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眼科从业者近视管理实践的混合方法研究

《Ophthalmology and Therapy》：A Mixed-Methods Investigation of Myopia Management Practices Among Eye Care Practitioners in China

　　

摘要
引言：中国近视管理发展迅速，主要受政府应对日益增长的近视负担的举措推动。尽管有多种干预手段可用，但由于从业者培训、实践环境和地理位置的异质性，从业者在进行近视管理时面临挑战。系统化、标准化、基于证据的实践将增强近视管理实践。本研究探讨了中国不同实践环境和地理位置从业者对近视管理实践的认知，比较了视光师（optometrist）和眼科医生（ophthalmologist）在近视管理方面的观点，以及如何解决已识别的障碍。
方法：研究人员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结合定性（qualitative）和定量（quantitative）方法。第一阶段定性研究包括对37名从业者（27名视光师，10名眼科医生）进行面对面半结构化访谈。第二阶段涉及对500名从业者（401名视光师，99名眼科医生）进行定量调查。使用逻辑回归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探索感知障碍之间的可能差异。
结果：第一阶段分析确定了常见的障碍，包括公众意识有限、治疗费用、依从性差以及不可预测的临床结果。第二阶段验证了这些主题，强调了公众意识低、治疗费用高、依从性缺乏、结果不可预测以及产品过多。显著的地理和实践环境差异明显，特别是在临床指导、商业化和仪器成本方面。近视控制镜片（myopia control spectacle lens）最受欢迎，并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治疗选择。
结论：本研究得出结论，有效的中国近视管理实践需要改进公众教育、解决治疗费用、提高患者依从性、管理不可预测的临床结果、推广以患者为中心的方法以及扩大继续教育。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在不同地理位置和实践环境中提供有效、可及和标准化的近视管理护理至关重要。

**论文解读：中国眼科从业者近视管理实践的混合方法研究**

**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近视发病率持续攀升，Holden等（2016）预测2050年全球约50%人口受其影响。东亚地区（如中国）青少年近视率高达80%–90%，且近视相关眼病（如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离）显著降低生活质量。尽管光学干预（角膜塑形镜、近视控制镜片、软性接触镜）和药物干预（阿托品）已可延缓近视进展，但全球范围内仅2.3%的儿童配戴接触镜用于近视控制，64%的患者仍使用单光镜片。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近视负担急剧加重，15–19岁人群近视率在2050年可能达到71.9%，经济负担高达1736亿人民币。中国政府虽已通过《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等国家战略推动近视防控，但干预措施主要降低发病率而非延缓进展，且从业者培训、实践环境（如公立医院、私立眼科诊所、光学零售店）及地理位置（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的异质性导致近视管理实践不一致。为此，本研究旨在探索中国不同实践环境和地理位置从业者对近视管理的认知，比较视光师与眼科医生的观点，并识别阻碍标准化实践的关键障碍。

**研究概况**
本研究采用序贯探索性混合方法设计，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定性研究）于2022年3月至2023年4月通过面对面半结构化访谈收集37名从业者（27名视光师、10名眼科医生）的数据，样本来源为亚洲视光大会（AOC）和亚洲视光管理学院（AOMA）的专业网络；第二阶段（定量研究）于2024年5月至8月通过在线问卷调查500名从业者（401名视光师、99名眼科医生），覆盖中国不同地域。主要技术方法包括：使用框架法进行主题分析，应用逻辑回归模型分析教育背景、实践环境、地理位置与感知障碍的关联，并通过三角验证增强结果可靠性。研究结论发表在《Ophthalmology and Therapy》。

**研究结果**

**第一阶段定性研究**
通过主题分析识别出八大主题：
- **财务障碍**：从业者感知初始设备投资（角膜地形图仪、生物测量仪）及高昂治疗费用（尤其是进口产品）限制患者基础。
- **缺乏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产品驱动或商业导向的服务强调销售而非患者利益，导致家长“货比三家”。
- **不可预测的临床结果**：个体疗效差异大，相同产品在不同研究中的疗效不一致，增加患者期望管理难度。
- **实践范围限制**：部分从业者因教育资质或执照限制无法提供角膜塑形镜、阿托品或散瞳验光服务。
- **公众教育与意识不足**：公众对高度近视并发症认知低，互联网错误信息使家长误以为治疗可逆转或治愈近视。
- **患者依从性差**：患者未定期配戴镜片、使用眼药水或随访，降低治疗效果。
- **专业发展支持不足**：从业者需更多循证培训及政府政策支持以改善公众沟通。
- **立法与监管框架滞后**：缺乏统一法律框架定义实践标准、职业责任及干预措施使用，导致临床实践变异。

**第二阶段定量研究**
- **主要障碍**：前五大障碍为公众意识缺乏（67%眼科医生、66%视光师）、治疗费用高（48% vs 56%）、依从性缺乏（58% vs 49%）、过度商业化（45% vs 40%）、不可预测的临床结果（39% vs 38%）。
- **统计差异**：
- **视光师 vs 眼科医生**：仅在散瞳验光限制方面存在显著差异（2%眼科医生 vs 15%视光师，p < 0.0001）。
- **地理位置**：公众意识缺乏在地级市从业者中比例最高（87%），商业化顾虑在地级市最高（49%）；县级市眼科医生对公众意识的担忧高于视光师（82% vs 64%），直辖市则相反（59% vs 36%）。
- **实践环境**：私人视光中心或光学店铺对散瞳限制（40%）、仪器成本（41%）、立法限制（20%）、职业道德（20%）的顾虑显著高于其他环境；公立医院对治疗费用（43%）和产品过多（23%）的顾虑最低。
- **偏好治疗**：近视控制镜片被78%从业者认为最有效，85%最偏好，84%认为是患者首选。87%的从业者（视光师87%、眼科医生90%）表示需要实时监测工具。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公众意识缺乏和费用高是主要障碍，地级市和县级市尤为突出，需针对性加强公共教育。依从性差在所有环境中普遍存在，但眼科医生因患者信任度较高而感知略好。不可预测结果与临床指导不足相关，地级市从业者因继续教育机会有限而顾虑更重。散瞳限制主要影响视光师，尤其在私人诊所，反映中国缺乏统一视光师立法框架。过度商业化集中在私人医院和眼科诊所，家长易受营销影响，需更严格的产品注册制度。设备成本在私人视光中心构成更大障碍，但拥有生物测量仪并不保证有效管理，需要准确解读眼轴长度等能力。

研究结论翻译如下：
本研究是中国首项混合方法研究，考察了不同实践环境和地理位置从业者对近视管理的认知。视光师和眼科医生在近视管理中表现出显著活跃性和关注，但仍存在常见障碍，包括公众意识不足、治疗费用高、患者依从性差、不可预测的治疗结果以及产品过度商业化。本研究强调需要全国范围内的标准化培训、公众教育及以患者为中心的近视管理方法，重视临床能力和循证实践以减轻近视负担。未来研究应跟踪不同地理位置和实践环境中从业者应对策略的进展，以评估这些缓解措施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