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ability and Rehabilitation: Assistive Technology》：Users’ experiences of digital health solutions in interventions related to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older adults and people with chronic conditions – a scoping review
目的：本范围综述旨在探讨定性研究中关于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在身体活动（PA）干预中使用数字健康解决方案（DHSs）的用户体验范围。材料与方法：本综述遵循Arksey和O’Malley提出的五个阶段。在MEDLINE、EMBASE、PsycINFO和CINAHL数据库中检索文章，重点关注四个核心概念：身体活动/锻炼、电子健康（eHealth）、体验和定性研究。结果：共筛选12,886篇文章的标题和摘要，208篇进行全文筛选，最终纳入49项研究。总体而言，研究报告了使用DHSs促进PA干预的积极体验。然而，分析揭示了八个主题，细化了用户体验的多个方面：1) 使用DHSs中的挑战与紧张；2) 个体化的基本需求；3) 日常生活与数字干预因竞争性优先事项而受到挑战；4) 对量化和监测身体活动的复杂感受；5) 问责制与责任驱动的参与；6) 对医疗专业人员（HCPs）社会与情感支持的赞赏；7) 与同伴及家人联系、支持和社交互动的价值；8) 竞争与比较的复杂性。结论：总体而言，在PA相关干预中使用DHSs的用户体验是积极的，尤其是在个体化和关系支持存在的情况下。社交互动进一步增强了参与度，而监测则引发了混合反应。研究结果强调了数字支持的干预措施应反映这些细微体验，同时平衡日常背景，以及个性化与支持的必要性。对康复的启示：数字PA干预应根据个人的日常习惯、偏好和能力进行调整。医疗专业人员、个人网络和同伴的持续关系支持对于数字PA干预的持续参与至关重要。数字支持的康复应设计为适应个人的日常背景，以增加有意义的用途。
**引言**
尽管身体活动（PA）的益处众所周知，但仅有55%的丹麦成年人口达到世界卫生组织（WHO）对PA的最低推荐量。WHO对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的建议与普通人群一致，并针对功能能力和特定健康需求进行调整。相较于普通人群，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更难以启动和维持PA，这与PA在改善功能结局、症状管理和生活质量中的既定作用相关。现有研究强调启动PA的障碍是多方面的，可分为个人障碍（缺乏兴趣或动机）、实际障碍（交通和天气）、社会障碍（缺乏社会支持和不舒适感）以及健康相关障碍（管理竞争性健康状况）。为应对部分障碍，越来越多的健康干预措施采用数字健康解决方案（DHSs）来促进PA。DHSs形式多样，包括电子健康（eHealth，如网站、网络应用、视频会议和在线虚拟训练）、移动健康（mHealth，如移动应用、短信、电话）和可穿戴设备（如活动追踪器、计步器），这些技术被认为具有通过赋权提供个性化、定制化锻炼干预并激励用户增加PA的潜力。多项研究发现使用DHSs可增加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PA水平。然而，DHSs也被批评为主要针对年轻人和资源更丰富的人群，导致参与DHSs的鸿沟。现有关于PA干预中DHSs用户体验的研究包括定性和定量研究。定量研究通常评估有效性、满意度和可行性等标准化指标，对用户体验的了解有限；而定性研究则提供对这些体验的深入理解。了解PA干预中DHSs的用户体验，可提供有价值的见解，说明参与者认为哪些组成部分有意义且重要，以及它们为何在日常生活中有用或无效。然而，定性证据分散在不同人群、技术和干预背景下，通常聚焦于特定诊断或年龄组、特定环境或特定DHSs。此外，研究指出缺乏对参与者使用DHSs体验的研究。这种碎片化使得难以全面理解患者和老年人使用DHSs支持PA的整体体验。因此，必须捕捉多样化的用户视角和生活经验，以避免扩大数字鸿沟，并确保DHSs支持的PA干预不仅合适，而且具有情境相关性，符合目标群体的日常境况和需求。基于上述考虑，本综述旨在探索关于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在PA干预中使用DHSs用户体验的定性研究范围，研究问题为：定性文献如何报告用户在PA相关干预中使用DHSs的体验？
**方法**
本范围综述采用Arksey和O’Malley提出的框架，以确定现有关于DHSs促进PA用户体验文献的范围并提供概述。尽管在规划中考虑后续方法论发展，但有意采用原始框架，因其探索性和迭代性符合探索用户体验的目标。框架的五个步骤方法学地指导了研究问题识别、文献检索、文章筛选、数据图表化及结果呈现。每个步骤根据框架的灵活性和探索性进行迭代，并通过团队内持续反思和批判性评估实现探索性和透明性。综述按照PRISMA-ScR报告指南报告。
**步骤1：识别研究问题**：识别研究问题是一个迭代和探索的过程。最初进行广泛检索以熟悉现有定性文献的特征和范围。通过阅读检索到的文章，逐步细化焦点并定义关键概念，如目标人群、PA的操作化定义及DHSs范围。注意到一个显著模式：多数研究探讨特定诊断患者和老年人的体验。鉴于这两组人群在健康促进干预中的频繁纳入，成为本综述的重点。PA通常定义为由骨骼肌产生的任何导致能量消耗的身体运动，但本综述采用更具体的操作化定义：仅纳入旨在支持或促进全身性PA的干预（如步行或多肌群锻炼），这反映了优先考虑全面身体参与的健康促进视角。任何类型的数字解决方案（如eHealth、mHealth和可穿戴技术）只要支持并促进全身运动，均视为相关。
**步骤2：识别相关研究**：通过MeSH词和CINAHL主题词等识别关键概念和索引术语，制定检索策略。第一作者（JKH）进行初步检索，随后与最后作者（NT）讨论并确定关键词。关键词包括：身体活动/锻炼、电子健康、体验、定性研究，并补充同义词以全面检索。检索策略经信息专家批准，并针对每个数据库调整。检索在MEDLINE、EMBASE、PsycINFO和CINAHL中进行。初步检索显示文献量很大，因此未检索纳入文章的参考文献和灰色文献。检索限于英语、丹麦语、瑞典语和挪威语文章，未设时间限制，因数字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相对较新，预计时间限制会自动产生。检索于2024年2月9日完成，2025年7月14日进行完整重新检索。
**步骤3：研究选择**：将识别文章上传至Covidence软件进行筛选管理。去重后，根据纳入标准进行两步筛选。纳入标准与综述目标一致，并通过初步检索定义。纳入和排除标准在标题和摘要初步筛选中应用。筛选由三位作者（JKH、NT、MD）进行，所有文章由两位研究人员独立筛选，第一作者（JKH）筛选所有文章，其他两位（NT、MD）分摊第二次筛选。总体而言，纳入文章需定性探讨在PA或锻炼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干预中应用数字解决方案的用户体验，针对任何患者群体或老年人（60岁以上）。鉴于旨在探索“真实生活”体验而非态度和信念，排除仅探讨效果、可行性和可接受性的文章，以及涉及前瞻性视角或旨在干预设计开发阶段的定性文章。
**步骤4：数据图表化**：文章选择后，使用Excel图表化表格提取每篇文章的数据，包括作者、年份、国家、人群、目的、设计、干预类型、持续时间、技术类型等背景数据，以及与DHSs使用体验相关的发现和示例性引文，及其他影响DHSs使用的因素。图表化过程初始采用归纳法，通过反复阅读所有纳入文章，让模式和类别自然浮现。随着对数据的熟悉，通过不断演进的概念理解进行迭代细化。过程主要是归纳性的，同时受过程中产生的见解影响。最终形成四个主要领域：与PA水平相关的发现、与数字解决方案相关的发现、与社会关系和支持相关的发现、与个人因素和偏好相关的发现。这些领域作为研究结果分类和主题发展的基础。数据由JKH图表化，所有条目由NT交叉核对。提取数据见表1（省略表格）。
**步骤5：整理、总结和报告结果**：数据图表化后，回顾提取的发现和引文，对纳入文章进行描述性概述。原始定性数据（引文）用于背景化发现，但不直接作为主题发展的分析单元。主题通过对文章的诠释性比较而发展。根据框架的描述性和叙事性焦点，结果部分以分析过程中从四个主要领域衍生的主题形式呈现。每个主题以叙事方式阐述，反映纳入文章中的重复模式和细微差别。主题发展与团队成员讨论以达成共识，最终形成八个主题：1) 使用DHSs中的挑战与紧张；2) 个体化的基本需求；3) 日常生活与数字干预因竞争性优先事项而受到挑战；4) 对量化和监测身体活动的复杂感受；5) 问责制与责任驱动的参与；6) 对医疗专业人员（HCPs）社会与情感支持的赞赏；7) 与同伴及家人联系、支持和社交互动的价值；8) 竞争与比较的复杂性。
**结果**
检索共产生33,652篇文章，去重后筛选12,886篇标题和摘要，208篇全文筛选，最终纳入49篇文章。这些文章发表于2013年至2025年，多数自2018年起（n=45），表明对用户体验的兴趣日益增长。研究在欧洲（n=26）、美国/加拿大（n=13）和澳大利亚/新西兰（n=10）进行。尽管识别出多个欧洲地区的研究，但南欧无文章符合纳入标准。纳入人群包括老年人（n=9）和多种患者群体（n=40），涵盖心血管（n=6）、呼吸系统（n=7）、神经系统（n=5）、肌肉骨骼/骨科（n=9）、癌症（n=7）及其他疾病（n=6）。研究中使用了多种DHSs，包括在线锻炼（n=8）、基于网络的干预（n=6）和移动健康（mHealth）干预（进一步分为应用[n=5]、短信[n=2]、电话咨询[n=1]和可穿戴设备[n=11]），以及组合干预（n=16）。两篇文章探讨了日常生活中数字工具的使用，而非明确健康干预，因其提供了重要见解。以下部分首先介绍与干预相关的总体发现，随后阐述关于用户体验的相互关联主题，展示研究中反映的细微差别、复杂性和挑战。
总体而言，研究报告了DHSs在PA干预中的积极体验。多篇文章描述参与者发现电子健康（eHealth）导致PA增加，尤其是对个人PA水平的意识提高。包含监测元素的干预特别增强了动机并提高了PA意识，同时通过数量、频率和强度等提供了对PA的新见解，以及了解PA或特定锻炼对症状和能力的益处。所有类型DHSs提供的便利性和灵活性受到大多数参与者重视。多项研究强调了对在家锻炼的便捷访问和灵活性的赞赏，以及选择PA时间和地点以适应日常承诺的能力。各种研究报告了参与PA干预的障碍被消除，其中交通相关障碍最为突出。受疾病疲劳或精力不足困扰的参与者赞赏通过DHSs在家参与PA的机会，因其灵活性减少了与参加面对面活动相关的能耗准备，使他们能够将有限精力重新分配给更有意义的日常活动（包括PA）。使用基于网络干预的参与者表达了对应用的偏好，因其易用性和便捷性。此外，数字格式被认为比印刷版锻炼计划更方便。但其他参与者因熟悉而偏好纸质材料，并试图记忆锻炼或打印计划以避免启动电脑。许多参与者普遍重视提醒，将其视为身体活动的有用提示，并有助于将PA融入日常生活。对提醒的态度常取决于其语气、频率和时间，部分参与者希望控制这些方面或能有回应选项（如解释低依从性）。通常，短信优于电子邮件。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文章在讨论部分指出，其参与者大多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且通常是技术活跃且熟练的用户。尽管存在这种社会经济不平等，无文章报告绝对积极或消极的体验。总体而言，参与者的体验是多方面的，反映用户体验固有的复杂性和多维特征。主题虽单独呈现以增强分析清晰度，但不应视为孤立类别，而是相互关联的维度。
**主题1：使用DHSs中的挑战与紧张**：所有涉及DHSs的干预中，均有参与者遇到技术挑战，如设备故障、同步问题、充电问题及电池寿命短。远程康复或在线干预的参与者报告登录困难、声音、摄像头或屏幕冻结问题。部分参与者还提到对个人数据安全的担忧。技术问题常成为挫败感来源，被视为干预的缺点，甚至可能成为使用障碍。尤其是不太熟悉技术的参与者，因不熟悉数字解决方案且担心出错或无意中删除内容，要求定制化指导和简化设计。在提供视频内容或视频会议的干预中，视觉指导受到赞赏，因其增强了参与者正确执行锻炼的信心。相反，无法看到医疗专业人员（HCPs）完整形象及提问机会有限，被视为障碍。在追踪设备研究中，参与者对设备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有担忧，这负面影响其看法。不准确和不可靠使参与者不信任设备，感到挫败和缺乏动力。仅两项研究报告所有参与者认为电子健康工具提供可靠数据。部分参与者发现佩戴追踪器/设备是积极或中性的体验，而其他人则觉得尴尬，与某些日常活动或衣物冲突。部分参与者将设备用作配饰或永久衣橱部分，因此偏好舒适且设计有吸引力的追踪器。
**主题2：个体化的基本需求**：尽管对数字PA干预持积极态度，部分参与者强调这些干预无法满足基本个体需求，并强调个体化方法对增加参与和依从的重要性。干预应根据知识水平、PA水平、既往PA和电子健康经验、反馈需求进行个体化定制。个性化的方法，包括个体反馈和纠正，受到高度评价，并带来被关注和关心的感觉，尽管一项研究也描述参与者根据针对其他参与者的反馈调整锻炼表现。在在线实时干预中，个人参与主要通过一对一在线项目实现，而在群体互动中有限，导致部分参与者报告孤立感和支持不足。群体环境提供有限的提问机会，使部分参与者犹豫不决。对如何执行锻炼的不确定性可能成为参与障碍，可通过个体反馈缓解，从而增强自我效能感。许多参与者表达希望获得实际操作纠正，并指出缺乏个人接触、物理指导和实时反馈可能使他们感觉干预效果较差，无论涉及活动追踪器还是在线锻炼。个性化需求在提醒方面也得到强调。参与者一致重视个性化且符合自我认同的电子邮件或短信，同时针对个人目标和进展。包含通用、无关或熟悉信息的非个性化消息无趣，导致参与者脱离甚至忽略消息。
**主题3：日常生活与数字干预因竞争性优先事项而受到挑战**：多篇文章中，参与者描述试图将数字工具和PA融入日常生活，但难以与家庭和工作承诺的竞争性优先事项及道德价值观相协调。尽管竞争性优先事项在多个文章中被提及，但仅少数明确探讨了将干预与日常生活境况和承诺相结合的潜在益处，或如何将PA结构化并纳入日常习惯以帮助整合。部分参与者发现提醒烦人且干扰，若在其他日常活动中出现，因为偏好在自己方便时进行PA。然而，大多数参与者发现参与电子健康干预有助于通过创建习惯和惯例将PA融入日常生活。参与者常发展不同策略并修改日常活动以达到活动目标。
**主题4：对量化和监测身体活动的复杂感受**：通过监测或量化提供每日PA水平和/或进展反馈的干预主要被视为激励性，常鼓励参与者多活动，同时培养自信和自我效能感，使他们感觉更有掌控力，对完成日常活动的能力更有信心。参与者常使用量化来可视化进展，通过比较当前PA水平与既往水平或个人目标。设定和达成目标在多篇文章中被描述为奖励性，带来成就感，从而增强PA动机。相反，对身体（不）活动的意识增强、未达目标及收到身体活动提醒，对部分参与者而言与内疚、羞耻感、担忧或失败感相关。这一发现强调PA追踪对某些人而言是令人失望和令人脱离的，而非鼓励。一项研究特别强调，对自己的PA水平感到内疚的参与者使用忏悔和道德语气谈论PA，因其代表健康行为的“正确做法”。为抵消失败感，一项研究提到长期追踪过程对一些参与者更有帮助，而非每日面对（缺乏）成就。
**主题5：问责制与责任驱动的参与**：多名参与者提到对干预、医疗专业人员（HCPs）、研究团队或同伴的承诺感。感觉有人监督通常使参与者对PA产生责任感。对部分参与者，责任感和被监测促使他们积极参与PA；而其他参与者则感觉被HCPs检查和评估，从而有义务遵守承诺并做更多。相反，一项研究发现参与者认为远程锻炼环境更非正式，导致承诺感和责任感降低，负面影响了动机。部分参与者体验了感知PA与测量PA之间的不匹配，常因追踪设备不准确，导致参与者与HCPs之间的信任和问责问题，因为参与者感到被迫证明自己的活动水平。另一篇文章描述一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参与者出于对HCPs的义务感而非自身乐趣而尽职参与在线训练。对系统或其他患者的责任感也在一些研究中被描述。对部分参与者，对同伴的责任感可能成为PA的促进因素，因为与他人一起锻炼要求他们参加课程。参与者因帮助他人的想法而受到激励，并感到对研究的承诺，希望贡献知识或回馈系统。其他人参与项目是由于意识到医疗系统需要降低成本与资源。
**主题6：对医疗专业人员（HCPs）社会与情感支持的赞赏**：多项研究提及参与者感到被支持和安慰，这增强了幸福感并在整个干预中形成良好锻炼习惯，同时教育、培训和技术支持对促进成功参与DHSs干预的关键作用常被强调。来自HCPs的支持、积极和鼓励态度对参与者至关重要，是其参与的重要激励因素。他们特别欣赏热情、温暖、友好的语气、提问机会和个体监督。与HCPs沟通和参与的连续性对参与者动机至关重要，帮助他们克服障碍。参与者感觉开放的治疗关系培养信任，提供安心和真正关怀的感觉。同样，来自研究或临床团队的支持也被描述为维持动机和依从性的关键。此外，参与者强调在整个干预中获得一致的技术支持的重要性。缺乏技术知识或技能可能阻碍参与DHSs干预。因此，获得帮助、实时技术支持以及与HCPs持续开放沟通和支持常被提及，帮助参与者克服障碍、建立信心并感到赋权。提问或提出与潜在疾病或不适相关问题的机会也受到参与者重视，使他们感到被关心和支持。多名参与者表达希望在干预前获得更多关于DHSs或项目的信息和教育，部分人强调面对面会议对于详细设置和使用DHSs指导的重要性。在一项研究中，部分参与者经历了与HCPs关系的实际丧失，而其他研究中有些人担心这种关系的潜在丧失。然而，其他参与者体验了与HCPs或物理治疗师的便捷访问和延长个人接触，以及在线更自由交流的可能性。
**主题7：与同伴及家人联系、支持和社交互动的价值**：在多项研究中，联系、共在感和归属感受到高度评价，对参与者动机和参与至关重要。包含在线锻炼/咨询的干预被部分参与者认为在群体动态方面与传统干预类似。他们通过看到屏幕上其他参与者体验到归属感，感觉自己成为群体一部分，从而认为这些干预既有效又个性化，因为他们感到更独立、更有控制感。然而，在多项研究中存在参与者社交互动需求未满足的情况，他们渴望更多社会关系，希望通过面对面咨询或课程获得更多社交互动和融洽关系。许多研究包括的参与者强调，非正式环境中的社交互动、同伴支持和经验分享对他们非常重要，使完成PA课程更容易、更愉快。参与者还感觉与他人一起锻炼增加了支持和鼓励，促进了参与。此外，来自朋友和家人的支持在多项研究中被强调，形式包括技术支持、PA鼓励等。特别地，亲属亲自参加安装数字工具的指导会议、技术支持、PA支持以及亲属在家锻炼时提供安全帮助，这些因素帮助参与者启动干预并形成习惯。其他参与者将家人或朋友作为PA同伴，一起锻炼或进行友好竞赛。来自亲属的社会支持也被社交支持较少的参与者强调。如前所述，PA的社会方面很重要，在多项研究中，参与者建议采用混合方法，结合包含社交方面的传统PA干预和在家环境中的数字支持。
**主题8：竞争与比较的复杂性**：在电子健康干预中，竞争方面和比较对参与者扮演复杂角色。在监测活动的干预中，许多参与者通过参与友好竞赛、与同伴、朋友或家人比较，或比较当前与既往表现，受到竞争方面的激励和鼓励。无论干预中使用何种DHSs，多项研究触及当参与者过于自我意识并意识到自己的活动水平或外表，或通过与他人比较/竞争时可能产生的畏惧和失去动力。竞争方面引起一些矛盾心理，因为大多数研究中有参与者要求更多社交互动，但对部分参与者，这种自我意识增强可能导致偏好提供单独活动或较少社交互动的电子健康干预。如果参与者无法被他人看到或看到其他参与者，竞争感减弱，参与者感到较少自我意识，并避免因他人比较和竞争行为而被评判或尴尬。再次，电子健康干预提供的在家中安全环境中的灵活性和机会被部分参与者强调和偏好，因为这是一个无评判的身体活动场所，可避免因比较而产生的尴尬。仅少数参与者表达对他人数量不感兴趣，偏好将设备用作个人挑战并保持向内聚焦于个人目标。
**讨论**
本范围综述概述了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在PA干预中使用DHSs的体验。通过反映广泛人群的见解，本综述提供了对这些个体参与数字解决方案的细微理解，强调了告知临床实践和未来研究的益处和挑战。在所有研究中，用户报告了数字健康工具的积极体验，突出了PA意识提高、动机增强、对数字解决方案的参与度增加，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便利性和灵活性。然而，文献也指出一些复杂性和挑战，对于理解为何某些人未体验到数字工具益处至关重要，例如与用户日常生活的不匹配、监测和竞争方面潜在的情感负担，以及同伴支持和社交互动机会有限。这些发现强调了个性化和情境敏感性对增强用户参与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数字干预在文献中因增强PA动机和意识而受到赞扬，但本综述揭示参与者以不同方式表达这些积极体验，常反映其个体境况和背景。这与其他研究一致，强调个性化是有意义参与的前提，指出如果解决方案反映用户个体偏好和生活境况，用户更可能对DHSs产生积极反应。此观察与本综述识别出的关键主题共鸣。
**个性化与情境敏感性的需求**：在多项研究中，参与者强调个性化方法和反映个人偏好及境况的定制内容（如日常惯例、家庭责任和工作承诺）对鼓励持续参与至关重要。基于此，DHSs干预更可能促进有意义参与，当它们针对预期使用的情境时。这与Yardley等人提出的基于人的干预开发方法一致，强调成功参与DHSs不仅取决于技术功能和行为改变理论组件，还取决于它们如何融入用户日常生活、个人境况和心理社会需求。在DHSs更具体组件方面，个性化需求也被强调。例如，自动生成的提示可能打断日常惯例，被部分用户视为非个人和令人沮丧。与现有研究一致，这些发现表明，如果DHSs对个人偏好、惯例和优先事项有响应性（尤其是提醒的时间和频率），用户会体验更好结果。相反，被视为过于通用或非个人的提醒可能导致用户脱离。尽管某些PA干预可能适用于参与者日常生活并敏感，但它们不一定改变PA行为。正如Lupton所言，这可能是因为数字健康在个体上增加了额外负担。当干预从临床环境转移到家庭和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时，创造了自我监测的道德义务，使PA成为道德责任。如果参与PA和DHSs被视为另一套日常义务，可能阻碍融入日常生活，尽管数字健康工具提供便捷性和灵活性。综上，这些见解表明数字干预可能受益于承认康复常与其他日常需求竞争，并应针对个体患者生活情境和个人优先事项进行定制。
**激励性方法的需求**：本综述中许多参与者发现HCPs的数字监测增加了他们对PA的承诺感和责任感。这一发现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然而，其他参与者体验到对HCPs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减少了享受，并将PA目的转向满足外部期望。基于HCPs建议和鼓励参与数字干预，即使可能不符合个体价值观或个人偏好，被Lupton概念化为“推动式自我追踪”。这一概念表明外部提示可能削弱用户的内在动机，使其主要为了满足外部需求而参与干预。因此，尽管监测可能在短期内有用，但如果动机是外在的，长期持续PA往往减弱。类似地，如果量化和监测被视为纪律性和控制性，某些用户可能拒绝HCPs的建议。这解释了为何一些技术能力高的人也可能反感使用DHSs。这表明监测应适应个人偏好，并作为选择加入或退出功能提供，使用户在不符合期望时能改变模式。
启用或禁用数字干预特定组件的选项也适用于竞争和比较方面，本研究中这些方面充满情感复杂性。虽然部分用户发现监测、竞争和比较等特征令人投入，但其他人则被其吓倒。这种差异在先前研究中也有提及，强调各种复杂情感体验。竞争方面已被证明可增强PA，尤其在健康个体中，但可能对其他人起阻碍作用，引发自我意识和外表相关担忧。多项研究强调情感不适、不确定性和对尴尬的恐惧，表明监测、竞争和比较可能并非普遍有益于所有人群。出于避免社交尴尬而非实现个人目标或获胜的动机参与竞争性干预，可能削弱PA的乐趣。这区分了内在动机驱动的PA与竞争性PA。相反，主要关注自我监测和自我比较的用户可能由内在动机驱动，寻求个人进步而非外部验证。这引发了对DHSs干预中隐含假设的质疑，并强调了对多样化情感反应敏感性的需求。然而，进一步复杂性在于竞争和比较并非数字格式独有，也嵌入传统PA干预中。因此，某些数字干预可能为在群体环境中感到不适的个体提供心理上更安全的空间，使其在没有社会表现或比较压力的情况下参与PA。
**关系支持的需求**：部分DHSs旨在通过技术机制（如竞争或比较）提供社会支持，以促进PA并增强联系感和支持感。然而，纳入文章中社会支持对参与者的重要性表明，它不仅是激励因素，更是塑造用户对数字健康干预相关性和有效性感知的构成性元素。这对临床实践和未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强调了来自HCPs、同伴、朋友和家人的社会支持的重要性。来自家人和朋友的情感与社会支持以及同伴互动在现有文献中多次被强调为参与PA干预的关键促进因素，但本综述中多项研究提到社会支持是未满足的需求。对于有强烈社交互动需求的人，数字工具可能无法满足，尤其当密切的治疗关系对其重要时。这强调了HCPs角色的重要性，本综述中多项研究强调HCPs对参与者参与、动机和依从性的关键作用。与HCPs建立信任和支持关系的重要性在其他地方也被强调，表明DHSs在孤立实施时可能不足。尤其在要求参与者将PA转移到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干预中，持续的专业参与和情感支持似乎对维持动机和参与至关重要。因此，数字PA干预需对个体需求、情感偏好、生活境况和关系背景更敏感，并整合HCPs的支持。
**优势与局限**
通过利用广泛人群的证据，本综述提供了个体如何体验数字PA解决方案的细微理解，突出了可告知临床实践和未来研究的益处和挑战。然而，各种方法学决策关于文章纳入和排除标准引入了对综述范围和结果解释的实质性限制。首先，检索限于英语、丹麦语、瑞典语和挪威语文章，可能影响纳入文章数量。其次，优先考虑促进全身性PA的干预增强了概念一致性，但可能导致遗漏提供有价值用户体验见解的研究，因为这些体验的许多方面不一定与特定干预相关。第三，排除来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研究旨在增强情境相关性和对丹麦背景的可转移性，但可能引入了对高收入国家人群的选择偏倚。此限制限制了结果向具有不同社会文化特征和数字采纳水平的情境的可转移性；通过聚焦高收入国家，本综述未捕捉来自DHSs使用和数字不平等问题可能更突出地区的体验，也未捕捉来自其他数字先进地区用户的体验。
此外，为维持对参与者使用DHSs体验的清晰概念焦点而排除聚焦可行性、可接受性或可用性的定性研究，引入了另一重要方法学局限。虽然此标准增强了纳入证据的一致性并确保与综述叙事和描述性意图一致，但可行性、可接受性或可用性研究可能仍包含丰富的定性见解。然而，在这些研究中，这些体验通常服务于干预评估而非作为主要现象。尽管如此，此纳入标准可能排除了相关用户视角，缩小了结果中代表的用户体验广度。
同样，排除COVID-19大流行期间进行的研究是一个局限，可能缩小了本综述捕获的体验范围。大流行呈现了加速实施的异常条件，推动了接受和采纳，但也受限于封锁和物理距离要求。因此，研究人员认为此期间参与者的体验受这些特殊情况影响，而非反映非大流行背景下的日常生活，这是本综述的范围。尽管如此，此决定可能导致遗漏数字健康演变重要时期的有价值见解。
另一个方法学局限是，一项2016年符合条件的研究通过会议摘要识别，但仅在重新检索时发现，因此未通过数据库检索获取。尽管研究人员认为这不太可能影响结果的整体解释，但表明搜索过程中可能遗漏其他相关研究。最后，由于初步检索发现大量潜在相关文献，未检索纳入研究的参考文献，也未搜索灰色文献。这些决定也可能导致未识别某些相关研究。因此，结果应解释为概述而非详尽证据。
除方法学局限外，纳入证据的若干特征可能影响结果解释和可转移性。首先，任何结果解释应考虑到干预持续时间的大幅变化。用户对数字干预的参与随时间推移可能减少或停止，甚至短期使用后，表明使用DHSs的体验也可能随时间演变。因此，持续时间变化以及DHSs使用相关的时间动态可能促成本综述中发现的异质性。其次，纳入文章中使用的DHSs在复杂性、数字组件和交付模式方面差异很大。虽然此异质性允许探索广泛解决方案中的体验，但可能限制了各主题向PA干预中特定类型DHSs的可转移性。最后且重要的是，多数纳入文章发表于2018年之后，表明该领域快速发展。随着DHSs变得更先进并被广泛采用，用户体验可能随之变化。因此，结果应在当前数字健康解决方案一代的背景下解释。尽管本综述采用与Arksey和O’Malley框架一致的叙事性和描述性方法，但鉴于定性研究的诠释性，对纳入文章的分析可能增加了另一层诠释，从而影响结果主题的理解。尽管如此，研究人员始终以反映主题趋势和细微差别的方式分析和呈现结果，确保忠实于原始研究。
**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引人注目的是，当前文献主要涉及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身体活跃且已使用技术的人群。这可能意味着本综述突出的一些细微差别和挑战在个人、社会或数字资源较少的个体中更为显著和普遍。因此，未来定性研究应旨在提高包容性，调查康复中DHSs使用增加如何在更多样化和服务不足的人群中被感知和体验。这将有助于理解这些体验如何在不同数字素养水平、社会经济背景和医疗保健背景下变化。此外，需要纵向定性研究来探索用户体验在DHSs使用不同阶段（尤其与采纳和持续参与相关）如何演变。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比较定性研究也可能提供有价值的见解，了解情境因素如何塑造PA干预中DHSs的体验和参与。
**结论**
本范围综述旨在探索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在PA干预中使用DHSs的体验。研究结果表明，在PA相关干预中使用DHSs总体被视为积极，但同时也受到数字、个人和关系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影响。个性化与日常生活及个人对PA和技术知识的对齐，成为使用DHSs和参与的关键决定因素。因此，数字支持的PA干预应以人为中心、情境特定，并与参与者日常惯例和偏好一致；其他关键方面包括反馈、个人支持和社交互动。关系支持和对HCPs、同伴或个人网络的联系感是重要的激励因素，构成了支持DHSs使用的情感和实践基础，强调数字解决方案无法替代PA干预中的关系方面。因此，DHSs在支持PA方面的承诺不在于设备本身，而在于其嵌入真实生活和真实关系的能力。这表明使用DHSs的PA干预应超越通用设计，采用以人为本的方法，整合关系和社会支持，同时适应用户的日常生活、需求和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