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新质生产力如何促进中国城市减排？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Exploring new pathways for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ow doe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promote urban emission reduction in China?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新质生产力（NQP）——主要由技术创新驱动——正在成为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引擎。基于2012-2022年258个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本研究系统考察了NQP对中国城市污染与碳减排（PCR）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表明，NQP对促进PCR具有显著影响。机制分析显示，NQP通过数字技术创新（DTI）、绿色技术创新（GTI）和产业升级（IU）传导机制促进PCR。异质性分析表明，NQP的减排效应在东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宽带中国政策试点城市更为显著，并且在DTI、GTI和IU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强。此外，改革政策异质性分析表明，2012-2015年主要效应是污染减排，而2016-2022年碳减排效应逐渐显现，污染减排效应始终保持显著。本研究为中国发展创新驱动的NQP和探索环境治理新模式提供了实证证据，并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权与减排责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推进可持续发展进程提供了中国模式。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退化的严峻背景下，传统生产力范式面临要素投入增长伴随污染与碳排放同步上升的根本性约束，使得发展权与减排责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中国自“十四五”规划起，环境治理已从以污染减排为主转向以碳减排为中心的协同增效阶段，但城市层面仍存在高碳能源结构路径依赖、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刚性约束以及区域转型梯度差距等关键挑战。现有研究虽分别探讨了新质生产力（NQP）与绿色低碳发展的关系，但缺乏系统分析NQP对污染与碳减排（PCR）协同效应的实证研究，且对数字技术创新（DTI）、绿色技术创新（GTI）和产业升级（IU）等传导机制未纳入统一框架，同时对异质性条件的考察也不充分。为此，研究人员基于2012–2022年中国25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涵盖新劳动者、新劳动对象和新劳动工具三个维度共13个指标的新质生产力（NQP）评价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权重，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TWFE）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工具变量（IV）法（以高等院校专任教师人数和滞后一期NQP为工具变量）以及双重差分（DID）法（以数据交易中心设立为准自然实验）等计量方法，系统考察了NQP对城市PCR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还通过替换变量、增加控制变量、截尾处理、剔除特殊城市、双向聚类标准误等六种稳健性检验，以及分区域、分改革阶段、分政策试点、分城市类型和分机制变量水平的异质性分析，确保结论的可靠性。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Innovation》。

**研究结果**
**相关性分析**：初步相关性分析显示，NQP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LNSO₂）呈显著负相关，与二氧化碳排放（LNCO₂）呈显著正相关，表明需通过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更严格的实证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在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以及经济水平、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人口密度、消费支出等变量后，NQP对LNSO₂和LNCO₂的系数均显著为负，验证了假设H1，即NQP显著促进城市PCR。
**稳健性检验**：通过替换自变量（采用主观赋权法和主成分分析法重估NQP）、替换因变量（采用污染排放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增加控制变量（政府干预、公路客运和货运水平）、数据截尾（1%缩尾处理）、剔除特殊城市（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以及双向聚类标准误六种方法，结果均保持显著负向，证实基准结果稳健。
**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IV）以高等院校专任教师人数和滞后一期NQP为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显示NQP系数仍显著为负，且通过弱识别和过度识别检验。双重差分法（DID）以数据交易中心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结果表明设立数据交易中心的城市NQP对PCR的促进效应显著，且平行趋势检验成立，进一步确认了因果效应。
**机制检验**：中介效应模型显示，NQP通过提升DTI、GTI和IU三个中介变量部分中介作用于PCR。具体而言，NQP显著促进DTI（系数7.027，1%显著），DTI进而显著降低污染和碳排放；NQP显著促进GTI（系数1.712，1%显著），GTI进而显著降低污染和碳排放；NQP显著促进IU（系数1.500，1%显著），IU进而显著降低污染和碳排放。分别支持假设H2、H3和H4。
**异质性分析**：
- **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NQP的减排效应显著且弹性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且显著性减弱，西部地区不显著，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从东向西递减的空间格局。
- **改革政策异质性**：2012–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NQP主要表现为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系数-6.008），碳减排效应不显著；2016–2022年（改革后），污染减排效应持续显著（系数-2.349），碳减排效应也显著显现（系数-0.625），表明改革推动了NQP碳减排潜力的释放。
- **政策试点异质性**：在宽带中国试点城市，NQP对PCR的促进效应显著强于非试点城市，说明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强化了NQP的减排作用。
- **城市类型异质性**：非资源型城市NQP显著促进PCR，而资源型城市效应不显著，原因是资源型城市存在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NQP更多集中于资源开采效率提升而非低碳转型。
- **DTI异质性**：在DTI高水平城市，NQP的减排效应显著；低水平城市不显著，说明DTI是NQP发挥减排潜力的关键载体。
- **GTI异质性**：在GTI高水平城市，NQP的减排效应显著；低水平城市不显著，表明绿色技术储备不足限制了NQP的减排效果。
- **IU异质性**：在IU高水平城市，NQP的减排效应显著；低水平城市不显著，反映了产业升级滞后导致的技术与结构适应性障碍。

**总结讨论与结论翻译**
在全球环境挑战和经济增长压力背景下，NQP的发展已成为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键路径，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权、环境保护责任与推进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提供了中国模式。基于2012–2022年258个中国城市的面板数据，本研究系统考察了NQP对PCR的影响。主要发现有三点：第一，NQP显著促进PCR，且主要通过DTI–GTI–IU传导机制实现。第二，NQP的减排效应呈现多维异质性。在区域层面，东部城市减排弹性高于中部和西部城市；在改革阶段上，2012–2015年主要表现为污染减排效应，2016–2022年碳减排效应逐渐显现，污染减排效应始终保持显著；在政策试点方面，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的促进作用强于非试点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的减排效应强于资源型城市。第三，机制变量异质性分析表明，在DTI、GTI和IU水平较高的地区，NQP的减排效应更为显著。本研究结论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制定具有区域针对性的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政策提供了实证证据和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