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stGreen:美国人口最多的200座城市的城市植被健康影响评估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JustGreen: Health impact assessment of urban vegetation across the 200 most populated US citi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13日 来源: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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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城市中的城市植被为居民健康带来诸多益处,但目前尚未对全国范围内现有绿化所发挥的保护作用进行量化评估。我们针对美国人口最多的200座城市进行了普查区层面的健康影响评估,估算了当前绿化水平所带来的过早死亡、中风和痴呆病例数,以及绿化程度提升10%后可预防的额外病例数。通过利用Se

  美国城市中的城市植被为居民健康带来诸多益处,但目前尚未对全国范围内现有绿化所发挥的保护作用进行量化评估。我们针对美国人口最多的200座城市进行了普查区层面的健康影响评估,估算了当前绿化水平所带来的过早死亡、中风和痴呆病例数,以及绿化程度提升10%后可预防的额外病例数。通过利用Sentinel-2卫星图像生成的10米分辨率的峰值绿色度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NDVI)值、基于县和州层面基础疾病率的归因分数,以及来自已发表的队列研究和元分析的剂量-反应函数,我们估算出现有城市植被每年可减少133,698例过早死亡(95%置信区间为97,056至214,462例),减少24,721例中风病例(95%置信区间为11,700至31,784例),并减少16,349例痴呆病例(95%置信区间为10,609至22,403例)。若绿化程度提升10%,则可进一步减少18,100例死亡、3,288例中风病例和2,125例痴呆病例。不同城市的人均受益程度存在14倍差异,这一差异主要由各城市的植被覆盖率决定。通过CDC社会脆弱性指数对28,620个普查区进行的公平性分析显示,社会脆弱性最高的社区植被覆盖率低18%,每10万成年人获得的死亡风险降低幅度也比最脆弱的社区少20%。这些估算值反映的是当前植被暴露所导致的统计上的健康负担,而非具体可识别的被预防事件,同时也说明了若现有城市绿地被清除将面临多大的风险。我们确定了4,185个双重负担较重的普查区作为公平绿化投资的优先目标。

1. 引言
约80%的美国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美国人口普查局,2022年)。对于这些社区而言,城市植被、公园、行道树、住宅花园、本地草类、绿色屋顶以及其他人工种植的植被表面,都是为数不多的、具有明确健康益处且可改变的环境因素之一。一项针对七个国家、涵盖832万成年人的九项纵向队列研究的元分析表明,居住地500米范围内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每增加0.1单位,全因死亡率可降低4%(Rojas-Rueda等人,2019年)。后续的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还将这些发现扩展到了中风和痴呆的发病率上(Paul等人,2020年)。植被与健康之间的关联机制包括:过滤空气中的颗粒物、缓解城市热岛效应、提供体育锻炼机会、帮助缓解心理压力以及增强社会凝聚力(Markevych等人,2017年)。没有一种单一机制能够完全解释所观察到的关联,而且每种机制的相对贡献可能因气候、人口密度和植被类型而异。

定量健康影响评估正在将这些流行病学证据转化为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可以依据的估算值。Kondo等人(2020年)预测,若费城能实现30%的树木覆盖率目标,每年可避免403例过早死亡,其中低收入社区的受益程度最高。Dean等人(2024年)将这一方法应用于丹佛和菲尼克斯,增加了对中风和痴呆的评估,并纳入了社会脆弱性指数分层分析。在全球范围内,Garber等人(2024年)模拟了通过将15,917个城市区域按照密度和生物群落特征划分为不同生态目标后,可预防的死亡人数。Martin等人(2025年)对全球96个C40城市在实现城市自然相关承诺方面的进展进行了定量健康影响评估,运用基于NDVI的剂量-反应函数分析了三种不同的空间情景(均匀分布、缺乏自然环境、以人口为中心),并报告了绿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所能带来的城市层面死亡人数减少幅度。Pereira Barboza等人(2021年)将相同的剂量-反应函数应用于978个欧洲城市,估算出若能满足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绿地可达性的建议,整个欧洲大陆每年可避免近43,000例死亡。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表明,由于城市植被不足所导致的死亡负担相当严重,且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主要集中在社会条件较差的社区。

尽管有这些证据,但现有的评估方法在用于美国城市规划时仍存在四点不足。首先,以往的多城市健康影响评估仅估算了未来通过绿化措施可能实现的健康收益,包括实现城市自然相关承诺、符合密度和生物群落特征的生态目标,以及市级层面的树木覆盖率目标(Martin等人,2025年;Garber等人,2024年;Kondo等人,2020年),却未量化现有植被已经带来的健康效益。这一区别对景观规划非常重要:那些负责审批开发项目、管理面临干旱压力的城市森林或权衡维护预算的城市,需要了解现有绿化设施实际上是一种健康保护基础设施,一旦被拆除,现有的保护作用就会消失。其次,现有的评估并未覆盖整个美国。以往包含美国城市的多城市评估要么采用全球范围的分析尺度而未聚焦于美国整体情况(Garber等人,2024年),要么仅将美国城市作为全球C40城市样本中的小部分纳入分析(Martin等人,2025年);据我们所知,此前尚无任何健康影响评估能针对美国所有城市提供具体的估算数据。第三,以往的多城市评估仅提供城市层面的数据,未能体现城市内部的不同差异,而美国城市规划的实际决策往往是在更细化的普查区层面做出的。第四,以往的多城市评估也未结合美国联邦和州级政策中使用的社会脆弱性框架,对城市内部的公平性状况进行分析。

为弥补这些不足,我们对美国人口最多的200座城市进行了普查区层面的健康影响评估,估算了现有城市植被目前所预防的过早死亡、中风和痴呆病例的年度负担。此外,我们还模拟了绿化程度提升10%所能带来的额外健康收益,并运用CDC社会脆弱性指数对不同社会脆弱性程度的社区进行分类,以揭示当前健康效益在各个社区间的分布情况。JustGreen通过提供城市内部、基于当前状况的负担评估数据,补充了现有的全球未来情景分析成果(Garber等人,2024年;Martin等人,2025年),为城市景观规划、绿色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公平的土地利用决策提供了依据。

2. 方法
2.1 研究设计与地点
我们对美国人口最多的200座城市进行了健康影响评估,估算了当前植被水平所预防的过早死亡、中风和痴呆病例的负担,以及绿化程度提升10%后可预防的额外病例数。城市的界定依据是来自2020年人口普查的ESRI指定地点和建制地点地理数据层(美国人口普查局,2022年)。分析单元为每个城市内的普查区。我们的评估方法采用了基于归因分数的HIA框架,这一框架与以往的城市绿化评估方法一致(Dean等人,2024年;Garber等人,2024年;Kondo等人,2020年)。

2.2 暴露评估
我们使用欧洲航天局Sentinel-2卫星的10米空间分辨率多光谱图像生成的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NDVI)来衡量植被覆盖情况。所有在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获取、云层覆盖度低于20%的图像均被纳入分析范围。对于每一个像素位置,我们保留了这三年来观测到的最大NDVI值,从而生成了峰值绿色度综合指标,该指标能够反映每个位置的最大光合作用强度,同时尽量减少季节性和天气因素带来的干扰。图像采集范围为每个城市边界周围10公里以内区域。在分析之前,我们使用Natural Earth向量数据集(naturalearthdata.com)对包括海洋和大型湖泊在内的大面积水域进行了遮蔽处理。

城市层面的NDVI值是通过将每个城市的行政边界向外扩展500米,然后计算该缓冲区域内的所有NDVI像素的平均值来确定的。对于普查区层面的估算,那些边界距离城市边界500米以内的普查区被纳入分析范围。随后,每个被纳入分析的普查区都会分别按照两个不同的空间尺度进行缓冲处理,以便与原始剂量-反应研究中的暴露定义相匹配:一个是500米的缓冲区,用于计算全因死亡率相关的NDVI平均值(Rojas-Rueda等人,2019年);另一个是250米的缓冲区,用于计算中风和痴呆相关疾病的NDVI平均值(Paul等人,2020年)。这种双缓冲方法使得每种健康结果的暴露指标与用于计算相应危险比的居民区缓冲区标准保持一致。

普查区的NDVI值则是通过计算相关缓冲区域内所有像素的简单平均值来得到的,没有进行人口加权处理。我们选择这种聚合方式有三点原因。首先,它与同类多城市健康影响评估中采用的标准化暴露指标一致(Garber等人,2024年;Martin等人,2025年;Pereira Barboza等人,2021年)。其次,美国的普查区设计初衷就是保持区域内人口相对同质化(通常居民人数在1,200到8,000人之间,设计目标约为4,000人),因此在这种空间尺度上,人口加权聚合方法的效用有限。第三,对普查区进行人口加权处理需要先建立人口网格,而这会引入额外的不确定性,而且对于这种规模的普查区来说,人口加权并不会显著提升暴露指标的准确性。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在人口结构较为复杂的普查区中使用人口加权聚合方法以提高精度。

我们选择NDVI作为暴露指标,而非专门针对树木覆盖率的指标(如城市树木覆盖率或基于土地覆盖类型的覆盖率),也有三点原因。首先,本评估中使用的剂量-反应函数是基于NDVI暴露值进行校准的(Paul等人,2020年;Rojas-Rueda等人,2019年);如果使用其他暴露指标,就会打破与已有危险比之间的关联。其次,NDVI能够涵盖所有具有光合作用能力的植被,包括草坪、本地草类、灌木、花园植物、观赏植物、绿色屋顶以及树木。对于我们研究样本中那些位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西部城市(如菲尼克斯、拉斯维加斯、北拉斯维加斯以及内华达州和沙漠西南部地区的其他城市)而言,这类城市中适合生长的植被主要是耐旱的非乔木类植物,因此仅依靠树木覆盖率指标会系统性地低估真正具有健康益处的植被覆盖程度。最后,NDVI能够利用单一卫星产品(10米分辨率的Sentinel-2卫星图像)对200座城市进行统一测量,避免了因不同城市在数据收集时间、分类方法和空间分辨率上存在差异而带来的不一致性问题。

NDVI是一种反映光合作用活性的生物物理指标,而非衡量居民如何使用植被或受到植被影响的指标。我们采用的三年期峰值NDVI综合指标能够反映植被在最大光合作用状态下的潜力,同时有效降低气象因素和季节性变化带来的干扰。在居民区绿化暴露相关研究中,峰值绿色度综合指标已被广泛使用;那些为剂量-反应元分析提供数据的队列研究(Rojas-Rueda等人,2019年)也采用了500米或更小的缓冲区范围内的居民区NDVI暴露值作为分析依据,而各项研究在时间维度上的NDVI数据聚合方式则有所不同。因此,选择峰值NDVI作为指标与现有研究做法是一致的。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峰值NDVI反映的是植被的生物物理潜力,而非全年或实际体验到的暴露程度,我们将在研究的局限性部分再次提及这一点。

2.3 人口数据
我们从ESRI的人口普查地理数据层中筛选出了人口总数最多的200座城市。年龄-specific的人口分母数据则来自2023年的美国社区调查:用于估算过早死亡率的群体为2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用于估算中风发病率的群体为3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用于估算痴呆发病率的群体为5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所有人口数据均直接从美国社区调查的统计表格中提取,而非来自ESRI数据层中预先计算好的字段,这样可以确保与剂量-反应函数中所使用的年龄分组保持一致。

2.4 健康结果与基准比率
我们评估了三种健康结果。20岁及以上成年人的全因过早死亡率是依据CDC WONDER数据库中提供的县级年龄-specific死亡率估算得出的。35岁及以上成年人的中风发病率以及55岁及以上成年人的痴呆发病率,则是根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报告中提供的州级年龄-specific发病率估算的。所有比率均以每10万人口为计算单位。与全球分析中使用的国家级比率相比,县级死亡率能提供更精细的地理分辨率(Garber等人,2024年),不过州级的中风和痴呆发病率无法反映州内部的不同差异,这一局限性也与那些依赖相同数据来源的以往多城市评估结果一致(Dean等人,2024年)。

2.5 剂量-反应函数
我们采用了来自两个来源的已发表剂量-反应函数。对于全因死亡率,我们使用了0.96的汇总危险比(95%置信区间为0.94–0.97),这一数值对应于居住地500米范围内NDVI每增加0.1单位所带来的风险降低幅度,该数值来源于一项针对七个国家、涵盖8,324,652名成年人的九项纵向队列研究的元分析(Rojas-Rueda等人,2019年)。这项元分析所纳入的队列研究至少已经对年龄、性别、吸烟习惯以及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了调整(Rojas-Rueda等人,2019年)。对于中风发病率,我们采用了0.96的危险比(95%置信区间为0.95–0.98),这一数值对应于250米范围内NDVI每增加一个四分位数区间(0.12单位)所带来的风险降低幅度,该数据来源于一项针对425万加拿大成年人、在2001年至2013年间开展的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Paul等人,2020年)。3.1 研究人群与植被水平
在200个美国最大城市中,我们分析了59,592,288名2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群(表1)。城市成年人口中位数为171,435人(四分位距:132,944至286,137人),反映出城市规模差异极大,从较小的区域中心到拥有560多万符合条件成年人口的纽约市不等。这些城市分布在42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波多黎各,涵盖了多种地理和气候环境。

表1. 按绿化程度分组的200个美国城市的特征
| 特征 | 所有城市(N=200) | Q1最低组(n=40) | Q2组(n=40) | Q3组(n=40) | Q4组(n=40) | Q5最高组(n=40) |
|--------------------|------------------|------------------|--------------|--------------|--------------|------------------|
| 平均NDVI及标准差 | 0.594(0.134) | 0.380(0.088) | 0.549(0.023)| 0.610(0.016)| 0.677(0.023)| 0.752(0.029) |
| NDVI范围 | 0.178–0.829 | 0.178–0.496 | 0.497–0.581 | 0.583–0.636 | 0.642–0.709 | 0.710–0.829 |
| 20岁以上人口总数 | 59,592,288 | 10,898,203 | 17,808,638 | 13,518,546 | 9,629,770 | 7,737,131 |
| 35岁以上人口总数 | 41,690,602 | 7,874,391 | 12,289,690 | 9,368,263 | 6,735,806 | 5,422,452 |
| 55岁以上人口总数 | 16,012,617 | 3,028,610 | 4,724,499 | 3,492,437 | 2,627,452 | 2,139,619 |
| 20岁以上城市人口中位数及四分位距 | 171,435.0(132,943.5–286,137.2) | 174,673.5(134,069.5–269,861.5) | 193,306.5(149,341.2–293,809.2) | 175,700.0(124,775.0–320,923.5) | 156,368.5(134,295.0–243,227.5) | 150,596.5(129,686.2–212,022.0) |
| 每10万人死亡率中位数及四分位距 | 1,068.2(924.5–1,245.8) | 1,012.9(931.9–1,069.7) | 1,026.8(921.8–1,182.8) | 995.8(907.5–1,157.8) | 1,190.0(1,053.2–1,300.4) | 1,231.1(968.0–1,399.4) |
| 每10万人中风发生率中位数及四分位距 | 343.6(321.2–363.1) | 321.2(314.7–343.6) | 322.9(321.2–343.6) | 321.2(317.9–343.6) | 346.9(343.7–363.7) | 366.2(346.6–405.5) |
| 每10万人痴呆症发生率中位数及四分位距 | 773.1(730.4–865.9) | 781.8(765.4–949.4) | 772.7(699.8–949.4) | 768.2(707.0–824.4) | 782.9(741.8–824.1) | 767.7(748.9–804.8) |
| 每10万人挽救的生命数中位数及四分位距 | 235.9(173.3–315.3) | 128.2(114.9–144.9) | 202.5(185.8–225.9) | 222.8(206.6–274.9) | 308.0(271.7–356.2) | 370.9(288.7–421.4) |
| 每10万人预防的中风病例数中位数及四分位距 | 61.5(50.1–77.9) | 34.0(28.0–40.1) | 54.9(50.1–57.9) | 61.5(57.5–64.9) | 75.7(70.5–79.5) | 91.6(84.0–98.2) |
| 每10万人预防的痴呆症病例数中位数及四分位距 | 108.7(88.6–128.7) | 70.3(51.3–81.0) | 92.1(84.8–108.3) | 105.6(98.1–116.1) | 122.0(116.1–129.5) | 136.1(130.5–146.8) |

NDVI为归一化植被指数,IQR为四分位距,SD为标准差。各分组依据城市平均NDVI划分。死亡率数据来自CDC WONDER数据库(县级),中风和痴呆症率数据来自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州级)。所有数值均为每10万人对应比例。

研究样本中植被水平差异显著。200个城市的平均NDVI为0.594(标准差0.134),中位数为0.611(四分位距:0.536–0.699)。有8座城市的平均NDVI低于0.30,均位于内华达州和美国西南部沙漠地区,其中北拉斯维加斯的NDVI最低(0.178),弗吉尼亚州的切萨皮克市NDVI最高(0.829)。东南部和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植被水平较高,而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部分干旱城市植被水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个城市的NDVI分布及植被相关疾病发生率见图S1,完整城市级数据见表S1。城市级NDVI与相应死亡率之间存在强正相关关系(皮尔逊相关系数r=0.84),表明植被较少的城市从其现有绿地获得的健康效益显著更低。

3.2 当前城市植被的总体健康影响
200个城市现有的城市植被每年可减少133,698例过早死亡(95%置信区间:97,056–214,462例),同时减少24,721例中风病例(95%置信区间:11,700–31,784例)和16,349例痴呆症病例(95%置信区间:10,609–22,403例),因此当前植被每年共导致174,768例不良健康后果(表2)。这些数据反映了各类疾病的群体归因比例:全因死亡率为22.5%(标准差6.6%,范围3.2%–34.7%),中风发病率为18.2%,痴呆症发病率为13.3%,这些比例是各城市数据的平均值。

表2. 200个美国城市当前城市植被及植被增加10%后的预计健康影响
| 结果 | 参考人群 | 预计预防病例数 | 95%置信区间 | 每10万人发病率(估计值) | 95%置信区间(发病率) |
|--------------------|------------------|----------------|-----------------------|--------------------------|----------------------|
| 当前植被的影响 | 59,592,288人 | 133,698例 | 97,056–214,462例 | 224.4 | 162.9–359.9 |
| | | | | 59.3 | 28.1–76.2 |
| | | | | 102.1 | 66.3–139.9 |
| 植被增加10%后的额外影响 | 59,592,288人 | 18,100例 | 12,769–30,760例 | 30.4 | 21.4–51.6 |
| | | | | 7.9 | 3.6–10.4 |
| | | | | 13.3 | 8.4–18.6 |

UI为置信区间。上述估计值是基于群体归因比例框架得出的。人口分母分别为:死亡率(20岁以上成人)、中风发病率(35岁以上成人)、痴呆症发病率(55岁以上成人)。植被增加10%的情景假设NDVI增加1.10倍。置信区间的宽度反映了潜在剂量-反应参数及城市植被分布的差异性。各城市的点估计值从北拉斯维加斯的每年少64例死亡到纽约市的8,575例死亡不等。在整体估计中,纽约市、休斯顿市、洛杉矶市、芝加哥市和圣安东尼奥市贡献了133,698例死亡中的24,430例,这主要得益于它们庞大的人口规模,而非植被水平。

3.3 城市层面植被健康效益的差异
经过人口调整后,不同城市因现有植被带来的健康效益差异超过14倍。内华达州北拉斯维加斯的植被相关死亡率为每10万成人每年35.9例(NDVI为0.178),而乔治亚州梅肯-比布县的死亡率则高达每10万成人每年523.8例(NDVI为0.788),全国中位数为每10万成人每年235.9例(四分位距:173.3–315.3)(见图1)。表3列出了植被相关死亡率最高的10个城市和最低的10个城市。

图1显示,城市级植被水平与每10万成人每年挽救的生命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气泡大小代表20岁以上的成人人口数量,颜色深浅代表平均NDVI值,红色虚线为线性回归曲线(相关系数r=0.84)。参考线标出了全国NDVI中位数(0.61)和预防死亡率中位数(每10万成人236例)。共有200个城市纳入分析。

表3显示,植被相关死亡率最高的城市集中在东南部和美国中西部地区:乔治亚州的梅肯-比布县、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市、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乔治亚州的奥古斯塔-里士满县以及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位列前五。这些城市不仅NDVI值较高(范围为0.764–0.801),基线死亡率也较高,因此其植被带来的健康效益尤为显著。中风和痴呆症的植被相关发病率也呈现类似的地理分布规律,这些城市在这三种疾病方面的健康效益也是最高的。

在另一端,植被效益最低的10个城市中有7个位于内华达州,由于该地区沙漠植被稀少,NDVI值仅在0.178–0.248之间。德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市(NDVI为0.269)、新泽西州的泽西市(NDVI为0.424)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安娜市(NDVI为0.380)位列最后十名。对于这些城市而言,由于几乎不存在植被,现有绿地所提供的保护作用远远低于植被较为丰富的城市。

3.4 植被增加10%带来的额外效益
如果城市平均NDVI增加10%,则每年可额外减少18,100例死亡(95%置信区间:12,769–30,760例),相当于当前植被效益的13.5%的增长。这一情景还意味着每年可额外减少3,288例中风病例(95%置信区间:1,484–4,329例)和2,125例痴呆症病例(95%置信区间:1,348–2,982例)。

绝对收益在人口最多的城市最为显著。纽约市、休斯顿市和洛杉矶市共同贡献了植被增加所带来的2,505例额外死亡。从人均角度来看,那些原本植被水平较高且基线死亡率较高的城市受益最多:乔治亚州的梅肯-比布县每10万成人将额外减少69.9例死亡,其次是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市(每10万成人69.0例)和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每10万成人66.9例)。在样本中人口最多的20个城市中,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市每10万成人将额外减少43.3例死亡,其次是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36.2例)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32.3例)。由于美国西南部干旱城市的NDVI值本来就较低,即使NDVI增加10%,其收益相对较小,但考虑到这些城市目前的低基线死亡率,任何植被增长仍具有积极意义。

3.5植被健康效益的公平性:社会脆弱性指数分析
对28,620个拥有有效社会脆弱性指数数据的普查区域进行分析后,发现社会脆弱性与源自植被的健康效益之间存在一致的负相关趋势。处于最不脆弱群体(Q1)的区域的平均NDVI值为0.612(500米缓冲区范围内),而最脆弱群体(Q5)的这一数值为0.502,两者之间存在0.109的NDVI差异,即Q5地区的植被覆盖率比Q1低18%。这种植被差异直接导致了健康保护方面的差距:Q1地区的死亡率为每10万人243.6例,是Q5地区的1.25倍(每10万人195.1例)。中风和痴呆症的相应风险比率分别为1.34和1.30(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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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按社会脆弱性指数分组,28,620个普查区域内的植被水平及源自植被的健康效益。A面板显示了不同社会脆弱性指数分组下的平均NDVI值,标注出了最不脆弱与最脆弱社区之间的差异。B面板则展示了各分组中每10万成年人因植被而减少的死亡率、中风病例数和痴呆病例数。

各区域间的植被分布并不均衡。在最脆弱的群体中,有63.2%的区域的NDVI值低于中位数,而在最不脆弱的群体中这一比例为33.7%。社会脆弱性较高的社区往往位于植被覆盖率较低的地区,人均能获得的绿地保护较少。区域层面的社会脆弱性指数与NDVI值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278,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社会脆弱性越高,植被覆盖率越低(见补充图S2)。各城市的具体公平性差异详见补充表S3。

这种负相关趋势在所有五个群体以及三种健康结果中都保持一致,且在任何临界点都没有出现中断或反转的情况(见补充表S2)。那些承受着贫困、住房不稳定和慢性疾病等沉重负担的最脆弱社区,恰恰是那些从现有城市植被中获益最少的人群。由于各区域是按照固定的社会脆弱性指数百分位区间进行分组的,而非等大小分组,因此最脆弱的群体所包含的区域数量更多(8,745个),总人口也更多(4,790个区域)。即便如此,Q5群体的每人所能获得的植被健康效益仍比Q1群体低20%(分别为每10万人195.1例和243.6例)。

我们还发现了4,185个双重负担区域(占所有具有有效社会脆弱性指数数据的区域的14.6%),这些区域同时属于社会脆弱性最高的四分之一群体(社会脆弱性指数>0.75)以及绿色覆盖率最低的30%群体。这些区域内有大约1,110万2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是实现健康与公平双重提升的最具干预价值的对象。

4. 讨论
4.1 主要研究发现
本次分析估算了美国200个人口最多的城市中现有城市植被所带来的年度健康负担,涉及的总成年人口接近6,000万。现有植被每年可减少约133,698例过早死亡病例(95%置信区间为97,056至214,462例),减少24,721例中风病例(95%置信区间为11,700至31,784例),以及16,349例痴呆症病例(95%置信区间为10,609至22,403例)。这些数据具有可量化性、地域针对性,且对城市规划与投资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城市整体植被覆盖率提高10%,则研究样本中的城市每年可再减少18,100例死亡病例、3,288例中风病例以及2,125例痴呆症病例。这些改善可通过恢复本地植物、扩建公园、建设生物滞留池和绿色屋顶等绿色基础设施,以及改善居民区景观等方式实现,且在当前植被覆盖率最低的城市中,这些措施的收益最为显著。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研究结果也说明了若失去现有植被将会带来多大的损失:目前植被每年可避免的约133,000例死亡病例和41,000例神经系统疾病病例并非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而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发展活动、干旱或投资不足都可能使其消失。保护健康不仅是投资新建绿地的理由,也是维护现有绿地的依据。健康效益的分配并不均匀:社会脆弱性最高的群体每10万成年人可获得的植被健康效益比最不脆弱的群体少20%(分别为每10万人195例和244例,风险比为1.25),相应的植被覆盖率也更低(平均NDVI值分别为0.50和0.61)。这一地理差异在各个城市都很明显:仅植被覆盖率这一因素就解释了人均死亡收益差异的约71%(相关系数r=0.84,p<0.001)。人均植被覆盖率的变化幅度可达14倍,从植被覆盖良好、本地植被丰富的城市(如乔治亚州的梅肯-比布县,每年每10万成年人有524例死亡)到干旱的西南部地区(如内华达州的北拉斯维加斯,每年每10万成年人仅有36例死亡)不等。这种巨大差异反映了美国城市样本在生态和气候上的多样性,涵盖了从干旱的西南部到潮湿的东南部,以及从地中海型气候的加利福尼亚州到大陆性气候的中西部地区。

4.2 与以往研究的比较
本次分析采用的多城市规模延续了以往绿色空间健康影响评估的研究方法。Kondo等人(2020年)的研究表明,费城由于树木覆盖率未达到30%的目标,每年因此导致约403例过早死亡。Dean等人(2024年)将这一框架扩展到丹佛和菲尼克斯市,针对死亡、中风和痴呆三种健康结果,运用Paul等人(2020年)提出的剂量-反应函数,并在街区层面进行分析。我们针对这些城市的估算数值更高,因为我们是基于NDVI=0.1的假设情况,全面评估了所有现有植被带来的健康保护作用,而非仅考虑达到特定树木覆盖率目标所带来的额外收益。这两类研究是互补的:Dean和Kondo的研究旨在了解达到特定目标所能带来的好处;而我们的研究则着眼于若失去现有植被将会造成什么损失,以及当前植被覆盖率已能带来哪些益处。这两种研究视角都对政策制定具有参考价值,共同为某一城市的政策相关估算提供了范围界定。

在全球范围内,Garber等人(2024年)根据按密度和生物群落分类的生态目标,估算了15,917个城市地区因绿化措施而带来的死亡人数减少量。他们的分析依赖于Rojas-Rueda等人(2019年)元分析中汇总的相同队列数据,得出的加权平均危险比率与此处使用的剂量-反应参数一致。两者在方法上的主要区别在于假设条件:Garber等人以每个密度-生物群落分层中的NDVI第83百分位值作为参考,衡量达到高绿色覆盖率生态标准所带来的收益;而我们的研究则采用一个绝对下限(NDVI=0.1),无论生态环境如何,都用于量化现有植被带来的全部保护作用。JustGreen研究通过提供美国城市特定层面及普查区域层面的数据,将研究结果扩展到中风和痴呆两种疾病,并通过社会脆弱性指数纳入公平性分析,从而弥补了全球性研究的不足。Martin等人(2025年)则将相同的剂量-反应模型应用于全球96个C40城市,估算了朝着城市自然目标前进所带来的死亡人数减少量;该研究同样仅关注死亡率,未包括城市内部的公平性评估。Pereira Barboza等人(2021年)则研究了31个欧洲国家978个城市中因绿地不足而导致的死亡人数,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监管和城市设计背景下,这类健康负担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证明了健康影响评估方法的跨场景适用性。

近期的欧洲研究则进一步丰富了这一证据基础,他们专门聚焦于树木覆盖率以及与道路相关的死亡风险。Iungman等人(2023年)估计,若将93个欧洲城市的树木覆盖率提高到30%,则每年可避免约2,644例与高温相关的夏季死亡病例,且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较大,这主要取决于这些城市的初始树木覆盖率及高温暴露程度。Sicard等人(2025年)将这一方法扩展到36个国家的744个欧洲城市,他们估计,每提高5个百分点的树木覆盖率,可通过降低PM2.5、NO2和臭氧浓度,每年避免约4,727例与空气污染相关的过早死亡病例(95%置信区间为2,067至7,475例)。这些研究使用树木覆盖率而非NDVI作为暴露指标,并着眼于具体的因果路径,如城市热岛效应缓解和污染物吸收作用。而本研究则采用NDVI这一更为全面的指标来衡量光合作用型植被,同时运用全因死亡率的剂量-反应函数,综合分析了上述及其他各种路径所带来的健康保护作用(Markevych等人,2017年)。因此,这两类研究是互补的:针对特定路径的树木覆盖率研究侧重于分析树木通过降温和吸收污染物所带来的作用;而基于NDVI的研究则全面衡量植被带来的所有健康保护作用,包括降温、改善空气质量、减轻压力、促进身体活动等无法通过特定路径分析单独体现的益处。

4.3 公平性意义
本研究发现的社交脆弱性与社区植被覆盖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28,620个普查区域中的相关系数为-0.278)与此前关于美国城市中绿地分布存在收入和种族差异的研究结果一致(Wolch等人,2014年)。这项研究将这种空间上的不公平直接转化为健康影响指标:高脆弱性社区的植被不足意味着相比低脆弱性社区,这些社区每年每10万成年人少约49例死亡病例。其中,有4,185个区域同时面临高社会脆弱性和低植被覆盖率的问题,它们是实现健康与公平双重提升的最具干预价值的对象。在这些区域优先投资于植被建设,既能缩小健康差距,也能提升整体人口的健康水平。社会脆弱性指数综合考量了社会经济状况、家庭结构、少数族裔身份以及住房和交通方面的脆弱性(Flanagan等人,2011年),因此JustGreen研究的公平性分析结果可直接用于联邦和州级拨款项目以及基础设施规划中的环境正义评估工作中。

4.4 研究优势
这项研究具有多项优势,能够丰富现有的研究成果。它是首个在全美范围内进行的城市植被人口风险评估,不仅在200个城市中涵盖了三种健康结果,还采用了普查区域级别的详细分析。Sentinel-2卫星图像的分辨率为10米,比全球性研究中所使用的1公里分辨率的MODIS图像,以及C40研究中所使用的100米分辨率图像,能提供更精细的植被覆盖信息。NDVI指标能够涵盖所有类型的绿色表面,包括草坪、本地草类、灌木、地被植物、绿色屋顶和行道树,这一指标特别适用于西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因为在这些地区,本地草类和耐旱灌木才是生态和水分平衡方面最可持续的植被形式。本研究涉及的三种健康结果——死亡、中风和痴呆——都通过降低心血管和神经系统压力这一共同机制产生影响,而且中风和痴呆的相关分析是基于同一组队列数据进行的(Paul等人,2020年;Rojas-Rueda等人,2019年),这使得在同一城市内比较这两种疾病的危害程度成为可能。在各个空间尺度上都纳入社会脆弱性指数,使得该指标可直接用于环境正义评估、拨款申请以及基础设施优先级排序。所有研究结果均通过一个免费的、开放访问的R Shiny应用程序呈现,因此无需具备流行病学专业知识的城市官员、规划人员及社区倡导者也能使用这些数据。

4.5 研究局限
这项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健康影响评估采用了空间平均的暴露指标,即各区域的平均NDVI值,以此来代表该区域内居民所接触到的植被覆盖程度。这种方法无法反映区域内居民与植被的距离差异,也无法考虑人们在公园、工作场所或居住区之外的时间消耗。此处所使用的剂量-反应函数是基于在250米至500米范围内的居民缓冲区中进行的队列研究得出的(Paul等人,2020年;Rojas-Rueda等人,2019年),这一空间尺度与大多数美国的普查区域大致相当,但对于那些面积较大或空间结构极为复杂的区域来说,这种对应关系并不完全准确。其次,此处所使用的剂量-反应函数是基于在七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美国)开展的队列研究得出的,其中加拿大(占总体权重的31%)和欧洲国家(占38%)的队列数据占比最高;美国则通过护士健康研究(James等人,2016年)和一个规模较小的中风后患者队列(Wilker等人,2014年)提供了9%的数据,中国和澳大利亚的队列数据分别占16%和6%(Rojas-Rueda等人,2019年)。中风和痴呆的剂量-反应函数则基于加拿大的一个群体队列研究得出(Paul等人,2020年),因此对于这两种疾病而言,跨国家推广的可行性比死亡率更低。此外,各研究国家的城市形态可能与美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影响转移过来的危险比率。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城市密度更高、结构更为紧凑,这与美国城市的情况不同,这可能导致城市梯度上的暴露差异,进而影响剂量-反应函数的斜率,尤其是在应用于美国那种更为分散的城市结构时。加拿大、西欧、瑞士和澳大利亚的医疗保健体系均采用全民覆盖模式,而美国的医疗保健状况则因社会经济地位和地理位置差异而大相径庭;如果植被的保护作用是通过减轻压力或促进与疾病管理相关的身体活动来实现的,那么在美国这种作用的强度可能会有所不同。各研究群体所在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基线死亡率存在差异,但此处采用的PAF框架使用的是美国各州及县的基线数据,而非其他国家的基线数据,因此各国之间的死亡率差异不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估算结果。在队列研究模型中,已经对空气污染水平进行了调整,以控制来源危险比中的共暴露干扰因素。现有的美国相关研究(James等人,2016年)在方向和大致程度上与综合元分析结果一致,为这种效应的普遍性提供了一定支持,但目前尚无针对多个美国队列的综合估算数据。在美国的200个城市样本中,这些城市涵盖了多种气候类型(干旱的西南部、地中海式的加利福尼亚沿海地区、潮湿的亚热带东南部、大陆性的中西部以及海洋性气候的太平洋西北部),以及不同的植被类型(灌溉草坪、本地干旱灌木丛、混合落叶林、常绿林、沿海灌木丛)。若要对所有这些地区应用统一的危险比,就意味着假设在不同气候和植被类型下,每单位NDVI所对应的保护作用强度是相似的。这一假设与元分析框架是一致的,也与其他多场景健康影响评估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相同(Garber等人,2024年;Martin等人,2025年;Pereira Barboza等人,2021年)。在我们的估算中,健康的绝对收益确实会随着植被对比度(NDVI减去假设值)以及基线疾病率的变动而变化,而这两个因素在200个城市中差异很大;第3.3节中提到的14倍的人均差异正是体现了这种变化规律。植被与死亡率和发病率之间的生物学机制(如缓解高温、过滤空气污染、促进身体活动、减轻压力等;Markevych等人,2017年)在不同美国气候区可能具有不同的作用强度,但目前还缺乏按气候或植被类型分层的剂量-反应关系估算数据。未来若能进行针对美国的队列数据整合,或按气候或植被类型分层进行剂量-反应估算,将有助于更精准地确定这些数值。本次评估中使用的暴露指标除了存在区域汇总方面的局限外,还有其他若干问题。NDVI无法区分不同的植被类型(树木、灌木、草坪、农业用地),也无法反映植被质量、可及性或实际暴露程度(如在公园里度过的时间、工作场所与居住地的暴露差异,或是人们对绿色环境的感知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我们采用的三年间NDVI峰值综合值反映的是植被在光合作用最活跃时的生物物理潜力,而非全年的平均暴露水平。这种综合处理方法可以减少季节性和气象因素带来的干扰,从而得到一个在200个城市之间具有可比性的稳定暴露指标,但它并不能代表居民区域绿色程度的时间平均值。区域层面的NDVI是通过简单的算术平均值来汇总的,因此无法体现居民与植被距离上的差异,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使用分辨率更高的人口网格进行加权汇总。综合来看,目前的估算结果应被视为基于Sentinel-2卫星测得的NDVI峰值所代表的空间平均绿色程度下的平均归因负担,而非针对单个居民区域的暴露估算值。第三,死亡率基线数据来自县级监测系统(CDC WONDER),而中风和痴呆症的发病率数据则来自州级的全球疾病负担估算数据。对于那些疾病负担显著高于所在县或州平均水平的城市,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大且结构复杂的县,这种数据来源会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如果有城市特定的疾病监测数据,就能降低这种不确定性。第四,假设的NDVI值为0.1,代表一种植被覆盖率极低的状况,类似于城市中铺装面积较大的区域。选择这个数值是为了能够量化现有植被所带来的全部健康保护作用,同时也便于分析植被减少可能带来的后果。通过对NDVI值为0.15和0.20的情况进行敏感性分析(见补充表S4),发现总归因死亡率分别下降11%和22%,这表明在合理的假设范围内,估算结果的方向和大致数值是稳定的。虽然对数线性剂量-反应模型与现有的元分析结果一致,但如果实际关系在较高NDVI值时呈现凹形,那么该模型可能会低估较高的NDVI值所带来的边际效益。这里所提出的10%植被增加方案意味着每个统计区域内的NDVI值都将增加其观测值的10%。不同的空间实施策略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总体效益和分布特征。如果将植被增加措施集中在NDVI值较低的区域内,那么总体健康效益可能会更大,因为NDVI值较低的区域往往与社会脆弱性较高地区重合(见第3.5节),而这些地区的居民面临着更高的基线疾病负担。此外,有针对性的措施还可以减少第3.5节中提到的城市内部在植被带来的健康效益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未来研究可以探索在不同政策目标(如总体负担减轻、公平性、生态可行性、抗旱能力,或这些目标的组合)指导下,如何优化植被的空间分配。目前分析所采用的区域层面结构,便于在所有200个城市中开展此类研究。5. 结论在美国人口最多的200个城市中,城市植被每年可减少超过13万例过早死亡、2.4万例中风病例以及1.6万例痴呆症病例。这些估算值反映的是当前植被暴露所导致的统计意义上的负担,而非具体的个体事件;它们是基于已发表的剂量-反应函数,并结合归因分数框架计算得出的,因此应被视为当前植被水平所带来的预期整体健康影响。不过,这些健康益处分布并不均衡:那些面临较大社会和经济脆弱性的社区,其植被覆盖率通常较低,人均健康保护程度也较低。这些研究结果带来了两项政策启示:首先,投资建设新的绿地的重要性早已得到充分认可;这项研究进一步提供了针对不同城市的量化估算结果,有助于明确这些投资可能带来的收益。其次,那些面临发展压力或干旱威胁的城市应该意识到,现有的植被实际上是一种健康基础设施——清除这些植被不仅会失去未来的收益,还会消除目前对居民健康具有保护作用的植被。对于那些同时面临较高社会脆弱性和较低植被覆盖率的城市区域,通过在这些地方新增或替换植被,不仅可以缩小健康差距,还能提升整体居民健康水平。JustGreen项目提供了针对不同城市的、区域层面的数据支持,有助于人们在做出投资决策时清晰了解相应的健康影响。CRediT作者贡献说明David Rojas-Rueda:撰写——初稿、可视化、验证、监督、项目管理、方法论、正式分析、概念设计。Michelle C. Kondo:撰写——审阅与编辑。Daniel Carver:撰写——审阅与编辑、验证、软件使用、研究调查、数据整理。伦理审批:不适用。资金支持:作者们未为这项研究获得任何特定资助。参与同意:不适用。出版同意:不适用。David Rojas-Rueda|Michelle C. Kondo|Daniel Carver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环境与放射健康科学系,科罗拉多州福尔柯克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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