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气候变化的呈现及其对主观幸福感与环保行动意愿的双重影响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Media Framing of Climate Change and Its Dual Impact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Pro-Environmental Engagement

　　摘要：在数字时代，媒体传播在影响气候变化对人类福祉及环境意识的作用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本研究基于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结合大数据分析及行为实验，探讨以问题为导向与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报道方式所带来的心理与行为后果。在研究1中，通过对203,094条微博帖子的主题分析，发现了两种主导的报道框架；情感分析结果显示，问题导向的报道更易引发负面情绪，而解决方案导向的报道则不然。研究2中的在线实验（样本量n=248）表明，与解决方案导向的报道相比，问题导向的报道会增强负面情绪，同时降低正面情绪、生活满意度以及环保行为。研究3则是为期七天的纵向研究（样本量n=181），进一步发现，反复接触问题导向的报道会逐渐加剧负面情绪，而两种框架对正面情绪或生活满意度并无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框架都能促进环保行为。总体而言，这些研究结果揭示了气候变化传播的双重作用：虽然以问题为中心的报道可能损害主观幸福感，但无论是问题导向还是解决方案导向的报道，都能有效维持人们的环保意识。对于全球气候治理而言，这些证据强调了在风险沟通与强调有效行动的叙事之间取得平衡的重要性，从而在减轻不良心理健康影响的同时，推动长期的环保行为。

引言：气候变化已被公认为是最紧迫的全球性风险之一，它对人类生存、公共卫生及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与其他许多环境危害不同，气候变化往往难以直接被感知，且依赖于相关知识，这使得公众难以通过个人经验直接了解其状况（Marlon等人，2019）。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国际新闻媒体及社交媒体等在线平台已成为人们感知、解读和应对气候相关风险的重要“社会放大节点”（Kasperson等人，1988）。因此，气候变化传播已成为研究与治理领域中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影响公众对风险的认知，还影响着社会的反应和政策制定方向（Huang & Liu，2022；Niedzwiedz等人，2025；Veeneman，2023）。尽管人们对这一领域越来越重视，但目前关于气候变化传播如何通过健康方面的益处同时提升人类福祉与环境可持续性的证据仍然有限且存在争议（Greaves等人，2023；Hornsey & Fielding，2016；Jacobson等人，2019）。随着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越来越呼吁采用将心理韧性与环境友好行为相结合的综合方法，这一差距愈发突出（Helm等人，2022；Shao & Yu，2023）。基于此，本研究旨在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在气候变化报道中，何种框架策略能够最大程度实现个人健康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互利共赢？

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在气候变化传播中占据核心地位，它是公众获取有关气候危机成因、影响、减缓策略及适应措施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Newman，2020；Sch?fer & Painter，2021）。与学术研究相比，媒体能够更快地将信息传递给更广泛的受众，因此在塑造公众对气候变化的理解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媒体叙事不仅影响公众对科学的认知，还有助于将科学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Cortés & Quiroga，2023）。学者们根据叙事结构和框架，提出了多种气候变化报道的主题分类方法。例如，Badullovich等人（2020）系统地回顾了1996年至2019年间发表的274项研究，发现科学、经济和环境视角的报道最为常见。不过，气候变化报道的主题随时间发生了显著变化（Romps & Retzinger，2019）。在此基础上，我们纳入了2019年之后发表的最新研究（见表1）。总体而言，现有的分类方法大多基于传统新闻媒体的词频分析，仅能提供描述性概述，缺乏更深层次的理论支撑。在探讨媒体报道的核心功能时，这些框架大致围绕两个基本方向展开：即放大或削弱气候风险。Kasperson等人（1988）基于风险社会放大框架指出，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层面的相互作用可能会放大或减弱公众对风险的认知以及随之产生的行为反应。这一视角将关注点从风险的客观属性转向了传播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动态。在此框架下，气候变化报道可大致分为两种策略：风险放大与风险削弱（Feldman & Hart，2018）。结合这些观点与本研究的目标，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模型，用以解释气候变化媒体报道所引发的心理与行为后果（见图1）。具体而言，当风险信息从社会传播节点（如新闻媒体）传递到个体层面时，报道的框架特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

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维度之一（Iasiello等人，2024）。在各种形式的幸福感中，主观幸福感对外部环境线索和事件的敏感度尤其高（Ryan & Deci，2001）。主观幸福感指的是个体对生活质量的认知与情感评价，通常通过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来衡量（Diener等人，1999）。框架理论认为，气候变化报道中的不同叙事框架会引发不同的情绪反应（Kelly & Sharot，2025；Veeneman，2023），而媒体内容的情绪色彩则会影响个体的心理状态（Scheufele，1999）。那些以灾难性场景描述气候变化危机的报道会加剧人们对生态灾难的恐惧，强化生存焦虑，降低对未来的期望（Skurka等人，2023）。从情绪价值的角度来看，接触负面或具有威胁性的内容还可能增加人们的压力感，削弱他们对生活的积极评价，进而降低整体生活满意度（Iwanowska等人，2023；Kelly & Sharot，2025；Lavelle，2022；Osberghaus & Kühling，2016）。在信息回音室的背景下，这种效应可能会因为“绝望刷屏”而进一步加剧——即反复接触负面新闻会扭曲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加重心理困扰，进一步损害主观幸福感（Satici等人，2023）。相比之下，那些强调应对策略和有效措施的叙事则有助于缓解与气候相关的焦虑，激发希望感，并推动集体行动（Olson等人，2025；Feldman & Hart，2018）。那些突出积极环境解决方案的正面报道，已被证明能够提升人们对未来的乐观态度，改善他们对生活的评价（Wilczek，2018）。总体而言，目前关于媒体框架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一般来说，那些夸大危机和风险的负面报道容易引发负面情绪，降低人们对生活的积极评价；而那些淡化风险的正面报道则有助于维护积极的心理状态。基于这些一致的结论，我们提出了以下假设：H1：放大气候风险的报道会降低主观幸福感。H2：削弱气候风险的报道会提升主观幸福感。媒体在气候变化传播中的作用不仅限于放大或削弱风险，还包括激励人们采取有效行动。气候变化报道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为公众提供有助于培养环保行为的资讯，所谓环保行为，指的是那些能够减少环境危害或为环境保护做出贡献的行为（Steg & Vlek，2009）。框架理论认为，问题的呈现方式会影响决策和行为结果（Tversky & Kahneman，1981），这意味着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描述会显著影响公众的反应。关于放大风险框架的行为效应，目前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从建构水平理论的角度来看，强调气候风险可以降低心理距离，使人们感觉威胁更为迫在眉睫且与自身息息相关，从而激励人们采取减缓或适应措施（Spence等人，2012）。当人们有过亲身经历气候相关灾难时，这种效应尤为明显（Spence等人，2011）。相反，压力与应对视角则认为，过度接触具有威胁性的信息可能会引发恐惧反应和回避行为，因为人们会试图保护自己的心理和认知资源（Brügger等人，2016）。对于削弱风险框架的影响，也存在类似的分歧，既有抑制观点，也有促进观点。风险社会放大框架认为，淡化威胁可能会降低人们的警惕性，阻碍他们采取应对措施（Kasperson等人，1988）。实证研究也表明，关于进展的乐观报道可能会让人们产生懈怠心理，从而降低他们减轻风险的积极性（Hornsey & Fielding，2016）。不过，前景理论（Kahneman & Tversky，1979）则认为，强调在不确定性条件下采取行动的好处，能够促进预防性行为。那些突出减缓策略的解决方案导向叙事，能够激发人们的希望感、效能感以及对未来的可行设想，从而鼓励他们参与环保活动（Feldman & Hart，2016；Spence & Pidgeon，2010）。尤其是以促进为导向的框架，已被证明能够增强人们为实现环境目标而付出的努力（Shome等人，2009）。总之，现有的理论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对于气候变化报道如何影响人们的环保行为存在着不同的预测。鉴于这些分歧，现在就提出明确的方向性假设还为时过早。因此，我们提出了以下研究问题：RQ1：放大气候风险的报道与环保行为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RQ2：削弱气候风险的报道与环保行为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本研究旨在探讨媒体框架在塑造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心理与行为反应中的作用，重点关注主观幸福感与环保行为。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并解决其中的争议，我们设计了三项互补的研究。研究1通过对气候变化相关社交媒体帖子进行主题分析和情感分析，找出中国气候变化传播中最常见的报道框架模式，为后续实验材料的开发提供基于现实情况的依据，并初步探究这些框架与公众情绪反应之间的关联。在研究1的基础上，研究2通过情境启动实验，检验不同框架对主观幸福感及环保行为的即时因果效应。考虑到人们日常接触媒体信息往往是反复而非一次性，研究3则采用了为期七天的干预措施，以探究在单次接触与反复接触的不同情境下，框架效应是否存在差异，以及持续接触是否会产生与实验启动条件下的不同结果。

数据收集：我们使用Scrapy（版本2.9.0）对类似Twitter的中国微博平台——新浪微博上的数据进行了关键词爬取。首先注册并登录一个微博账号，然后从浏览器中获取认证cookie。接着，将包含该cookie、关键词和时间范围的HTTP请求发送到微博API，以此模拟关键词搜索功能。最后，解析返回的HTML页面，提取相关信息，包括帖子文本、发布时间、地点等。

参与者：参与者是通过在中国广泛使用的社交聊天应用微信上发布的广告在线招募的。我们使用G*Power 3.1软件（Faul等人，2007）估算了所需样本量：对于α=0.05水平、中等效应大小（f=0.25）以及80%的统计功效来说，至少需要180名参与者。为考虑可能出现的人员流失情况，我们最终招募了300名中国参与者，其中男性169人（占比56.33%），女性131人（占比43.67%）。

参与者年龄：与研究2中相同的样本量计算方法显示，180名参与者就足以满足效应大小的要求（Faul等人，2007）。最初通过在线广告招募了204名参与者，然后将他们随机分配到三个组中：问题框架组（n=68）、解决方案框架组（n=70）以及对照组（n=73）。在排除了那些在预测试注意力检查中表现不佳的参与者后，最终有192名有效参与者留了下来，其中男性87人，女性106人。

总体讨论：本研究聚焦于气候变化报道这一重要媒介，旨在阐明气候变化对人们心理健康和行为反应的影响。基于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气候变化报道大致可分为两种框架类型：问题导向和解决方案导向。通过三项研究，我们证明了这两种框架类型会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

结论：本研究强调了气候变化传播在促进心理健康与环境行动方面的实际价值。问题导向的报道往往会引发负面情绪，最初还可能抑制人们的环保行为，但长期接触则有可能逐步提升他们的环保意识。而解决方案导向的报道则能有效鼓励人们采取环保行动，同时维护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这些研究结论可为政策制定者、媒体从业者以及环保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作者贡献说明：余国良：撰写——审阅与编辑、研究指导、资金筹集、概念构思。邵磊：撰写——初稿撰写、资金筹集、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构思。

致谢：本研究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优秀创新人才培育计划的支持。

邵磊 | 余国良
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