先前研究中经过验证的量表设计,同时根据可持续航空燃料附加费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所有问题都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进行评分,1表示“强烈不同意”,5表示“强烈同意”。问卷同时提供泰语和英语版本,以便当地参与者更好地理解问题含义。双语版本还经过了专家审核,确保概念和语义上的一致性,这也是跨文化问卷翻译研究中常用的验证方法之一(Maneesriwongul和Dixon,2004年)。在开始作答之前,参与者会先看到一个标准化的情景描述,说明相关政策:即向所有机票价格中添加一定的可持续航空燃料附加费,其金额约为票价中燃油费用的2%至4%。这一范围反映了当前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发展状况:目前的混合使用要求大约从2%开始(例如欧盟的ReFuelEU Aviation法规),而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价格大约是传统航空燃料的2到3倍,综合来看,机票的燃油成本大约会增加2%至4%(IATA,2024年;ICAO,2025年)。为让财务影响更直观,情景中还给出了具体票价对应的附加费示例:3000泰铢的机票需加收36泰铢,7000泰铢的机票需加收63泰铢,15,000泰铢的机票则需加收180泰铢。因此,有关公平性和接受度的题目都是针对这一特定数额的附加费,而非不确定的金额。
环境知识在这里被定义为自我报告的感知知识,而非客观知识。之所以使用感知知识,是因为人们日常的决策和环境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主观的社会风险认知的影响(Brouwer等人,2008年;Zhuang等人,2021年);乘客往往是根据自己认为对航空业气候影响的了解来行事,而非基于他们的实际知识水平(Becken,2007年)。
主观规范和个人规范分别对应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和内在的道德义务,其测量方式均遵循已有的TPB和NAM理论中的定义(Ajzen,1991年;Schwartz,1977年)。态度则是通过对可持续航空燃料作为一种环境解决方案的评估来测量的(Xu等人,2022年)。感知公平性则是指人们对强制附加费在分配和程序方面的认知判断(Berger等人,2022年;Isaacson等人,2024年;Maestre-Andrés等人,2019年)。附加费接受度则表示尽管需要承担额外的经济负担,人们仍然愿意遵守这一强制性环境要求的意愿(Hui等人,2024年;Rogachuk等人,2025年)。接受度是通过人们的明确意愿来衡量的,因为人们的行为意图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实际的支付行为(Sheeran和Webb,2016年)。
本研究并未收集财务数据。收入无疑对人们的财务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包括他们如何看待附加费问题。不过,本研究侧重于通过规范、态度以及公平性相关的机制来分析人们对强制性环境收费的接受度,在这种情境下,收入通常所驱动的自主成本收益计算可能不像在自愿性情境中那样重要。至于这种重要性是否真的会降低,目前还只是一个有待实证验证的问题,本研究并未涉及。如果加入有关收入、价格敏感度、出行目的和旅行距离等方面的问题,将会大幅延长问卷长度,增加受访者的负担,同时还可能引发人们在披露收入时的社会期望偏差(Hariri和Lassen,2017年;Krumpal,2013年)。该模型并未探讨乘客的支付意愿如何随其经济状况或附加费相对于票价的水平而变化。这一局限性已被明确,并被视为未来研究的方向。3.3 数据分析方法概念模型是使用SmartPLS 4软件中的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建模法进行评估的。选择这种方法主要有两个原因(Hair等人,2021)。首先,由于本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旨在在计划行为理论基础上引入源自规范激活模型的个人规范,以预测对附加费的接受度,因此相比传统的基于协方差的SEM,PLS-SEM更适用于构建和分析复杂的理论模型。其次,社会科学调查数据往往不遵循完美的正态分布,而PLS-SEM具有灵活性,因为它不对数据的正态性有严格要求,这使其特别适合分析李克特量表式的调查响应。统计显著性是通过百分位数自举法得到的95%置信区间以及来自相同10,000个子样本自举 procedure的两尾p值来判定的;当某个路径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时,就被视为显著。为了解决潜在的人口统计变量干扰问题,结构模型中还加入了三个控制变量:年龄、教育程度和飞行频率。这些变量的选择是基于先前的研究结果,即人口统计因素会影响乘客为可持续性举措付费的意愿(Myagkiy和Kularatne,2025;Wendt等人,2024)。年龄和教育程度是用来衡量受访者人口统计特征的单一指标,而飞行频率则作为旅行经验以及对航空公司定价熟悉程度的替代指标。这三个变量都被设定为附加费接受度的直接预测因子(见表1)。4. 结果表2展示了307名受访者的基本人口统计特征。样本中女性占多数,为57.6%,男性占42.4%。就年龄而言,受访者的年龄范围在18岁到60岁以上,其中18–25岁的群体最多,占比47.6%,其次是26–33岁的群体,占比18.9%,50–60岁的群体占比16.3%。超过一半的样本年龄在26岁及以上,涵盖了不同的人生阶段和旅行经验。在教育背景方面,大多数受访者拥有学士学位,占比80.5%,其次是硕士学位持有者,占比17.6%,博士学位持有者占比2.0%。在飞行频率方面,大多数受访者属于偶尔乘机的人:67.1%的人每年飞行1–3次,18.9%的人每年飞行3–5次,还有14.0%的人每年飞行次数超过5次。表1. 调查项目。构念代码项目描述来源环境知识KN1我知道航空排放对环境的影响。Lu和Wang(2018)KN2我知道可持续航空燃料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KN3我明白实现航空业脱碳的紧迫性。主观规范SN1对我重要的人认为我应该支持绿色航空。Ajzen(1991);Hui等人(2024)SN2社会期望乘客为环境保护做出贡献。SN3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会愿意为可持续发展支付少量费用。态度AT1使用可持续航空燃料对环境有益。Xu等人(2022)AT2我对使用可持续燃料的航空公司持积极看法。AT3支持可持续航空燃料是对未来有明智之举。个人规范PN1我觉得有道德义务在飞行时减少自己的碳足迹。Schwartz(1977)PN2如果我不为航空业的可持续发展做贡献,我会感到内疚。PN3支持环保出行是我的个人原则。公平感知PF1所有乘客共同承担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成本是公平的。Berger等人(2022);Isaacson等人(2024)PF2强制收取附加费是防止“免费搭车”行为的合理方式。PF3考虑到环境效益,该附加费金额是合理的。附加费接受度SA1附加费不会阻止我乘坐飞机。Rogachuk等人(2025)SA2我愿意支付强制性的附加费来支持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使用。SA3尽管有额外成本,我仍打算继续乘坐飞机。表2. 样本特征。特征类别频数(N)百分比(%)性别男性13042.4女性17757.6年龄组18–25岁14647.626–33岁5818.934–41岁258.142–49岁185.950–60岁5016.360岁以上103.3教育程度学士学位24780.5硕士学位5417.6博士学位62飞行频率每年1–3次20667.1每年3–5次5818.9每年超过5次43144.1. 模型质量通过分析指标可靠性、内部一致性、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来评估测量模型的质量。如表3所示,指标可靠性得到了验证,所有外部载荷值均高于0.70的推荐阈值,只有AT1的载荷值为0.663,略低于该阈值。不过,由于“态度”这一构念具有较高的复合可靠性(CR=0.873)和足够的平均方差提取量(AVE=0.700),因此仍将其保留在模型中,因为去除它并不会显著提升构念的效度(Hair等人,2021)。内部一致性也得到了验证,所有构念的复合可靠性值均高于0.70(CR范围为0.868-0.959)。收敛效度同样得到证实,所有平均方差提取量都超过了0.50的最低阈值(AVE范围为0.687至0.922)。表3. 模型质量结果。构念项目载荷值Cronbach's αCRAVE态度(AT)AT10.6630.7820.8730.7知识(KN)KN10.8480.850.9090.768KN20.917KN30.863公平感知(PF)PF10.9290.930.9550.876PF20.938PF30.941个人规范(PN)PN10.8660.8390.9030.756PN20.884PN30.859主观规范(SN)SN10.8310.7730.8680.687SN20.8SN30.854附加费接受度(SA)SA10.960.9150.9590.922SA30.96区分效度是通过对异质轨迹-同质轨迹比率进行评估来确定的,如表4所示。所有HTMT值均低于0.85的保守阈值,这说明模型中的所有构念在实证上都是相互独立的。表4. 区分效度。构念1. AT2. KN3. PF4. PN5. SA6. SN1. 态度(AT)2. 知识(KN)0.1533. 公平感知(PF)0.5980.2574. 个人规范(PN)0.6350.2290.7645. 附加费接受度(SA)0.510.2780.7630.7296. 主观规范(SN)0.5510.3710.6560.7890.616还对指标间的共线性进行了评估。SA2的外部VIF值为6.10,超过了5.0的阈值(Hair等人,2021),因此该指标被从“附加费接受度”构念中剔除。其余所有指标的VIF值均低于5.0,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剩下的两个SA指标(SA1和SA3)的载荷值都很高(均为0.960),且共线性也在可接受范围内。在PLS-SEM中,如果两个指标的载荷值较高,且同时满足可靠性和有效性标准,那么这样的双指标反射构念就可以被视为有效的(Chua,2022;Hair等人,2021),本分析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这两个指标反映了即便存在额外成本,人们仍会继续出行,因此该构念可被理解为在持续飞行背景下对附加费的接受,而非单纯的支付意愿。后续的稳健性分析也表明,这种分析范围并不会影响整体研究结果。为确认剔除SA2不会影响结构分析结果,我们重新对保留全部三个“附加费接受度”指标的模型进行了估算。尽管SA2的共线性较高(VIF=6.10),但结构分析的结果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所有被支持的假设依然显著,系数值也相当(H1 β=0.509,H2 β=0.299,H3 β=0.114,H5 β=0.291,H6 β=0.320,H8 β=0.475),而原本不显著的路径依然保持不变(H4 KN→SA β=0.082,p=0.052;H7 AT→SA β=0.002,p=0.974)。中介效应结构也依然存在:态度对接受度的影响依然完全通过个人规范起中介作用(间接β=0.093,p<0.001;直接β=0.002,p=0.974),知识则依然通过规范链(KN→SN→PN→SA,β=0.049,p=0.001)而非直接路径(β=0.082,p=0.052)发挥间接作用。公平感知和个人规范依然是最强的预测因子,而“附加费接受度”的解释方差基本没有变化(保留SA2时R2=0.569,而主要模型中的R2为0.558)。4.2 直接效应表5展示了使用自举法(10,000个子样本)得出的PLS-SEM分析结果。H1假设得到了支持:主观规范显著地影响了个人规范(β=0.508,t=10.79,p<0.001),效应大小也很显著(f2=0.392),说明社会期望会强烈激发人们的道德义务感。H2假设也得到支持:环境知识能够预测主观规范(β=0.299,t=5.88,p<0.001,f2=0.098),这意味着了解相关情况的乘客会感受到更大的社会压力,从而更愿意支持可持续发展举措。H3假设得到支持:知识对态度有正向影响(β=0.114,t=2.10,p=0.036),但效应大小较小(f2=0.013)。H4假设未得到支持:知识并未显著影响附加费接受度(β=0.074,t=1.93,p=0.053)。H5假设得到支持:态度对个人规范有正向影响(β=0.291,t=5.99,p<0.001,f2=0.128),这说明对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正面评价会转化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H6假设得到支持:个人规范能够预测附加费接受度(β=0.288,t=4.19,p<0.001,f2=0.093),强调了道德义务的作用。H7假设未得到支持:态度对附加费接受度没有直接影响(β=0.021,t=0.43,p=0.666)。H8假设得到支持:公平感知能够显著预测附加费接受度(β=0.487,t=7.32,p<0.001,f2=0.262),凸显了公平感知在强制收费情境中的作用。表5. 假设检验结果。空白单元格路径βtpf295% CIH1SN→PN0.50810.79<0.001*0.392[0.411, 0.598]H2KN→SN0.2995.88<0.001*0.098[0.199, 0.400]H3KN→AT0.1142.100.036*0.013[0.007, 0.219]H4KN→SA0.0741.930.0530.011[-0.001, 0.149]H5AT→PN0.2915.99<0.001*0.128[0.198, 0.390]H6PN→SA0.2884.19<0.001*0.093[0.148, 0.415]H7AT→SA0.0210.430.6660.001[-0.073, 0.120]H8PF→SA0.4877.32<0.001*0.262[0.360, 0.619]—年龄 → SA?0.0621.460.1450.007-—教育程度 → SA0.0821.780.0750.013-—飞行频率 → SA?0.0050.120.9080.000-*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该结构模型能够解释“附加费接受度”55.8%的方差(R2=0.558),个人规范能解释47.9%的方差(R2=0.479),主观规范能解释8.9%的方差(R2=0.089)。态度对方差的解释能力较弱(R2=0.013),这与知识-态度路径的较小效应大小相符(H3:β=0.114,f2=0.013)。通过盲法测试评估了各变量的预测重要性,结果显示“附加费接受度”(Q2=0.497)和个人规范(Q2=0.356)具有中等到较高的预测重要性。主观规范的预测重要性较低,仅为Q2=0.060,而态度的预测重要性则更低,仅为Q2=0.006,这表明认知-理性路径的作用十分有限。至于控制变量,三个人口统计变量均未显著影响附加费接受度:年龄(β=-0.062,t=1.46,p=0.145)、教育程度(β=0.082,t=1.78,p=0.075)以及飞行频率(β=-0.005,t=0.12,p=0.908)。这些结果表明,是否接受强制性的可持续航空燃料附加费更多取决于心理和规范因素,而非人口统计特征。环境知识和态度对附加费接受度的直接效应非常微弱(f2分别为0.011和0.001),远低于0.02的较小效应标准(Hair等人,2021),这说明即便在统计上显著,它们的实际影响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4.3 间接效应为了正式检验模型中提出的间接效应,我们采用了Hair等人(2021)推荐的 方法,通过10,000个子样本的自举法对特定的间接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见表6。表6. 间接效应。路径βtp95% CIAT → PN → SA0.0843.69<0.001*[0.042, 0.130]SN → PN → SA0.1463.71<0.001*[0.071, 0.226]KN → SN → PN → SA0.0443.060.002*[0.019, 0.075]KN → SN → PN0.1524.81<0.001*[0.093, 0.218]KN → AT → PN → SA0.0101.820.069[-0.001, 0.021]KN → AT → SA0.0020.380.705[-0.009, 0.017]*在p<0.05的水平上显著。态度通过个人规范对附加费接受度产生的间接效应显著(β=0.084,t=3.69,p<0.001,95%置信区间为[0.042, 0.130]),这表明态度只有通过激发人们的道德义务感才能影响其对附加费的接受度。对可持续航空燃料的正面评价首先需要被内化为个人的道德责任感,之后才会转化为实际的接受行为,这也体现了个人规范在其中的完全中介作用。主观规范通过个人规范对附加费接受度产生的间接效应同样显著(β=0.146,t=3.71,p<0.001,95%置信区间为[0.071, 0.226]),说明人们感受到的社会压力会通过内化的道德义务感影响其对附加费的接受度。在与知识相关的路径中,环境知识通过完整的规范链,即经由主观规范和个人规范,对附加费接受度有显著间接影响(β=0.044,t=3.06,p=0.002,95%置信区间为[0.019, 0.075])。环境知识通过主观规范对个人规范产生的间接效应也同样显著(β=0.152,t=4.81,p<0.001,95%置信区间为[0.093, 0.218])。而环境知识通过态度和个人规范对附加费接受度的间接效应(β=0.010,p=0.069,95%置信区间为[-0.001, 0.021])以及仅通过态度产生的间接效应(β=0.002,p=0.705)均不显著,这进一步证明了在强制收费的情境下,认知-理性路径的作用十分有限。综上所述,这些结果都表明,规范机制完全中介了态度和环境知识对附加费接受度的影响。这两个构念对附加费接受度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而通过个人规范产生的间接效应则既显著又有实际意义,这一结果与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是一致的。5. 讨论5.1 整体研究发现本研究通过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加入环境知识作为认知前因变量,个人规范作为道德前因变量,以及公平感知作为基于正义感的预测变量,探讨了乘客接受强制性可持续航空燃料附加费的各种决定因素。该结构模型能够解释“附加费接受度”55.8%的方差,其中公平感知是最强的直接预测因子(β=0.487,f2=0.262),其次是个人规范(β=0.288,f2=0.093)。环境知识和态度虽未直接影响附加费接受度,但它们通过规范路径产生了显著的间接效应。不过这些间接效应的效应大小也很小(f2分别为0.011和0.001),远低于0.02的较小效应标准(Hair等人,2021),这说明即便在统计上显著,它们的实际影响也相当有限。公平感知的重要性与Lindenberg和Steg(2007)的观点一致,他们认为行为结果取决于特定情境所引发的特定目标框架。在自愿情况下,人们通常会关注收益,会比较个人的经济成本与预期收益(Drews和van den Bergh,2016;Steg和de Groot,2010),此时态度和知识等认知-理性因素会被视为重要的预测因子(Xu等人,2022)。而在强制付费的情境下,人们则会更关注规范因素,公平感知和道德责任感会成为主要的心理驱动力,取代纯粹的成本效益分析成为人们遵守规定的依据。最近的元分析结果也支持这一理论观点(Isaacson等人,2024),这些研究表明,公平感知是影响公众对可持续交通政策态度的最主要因素。在这一强制情境下,认知理性预测因素的作用减弱,这一现象也体现在态度与知识效应的模式中——除非通过规范和正义途径内化,否则这些效应不会直接导致对政策的接受。尽管环境知识显著影响了态度(H3:β=0.114,p=0.036),但态度并未直接预测对附加费的接受度(H7:β=0.021,p=0.666)。因此,认知路径出现了部分中断:知识可以预测态度,但在强制付费条件下,仅有态度并不足以转化为接受行为(Rotaris等人,2020;Schomakers等人,2024)。态度必须先被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才能与接受行为相关联,这一点从它通过个人规范产生的显著间接效应中得到印证(β=0.084,p<0.001,置信区间[0.042,0.130])。这与自愿情境形成对比,在自愿情境中,态度可直接预测支付意愿(Xu等人,2022),这说明强制与自愿情境会激活截然不同的心理机制。
5.2 理论意义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态度会直接影响行为意图(Ajzen,1991),此前的研究也证实,在支持环保的情境中,环境知识会影响态度(Lu和Wang,2018)。然而在强制付费的情境中,尽管环境知识能显著影响态度,态度却并未直接预测对附加费的接受度。这里所体现的合规心理过程似乎与理性选择模型假设的不同。环境知识显著影响了主观规范(H2:β=0.299,f2=0.098),表明具备相关知识的乘客会感受到更强的社会压力,从而更倾向于支持可持续发展。环境知识也显著影响了态度(H3:β=0.114,p=0.036),但态度仍无法直接预测对附加费的接受度(H7:β=0.021,p=0.666)。这反映出在“态度到接受”这一环节存在中断,必须先有规范层面的驱动,态度才能转化为实际遵从行为。态度通过个人规范产生的间接效应(AT→PN→SA:β=0.084,p<0.001,置信区间[0.042,0.130]),以及环境知识通过规范链条产生的间接关联(KN→SN→PN→SA:β=0.044,p=0.002)都支持这一模式,而仅通过态度的直接路径则不具显著性(KN→AT→SA:β=0.002,p=0.705)。虽然知识到态度这一阶段的认知路径仍部分保留,但态度效应完全由个人规范中介,这表明在强制付费情境下,计划行为理论与NAM理论中的个人规范并非相互竞争的替代机制,而是依次发挥作用。在行为发生的前期,计划行为理论的机制仍有解释意义,即知识会影响态度和主观规范,而在合规阶段,则是由个人规范起作用,将认知与社会因素转化为实际接受行为。这种顺序结构意味着,将个人规范纳入计划行为理论并非简单的叠加,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在强制条件下认知与态度因素如何影响行为结果(Bamberg和M?ser,2007;Han,2014)。除规范机制外,感知公平性也被证明是对附加费接受度最强的预测因素(H8:β=0.487,f2=0.262),这凸显了在强制付费情境中,人们对正义感的考量至关重要。尽管Isaacson等人(2024)已指出公平性是影响碳定价和交通等领域环境政策接受度的关键因素,但本研究将这一发现扩展到了航空领域的强制附加费情境中,此时乘客不仅要考虑成本分摊的公平性,还要判断收费行为的合理性。感知公平性的效应强度高于个人规范,说明即便存在道德义务,乘客是否接受附加费更多取决于他们是否认为成本分摊公平、收费行为合理。感知公平性在预测力上优于个人规范,这表明在决定人们是否遵从政策时,基于正义感的评估可能比道德义务更具影响力,不过这一结论仍需在当前样本和情境范围内加以解读。
中介分析显示,存在两条与接受度相关的预测路径。个人规范完全中介了态度、环境知识、主观规范与附加费接受度之间的统计关系。而感知公平性则采取不同机制,它直接预测接受度,而非通过规范链条发挥作用。这两条路径在心理学层面似乎存在差异:规范路径是将认知与社会因素转化为道德义务感,而公平路径则是直接对政策本身的公平性进行判断。目前尚不清楚感知公平性是与个人规范独立发挥作用,还是以某种此处未涉及的方式与规范激活机制相互作用。
5.3 管理启示
由于环境知识与态度并未直接预测对附加费的接受度,而个人规范却有显著影响(β=0.288),航空公司与政策制定者应放弃单纯的信息传播方式,转而采用强调集体道德责任的规范性宣传策略。那些突出共同公民责任的表述,比如“乘坐该航班的乘客都在为降低航空业的碳排放出力”,往往比“该航班的碳排放量减少了20%”之类的技术性说明更有效。因此,沟通内容应侧重于道德义务,而非碳排放数据。这类表述应出现在订票页面、登机牌以及航班后的总结信息中,因为这些地方是乘客直接接触到附加费信息的场合。由于感知公平性是对接受度最强的预测因素(β=0.487),沟通时必须明确阐述分配公平性与程序公平性。分配公平性可通过透明的费率设定来实现,即让附加费与经核实的可持续航空燃料边际成本挂钩,并根据不同票价等级进行差异化设置,从而让成本分摊更加透明。程序公平性则可通过独立的资金使用监管、公开披露资金如何用于采购可持续航空燃料,以及公布审计机制来保障。此外,每年进行第三方审计,也能确保附加费收入确实用于可持续航空燃料的采购,而非一般运营开支。公平性感知不仅影响附加费的设计方式,还影响其沟通方式;尤其是,它决定了各航空公司如何在不同乘客群体之间分配成本负担。如果对经济舱和高端舱,或对排放强度不同的短途与长途航线都统一收取相同费用,那么这种按票额统一征税的方式可能会被视为不公平。通过建立全行业统一的费率结构与航线排放标准,可以避免不同航空公司之间存在分配不公的问题,从而在结构层面上保障公平性。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航空公司、监管机构以及国际组织之间密切合作,制定统一标准,防止出现竞争扭曲。国际民航组织的CORSIA框架以及欧盟的ReFuelEU Aviation法规就是可供东盟各国航空管理部门借鉴的现有模式。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管理启示仅适用于本研究中探讨的较低水平的附加费情境(相当于燃油成本的2%至4%,换算成当地货币大约为36至180泰铢)。对于更高额度的附加费,以及公平性与规范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则可能存在差异;此外,由于本研究未测量收入、价格敏感度、出行目的或行程距离,因此这些研究结果主要反映了影响接受度的心理与规范因素,而非接受度随财务负担变化的规律。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将计划行为理论拓展,引入环境知识、NAM理论中的个人规范以及感知公平性,分析了影响乘客接受强制可持续航空燃料附加费的各种因素。该结构模型能够解释55.8%的附加费接受度变异,其中感知公平性与个人规范是最主要的预测因素。环境知识与态度并未直接预测接受度,而是通过规范路径间接发挥作用:环境知识会激发社会规范(β=0.299),而态度则会被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β=0.291),之后才转化为接受行为。个人规范完全中介了这些关系,而感知公平性则是一条直接且独立的预测路径。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强制付费情境下,认知与态度因素更多是规范激活的前置条件,而非行为的直接预测因素。感知公平性与个人规范都是影响接受度的近端预测因素,二者是协同作用而非相互对立。在实际操作中,航空公司与政策制定者应优先采用规范性宣传策略,而非单纯的信息传递,同时要清晰地说明附加费的公平性及其对环境保护的益处,并推动建立符合乘客公平期待的行业统一规范。不过,这些研究结果也存在四点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样本主要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泰国旅客,其中80.5%拥有学士学位,47.6%的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虽然对年龄、教育程度及飞行频率进行了控制,且其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这些因素并未导致不同受访者之间在接受度上存在差异,但这并不能排除样本存在的偏差。受过良好教育的受访者往往具有更强的环保意识与公平感,因此在该类样本中,模型得出的规范与正义效应系数可能被高估。在将研究结果推广到更广泛的人群时需格外谨慎,未来还需在更多样化的背景下开展进一步研究。其次,附加费接受度反映的是受访者的意愿,而非实际支付行为。元分析表明,意愿大约能解释28%的行为变异(Sheeran和Webb,2016),而在涉及金钱承诺的情况下,这一差距还会更大。因此,所解释的55.8%的变异实际上指的是意愿的形成,而非实际的遵从行为。感知公平性(β=0.487)的效应强度高于个人规范(β=0.288),这部分可能是因为在不存在金钱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人们更容易基于公平性进行理性判断。第三,问卷未收集收入、价格敏感度、出行目的或行程距离等数据。虽然年龄、教育程度及飞行频率这些已纳入的控制变量也并非接受度的显著预测因素,但它们终究只是对实际财务状况的近似替代。第四,本研究为横截面设计,无法进行因果推断,且两种预测路径的独立性也是通过中介分析推断出来的,并非经过直接验证。尽管所有变量都是通过同一份自我报告问卷测量的,但哈曼单因子检验以及全面的共线性分析(Kock,2015)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太可能影响研究结果;不过,与任何单一数据来源的研究一样,也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未来的研究应在非泰国人群、受教育程度较低或年龄较大的旅客群体中验证这一模型。此外,还应控制收入、价格敏感度、出行目的、行程距离及文化背景等因素,采用实验法或揭示性偏好法来测量实际支付行为,直接检验感知公平性与个人规范是独立发挥作用还是存在交互作用,同时还需对个人规范这一概念进行多维度划分,区分道德义务、预期愧疚感与个人原则等不同层面。
遵循伦理标准
所有参与在线问卷调查的受访者都被告知,他们的参与完全是自愿的,他们随时可以选择拒绝参与。在开始回答正式问题之前,受访者都需要确认同意参与此次调查。
CRediT作者贡献说明
Teeris Thepchalerm:概念构建、正式分析、研究实施、方法设计、项目管理、结果验证、初稿撰写。
Chonthicha Thamwapi:概念构建、数据整理、正式分析、方法设计。
Suchanan Sriorapim:概念构建、数据整理、正式分析、方法设计。
Natthanika Srijudanu:概念构建、数据整理、方法设计、结果可视化。
Jitlada Nakakul:概念构建、数据整理、结果可视化。
Teeris Thepchalerm | Chonthicha Thamwapi | Suchanan Sriorapim | Natthanika Srijudanu | Jitlada Nakakul
泰国清莱玛哈鲁安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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