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气候变化显得遥不可及?来自全球南北八国的证据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What Makes Climate Change Feel Distant? Evidence from Eight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North and South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13日 来源: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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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心理距离——即人们认为气候变化是近在眼前还是遥不可及——决定了这一问题是否会被视为紧迫且需要采取行动。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来自全球北方国家,对于那些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中,这种心理距离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知之甚少。本研究借助传播学与心理学领域的理论,分析了全球南北八个国

  摘要
心理距离——即人们认为气候变化是近在眼前还是遥不可及——决定了这一问题是否会被视为紧迫且需要采取行动。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来自全球北方国家,对于那些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中,这种心理距离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知之甚少。本研究借助传播学与心理学领域的理论,分析了全球南北八个国家(巴西、法国、德国、印度、日本、巴基斯坦、英国和美国)中影响心理距离的因素。研究通过调查数据(样本量8,254)以及包含国家固定效应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探讨了人们对不同意识形态群体在气候问题上的关注程度、主流与非主流媒体的使用情况、接触到的气候错误信息数量,以及对各类机构的信任度等因素的影响。综合分析表明,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以及更担忧气候变化的人,会认为气候变化更为迫在眉睫;而接触过多错误信息则会增加心理距离。与气候传播研究结果一致,更多关注主流气候新闻、对科学家、气候新闻及环保活动家有更高信任度的人,其心理距离会更小,而对政治人物及熟人的信任则没有明显影响。从国家层面来看,虽然存在一定的稳定性,但也存在差异——例如,在除巴基斯坦以外的所有国家中,对气候变化的担忧都是心理距离的重要预测因素,而新闻媒体使用、元认知以及错误信息等影响因素则因国家而异。这些发现通过识别普遍存在的因素与特定情境下的因素,拓展了对心理距离的理解,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全球南方国家之外,同时也强调了制定适合各国实际情况的沟通策略的必要性。

引言
随着气候变化愈发严重,未来前景更加黯淡(Ripple等人,2024),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气温持续上升(IPCC,2022),仍有一些人质疑气候变化何时——甚至是否会——对社会造成严重影响(Duan等人,2019;Vlasceanu等人,2024)。尽管社会中仍有人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持怀疑态度(van der Linden等人,2017),但科学界普遍认同,气候变化不仅会在未来影响人类,如今已然正在产生影响(IPCC,2022)。科学共识与公众认知之间的差距带来了重要后果:如果人们不能充分认识到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他们可能就不会有动力采取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而政策制定者也可能面临较少的压力去推行有力的气候政策。

理解科学共识与公众认知之间差距的一个途径,就是通过“心理距离”这一概念——即人们认为气候变化在时间、空间或社会层面上是近在眼前还是遥远存在。这种距离感知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人们是将气候变化视为亟需立即行动的紧迫风险,还是视为与个人关系不大的遥远问题。这类感知不仅影响个体的信念形成和政治参与度(Spence等人,2012),还影响人们如何解读从媒体及其他渠道获取的信息(Sch?fer & Painter,2021),因此对于理解为何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具有重要意义。正因如此,弄清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心理距离十分重要。除了个体自身的担忧之外,还有诸多因素可能起作用,包括人们认为他人如何看待气候变化、他们通过不同媒体获取和解读信息的方式、他们接触错误信息的程度,以及他们对各类机构的信任度。在本研究中,我们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分析它们在塑造人们认为气候变化是近在眼前还是遥远存在方面的作用,以及这些机制在不同国家背景下的差异。

许多行为研究,包括那些与气候心理学相关的研究,主要依赖于WEIRD群体,这引发了关于现有研究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疑问(Henrich等人,2010)。一个尤其重要但很少被研究的因素是,人们认为他人如何看待气候变化。这类元认知可以作为一种社会信号,影响人们是将气候变化视为全社会面临的紧迫挑战,还是视为与个人相关的遥远问题。除此之外,更广泛的信息环境因素,如媒体使用、接触错误信息的情况以及对机构的信任度,也可能起到重要作用,但目前我们对这些因素在不同国家中塑造心理距离的作用了解甚少。为填补这些空白,本研究分析了八个政治体制、民主程度、媒体环境以及受气候变化影响程度各不相同的国家——巴西、法国、德国、印度、日本、巴基斯坦、英国和美国——中影响心理距离的因素(Eckstein等人,2018;Gelfand等人,2011;Sun等人,2004)。通过比较全球北方和南方国家的状况,本研究不仅检验了这些关系的稳定性,还揭示了不同环境如何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紧迫性的认知。

总而言之,本研究利用传播学与心理学领域的理论视角,探讨了人口统计特征、元认知以及信息环境如何影响八个不同国家中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心理距离。通过整合这些因素,并将其置于跨国家的研究框架之中,我们旨在深入理解为何不同人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感受存在差异,同时推动多条相关理论研究的发展。为此,我们首先回顾相关文献,提出研究假设与问题,随后阐述数据来源、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及其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心理距离被定义为人们认为物体和事件与当前时刻之间的距离(Liberman等人,2007)。心理距离会影响我们对世界的心理解读,进而影响我们的信念与行为(参见构念层次理论;Trope等人,2007)。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心理距离体现为人们认为其后果是在近期就会影响到自己、所在社区或整个社会,还是仅在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Spence等人,2012)。

一些人认为,缩小心理距离对于提升公众对有利于气候的行动与政策的支持至关重要,因为这能够增强人们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担忧(Spence等人,2012)。然而,实证证据并不一致。McDonald等人(2015)指出了让气候变化显得更为紧迫的潜力,但也提到了恐惧与回避等负面效应,并指出目前缺乏跨情境的系统性研究。Schuldt等人(2018)通过实验发现,降低地理距离确实能改变人们的认知,但并未提高美国参与者的政策支持度。其他研究也显示了效果较小且受情境影响的结论:一项英国研究指出,将气候变化“拉近”能够减少社会空间距离,进而间接促进保护性行为(Loy & Spence,2020)。一项大规模干预研究同样只发现了较为温和的总体效应,即降低心理距离能略微强化人们对气候问题的信念,但对政策支持或行为改变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Vlasceanu等人,2024)。此外,最近的一项系统综述也指出,目前缺乏支持心理距离与气候行动之间存在关联的证据(van Valkengoed等人,2023)。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质疑心理距离对气候变化行为的影响,但从跨文化角度评估影响心理距离的因素,仍然能为理解个体和国家在感知气候变化距离方面的差异提供有益视角——即便行为效应可能较为有限或受情境制约。

至关重要的是,尽管全球南方国家往往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Eckstein等人,2018),但大部分相关研究仍集中在全球北方国家。这种失衡限制了现有研究结果的可比性和普遍性,同时也使得关于个体特征以及人们接触气候变化时的信息环境在其中所起作用的疑问仍未得到解答。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研究人口统计特征、元认知、媒体使用、错误信息以及机构信任度如何在不同的背景下影响心理距离。虽然我们认识到这些因素可能并非影响心理距离的唯一因素,但我们认为,作为初步探索,有必要对这些广泛的因素进行研究,以了解个体、社会及信息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心理距离。

人口统计特征已被证实是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担忧程度的关键因素。风险感知理论(Slovic,1987)指出,多种情感、社会文化及人口统计因素都会影响人们所感知的风险。这意味着,人口统计变量对于理解人们所认为的气候变化风险及其心理距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该理论一致,年轻人、女性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通常表现出更强的气候变化担忧情绪,也更愿意采取环保行动(Kühner等人,2025)。那些认为气候变化在心理上更为接近的青少年,也会表现出更高的担忧程度(Gubler等人,2019),而针对年轻人的研究则揭示出性别差异,女性往往表现出更强烈的情感与行为上的投入(Clayton等人,2023)。相比之下,年龄较大、男性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通常担忧程度较低,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也将气候变化视为更为遥远的问题。

尽管这些证据大多来自全球北方国家,但全球南方国家的研究也显示出类似的趋势。印度与南非的比较研究表明,气候变化的未来往往在空间、时间和社会层面都被描述为遥远的,这表明心理距离可能是不同情境下的一种常见认知模式(Guenther & Brüggemann,2023)。针对全球南方国家气候变化影响的系统综述也强调了性别、教育水平及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担忧程度及风险感知(Ngcamu,2023)。

与此相关的是,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本身也是影响心理距离的重要因素。那些对气候变化影响担忧较少的人,往往不会将其视为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与心理学研究结果一致——即那些被认为威胁性较低的问题,往往会被视为更为遥远(Heinz等人,2023)。因此,基于这些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a:年龄较大的人会报告更高的心理距离。
H1b:男性会报告更高的心理距离。
H1c: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会报告更高的心理距离。
H1d:对气候变化担忧程度较低的人会报告更高的心理距离。

元认知——即人们对自己认为他人如何思考的信念——已被证明对影响个体的政治信念及对他人的态度具有重大影响(例如,他们对政治对手的敌意;Kubin等人,2023)。一些研究还指出,元认知不仅影响我们对他人的看法,也会影响我们自身的态度(Kubin & von Sikorski,2024)。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元认知常常作为一种社会信号,为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情境,如气候变化时,提供形成自身态度的快捷途径(Cialdini,1993)。

在气候变化领域,元认知不仅可能影响人们如何看待他人,还会影响他们自身的心理距离感知。如果人们认为其他人非常担忧气候变化,这可能会通过让气候变化显得像一个紧迫且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从而降低心理距离。但反之亦然。如果人们认为普遍存在担忧情绪,这可能会削弱个人的责任感,或者让人觉得“别人已经在担心了”,从而降低对自己而言的紧迫感,进而使心理距离增加。关于社会认同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例如,一些社会认同研究指出,对问题的集体认可有时能够促进动员,但如果人们将担忧主要归因于他人,这也可能使责任从个体身上转移开(Masson & Fritsche,2021)。因此,元认知可能会根据人们对担忧程度的不同解读,使心理距离向任一方向变化。

谁被认为关心气候变化也很重要。在许多国家,比如美国,关心气候变化通常被视为自由派的特质。因此,当人们认为自由派关心气候变化时,这可能被视为理所当然且符合其意识形态,对心理距离的影响相对较小。相反,如果人们认为保守派关心气候变化,这可能打破常规印象,从而增强其影响力。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会通过表明不同党派都承认这一问题的存在,从而降低心理距离(Druckman & McGrath,2019);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可能会因为将担忧归因于外部群体而使他们与之保持距离,进而增加心理距离(Lees & Cikara,2021;Moore-Berg等人,2020)。因此,我们认为谁关心气候变化,对我们自身的心理距离也有重要影响。

此外,元认知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人们认为他人如何思考,还取决于他们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 Turner,1979)指出,人们倾向于偏爱自己的政治内群体,同时与外群体保持距离。因此,自由派对于自由派与保守派各自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态度,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保守派也是如此。这些由身份驱动的动态与研究结果一致,即政治意识形态是影响气候态度的最强预测因素之一,尤其是在美国(Brulle等人,2012年)。这表明,意识形态与元认知之间的互动对于理解心理距离可能尤为重要。尽管有这些见解,但目前还没有研究直接探讨个人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其对政治群体关切程度的元认知如何共同影响心理距离,也不清楚这种动态是否在不同政治和文化背景下都成立。为填补这些空白,我们的研究考察了元认知在塑造心理距离中的作用,并测试了其效应是否因群体、意识形态和国家背景而异。基于这些发现,我们提出以下问题:RQ1a:左倾政治群体认为气候变化很重要的元认知是否会影响心理距离?RQ1b:右倾政治群体认为气候变化很重要的元认知是否会影响心理距离?RQ2a:政治意识形态是否调节左倾群体关切程度的元认知对心理距离的影响?RQ2b:政治意识形态是否调节右倾群体关切程度的元认知对心理距离的影响?对于大多数公民而言,新闻媒体是获取气候信息的主要渠道(Moser,2016年;Newman等人,2020年),而气候变化的报道方式会影响人们觉得该问题离自己远近的感知。研究表明,新闻报道会影响政策议程(Carmichael & Brulle,2017年),塑造公共讨论方向(Carvalho,2010年),并积极影响支持环保的行为意愿(Rice & Miller,2023年)。同时,内容分析显示,新闻往往将气候变化描述为发生在遥远的空间或时间上,强调其对其他地区或未来世代的影晌(Guenther & Brüggemann,2023年)。这些发现表明,人们所依赖的新闻媒体可能会影响他们对气候变化距离感的认知。此外,不同国家的媒体和社交媒体生态系统也存在差异。根据媒体系统理论(Hallin & Mancini,2004年),不同的媒体系统模式可能导致不同的政治后果(例如,在公众观点的极化或缓和方面)。这说明,媒体系统的结构对于理解公众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政治议题的心理距离态度至关重要。为此,我们进行了跨国家分析(8个国家),以研究媒体系统的潜在差异如何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心理距离感。报纸、电视和广播等主流媒体通常遵循新闻规范,提供准确信息,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Ejaz等人,2022年)。调查和跨国研究进一步表明,接触主流的气候变化报道与更高的意识、担忧程度以及更环保的行为有关(Arlt等人,2011年;Rice & Miller,2023年)。与其他与环境相关的态度类似,我们预计使用主流媒体也会降低心理距离,因此提出假设:H2:使用主流新闻媒体会带来更低的心理距离。相比之下,非主流渠道——包括社交媒体和网络网站——尤其在年轻人群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Chen等人,2023年)。这些渠道能够放大活动家的叙事和情感化表达,使人们感觉气候变化十分紧迫且贴近现实(Molder等人,2022年),但它们也会传播错误信息和具有极化倾向的内容,从而引发怀疑并增加心理距离(van der Linden等人,2017年)。因此,它们对心理距离的影响更具不确定性,尤其是在不同国家背景下,所以我们提出问题:RQ3:非主流媒体的使用如何影响心理距离?除了人们使用的媒体类型之外,他们所接触信息的准确性也很重要。气候变化是一个政治化问题,某些利益集团长期以来试图通过向公共领域灌输错误信息来影响舆论(Conway & Oreskes,2012年)。这类信息往往旨在质疑科学共识,淡化气候风险的严重性,或将影响描述为遥远的而非即时的(Coan等人,2021年),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加剧心理距离。此外,根据关于虚假真相效应的理论研究(Fazio等人,2015年),反复接触错误信息会进一步提高其被当作真实信息接受的可能性(Pennycook等人,2018年),从而进一步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距离感的认知,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3:更多接触关于气候变化的错误信息会导致更高的心理距离。信任一直被视为气候沟通与参与的基石,参见来源可信度理论(Hovland等人,1953年),它影响着人们是否接受科学信息并支持相关政策措施(Cologna等人,2025年;Hornsey等人,2016年)。除了影响人们的信念和行为之外,信任也可能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距离感的认知。当人们信任那些传达气候变化信息的机构和人士时,他们更有可能认为这个问题是真实且紧迫的,而低信任度则可能引发怀疑和疏离感,进而加深心理距离。在全球范围内,科学家始终是最受信任的气候变化信息来源(Cologna & Siegrist,2020年)。对科学家的信任与更准确的认知相关,比如更确信气候变化确实正在发生(Arbuckle等人,2015年),而且一项元分析也表明,它是预测人们是否接受气候变化的最强因素之一(Hornsey等人,2016年)。对环境活动家的信任同样与更高的气候担忧程度以及更愿意采取环保行为相关(Kenward & Brick,2024年;Nylund等人,2025年)。对气候新闻媒体的信任也有类似作用——即当人们认为相关报道可信时,他们更可能认为气候变化十分紧迫且贴近现实(Ejaz等人,2024年)。相反,对政治人物的信任则可能增加心理距离,因为政治领袖常常淡化气候风险或推迟采取有力行动,使得问题看起来不那么紧迫(Carmichael & Brulle,2017年;Ejaz等人,2024年)。因此,基于现有研究,我们提出假设:H4:对(a)气候新闻媒体、(b)科学家以及(c)环境活动家的更高信任度会带来更低的心理距离,而对(d)政治人物的更高信任度则会增加心理距离。除了机构之外,人们对身边人的信任也可能通过人际网络影响他们对气候变化的看法。关于普遍社会信任的研究表明,那些认为他人值得信赖的人更愿意在包括环境问题在内的集体问题上展开合作(Baiardi,2023年)。这种信任可以通过营造共同责任感来降低心理距离(Tam & Chan,2018年)。同时,如果人们认为周围的人已经在处理这个问题,从而减轻个人责任感,人际信任反而可能增加心理距离(例如旁观者效应;Darley & Latane,1968年)。鉴于相关证据尚不充分且各国情况存在差异,我们提出以下研究问题:RQ4:对身边人所具有的信任度是否会影响心理距离?归根结底,问题不仅在于这些个体因素是否能预测心理距离,还在于这种关系是否在不同国家背景下都保持一致。考虑到我们所研究的8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及媒体环境的多样性,上述效应是否稳定或在不同背景下有所差异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因此,我们提出问题:RQ5:人口统计特征、元认知、媒体使用、错误信息以及信任等因素对心理距离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之间是否一致?Ipsos受委托在巴西、法国、德国、印度、日本、巴基斯坦、英国和美国这8个国家对8,254名受访者进行了在线调查。为了确保每个国家的数据收集具有足够的样本量,我们从每个国家招募了大约1,000名参与者。数据收集时间为2024年11月6日至24日,属于一个关于气候变化新闻的更广泛项目的一部分。我们在年龄、性别和地区方面设置了相应比例,以与各国人口普查数据保持一致。由于调查是通过网络进行的,因此这些样本能够代表各国的网络用户群体。在互联网普及率较高的国家,如巴西、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这一限制不太明显。而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由于互联网接入条件较差,样本主要来自年轻、城市居民且懂英语的互联网用户。这是由于接入限制以及调查以英语进行,导致这些国家的数据无法代表更广泛的全国人口。除印度和巴基斯坦外,其他所有国家的受访者都是用本国语言完成调查的(如德语、葡萄牙语等)。样本特征见表1。在实证分析中,由于模型中包含的部分变量存在未回答的情况,最初的8,254名受访者被逐步剔除,最终留下的分析样本为5,774人。本研究已获得[为避免审稿人知晓而匿名处理]的伦理审批,所有参与者在参与研究前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本研究遵守所有相关法律法规和机构准则。心理距离:我们采用了源自构念层次理论研究的单项指标来测量心理距离(均值=2.34,标准差=1.79)(Trope & Liberman,2003年)。受访者被问到:“您认为[某国]的民众会在多远的时间内受到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更严重后果的影响?如果会有影响的话。”回答选项包括:(1)目前正在受到影响,(2)10年后,(3)25年后,(4)50年后,(5)100年后,(6)更远的将来,(7)永远不会,得分越高表示感知到的时间距离越长。我们之所以选择仅关注时间维度,是因为先前的研究表明,在生态学上合理的情境下,时间距离与其他类型的心理距离(如空间距离、社会距离)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因此它是一种在理论上可靠且实用的衡量整体心理距离的指标(Fiedler等人,2012年)。此外,虽然“永远不会”这一选项在性质上似乎有所不同,但我们仍将其视为感知时间距离的一个连续体;通过其他分析方法得出的结果也证实,这一假设并不影响核心结论(见补充表S3)。对气候问题的元认知:我们通过两个问题来测量人们对气候问题严重性的元认知,询问受访者:“您认为[右倾/左倾]人群在多大程度上担心气候变化会对全世界的人们造成影响?”这里所说的“右倾”和“左倾”分别指代两类人群。回答选项从1(完全不担心)到5(极为担心)不等。约有13%的受访者对每个问题都选择了“不知道”,这些回答被视为缺失值并被排除在分析之外。右倾人群和左倾人群的担忧程度分别以均值=2.87,标准差=1.17和均值=3.31,标准差=1.09作为独立变量进行处理。新闻媒体使用情况:借鉴Ejaz等人的研究(2025年),我们通过自我报告的方式,了解受访者过去一周内通过哪些媒体渠道获取气候变化信息。受访者被问到:“请具体说说您在过去一周里看到的、读到的或听到的关于气候变化的新闻或信息,您是在哪里看到、读到或听到它们的?”回答选项包括:电视新闻、广播新闻、纸质报纸和新闻杂志、报纸和杂志的网站/应用程序、电视或广播新闻公司的网站/应用程序、其他新闻媒体的网站/应用程序、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Instagram、TikTok)以及即时通讯应用(如WhatsApp、Telegram)。根据以往的研究和各平台的特性,我们将这些媒体渠道分为两类指标:主流媒体使用情况,包括电视、广播、纸质报纸、报纸网站以及电视/广播网站;非主流媒体使用情况,则包括社交媒体、其他在线新闻媒体以及即时通讯应用。每类指标都是通过将受访者是否使用过相应渠道的二元选项求平均值得出的(1=使用过,0=未使用过)。错误信息出现频率:参照Martin & Hassan(2020年)的研究,我们调整了相关表述,重点调查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错误信息出现频率(均值=2.85,标准差=1.07),并询问受访者:“您个人多久会遇到一次您认为属于错误或具有误导性的关于气候变化的新闻或信息?”受访者可以从1(从未遇到)到5(总是遇到)中选择答案。约有9%的受访者选择了“不知道”,这些回答也被排除在分析之外。信任度:为了评估对各类机构的信任程度,受访者被问到:“请查看下面的各个群体,说明您总体上在多大程度上信任或不信任它们作为提供气候变化相关新闻或信息的来源。”回答采用5分制(1=极度不信任,5=极度信任)。在这些问题中,约有3%至4%的受访者选择了“不知道”,约1%的受访者选择了“不愿回答”;这些回答同样被视为缺失值并被排除在分析之外。这五个群体包括:(1)新闻媒体(均值=3.27,标准差=1.16),(2)政治人物或政党总体(均值=2.54,标准差=1.22),(3)科学家(均值=3.94,标准差=1.07),(4)环保活动家(均值=3.26,标准差=1.32),以及(5)我认识的人(均值=3.61,标准差=0.99)。政治倾向:我们使用7点量表来衡量政治倾向,并将其归类为左派(1–3;24.8%)、右派(5–7;28.3%)和中间派(4;30.9%,作为参考类别)。那些选择“不知道”或“不愿回答”的受访者(16.1%)被归入“其他”类别,以避免将这些案例排除在外。在最终模型中引入政治倾向,以研究其在元认知与心理距离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我们还纳入了标准的社会人口学控制变量:年龄、性别(49%为男性)、教育程度以及政治倾向。教育程度被分为两类:拥有大学学位或更高学历(57%)与没有大学学位(43%),以此确保不同国家之间的可比性。此外,我们还控制了整体气候担忧程度(均值=3.65,标准差=1.01),该数值是通过两项关于对气候变化对“全世界人民”以及“地球”影响的担忧程度的测量结果的平均值得出的。为了概述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补充表S1列出了全部样本的二元相关性,而表S2.1–S2.8则展示了各国的具体相关性矩阵。我们运用带稳健标准误差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模型,来研究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心理距离的各种因素。尽管因变量是以从“目前已受影响”到“从未受影响”的顺序尺度来衡量的,但它仍被当作近似连续变量处理。当顺序变量包含多个有序类别且可理解为反映某种潜在的连续性时,尤其是当该尺度包含五个或更多类别时,这种处理方法被广泛采用且通常被认为是可行的(Norman, 2010; Rhemtulla et al., 2012)。虽然有研究指出了这种方法的潜在局限性(例如,Liddell & Kruschke, 2018),但我们还是使用了有序概率比模型和多层累积逻辑回归模型进行了补充分析,这些分析得出的结果与主要结论基本一致,从而证明了我们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见补充表S3–S5)。作为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我们还使用了分层加权法来构建模型,但这一方法并未显著改变原有结果。所有模型都加入了国家固定效应,以考虑未被观察到的国家层面差异,确保估算结果反映的是国内差异而非国家间的构成差异。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能够在控制各国特定背景因素的情况下,探究个体层面预测因素与心理距离之间的关联。我们的建模工作是分阶段进行的。首先,我们以包含人口统计变量(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气候担忧程度的基准模型开始。鉴于先前的研究表明气候担忧程度与心理距离之间存在密切关联,那些认为气候变化影响更为紧迫的人往往也会表现出更高的担忧程度(Keller et al., 2022),因此将气候担忧程度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虽然有一些研究认为担忧程度可能在心理距离与后续结果之间起中介作用(例如,Chen, 2020; Spence et al., 2012),但探讨此类路径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因此,我们将其作为控制变量,以解释这种潜在的态度倾向,并在估算关键预测因素的独立关联时减少潜在的混淆因素。接着,我们加入了人们对政治团体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担忧程度的元认知,随后是关于媒体使用的指标,区分了主流媒体(如电视、报纸)和非主流媒体(如社交媒体、在线新闻网站和消息应用)。接下来,我们考虑了接触气候错误信息的情况,以及人们对不同主体(气候新闻媒体、科学家、环保活动家、政治人物以及受访者所认识的人)的信任程度。最后,我们研究了受访者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其对政治团体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担忧程度的元认知之间的交互作用。此外,为了正式评估各国之间的差异,我们构建了包含国家与所有预测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模型,并进行了系数相等性的瓦尔德检验。

结果
在深入分析模型之前,我们首先研究了不同国家间对气候变化的心理距离差异。平均而言,八个国家中有48%的受访者表示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已经影响了他们国家的人民。巴西的平均心理距离最低(均值=1.76),巴基斯坦的最高(均值=2.73),英国(均值=2.62)、印度(均值=2.57)和美国(均值=2.54)的数值则处于中间水平(见图1)。

讨论
本研究旨在填补现有文献中关于气候变化心理距离方面的若干空白,特别是不同媒体、态度、信任相关领域以及人口统计特征方面的影响因素。同时,本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全球南方国家在研究中的代表性不足问题,并进行了跨文化比较。虽然先前的研究已经强调了气候担忧程度和人口统计因素在影响心理距离中的作用,但对于元认知影响的证据则相对较少。

CRediT作者贡献说明
Richard Fletcher:资源提供、项目管理、研究实施、资金筹集、概念设计。Waqas Ejaz:写作——审稿与编辑、写作——初稿撰写、数据可视化、结果验证、监督指导、项目管理、方法论、研究实施、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设计。Emily Kubin:写作——审稿与编辑、写作——初稿撰写、研究实施、概念设计。

未引用参考文献
Adam et al., 2020; Asayama and Ishii, 2014; Bogart and Lees, 2023; Darley and Latané, 1968;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 Ojala, 2021; Painter and Ashe, 2012; Painter and Gavin, 2016; Smith and Mayer, 2018.

资金支持说明
本研究得到了欧洲气候基金会(ECF)和Laudes基金会的支持,属于牛津气候新闻网络(OCJN)的项目之一。

Waqas Ejaz|Emily Kubin|Richard Fletcher
牛津大学路透社新闻研究所,英国牛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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