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外科与心胸外科中的妊娠、分娩与产假：一项定性研究

《Journal of Surgical Research》：Pregnancy, Birth, and Maternity Leave in Neurosurgery and Cardiothoracic Surgery: A Qualitative Study

　　

摘要
引言
本研究旨在探索女性外科医生如何应对妊娠、分娩和产假的需求，以及工作场所文化如何塑造她们的生殖经历。
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外科医生（N = 22）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大多数参与者报告有子女。访谈聚焦于妊娠、分娩及重返工作岗位的经历。转录本采用归纳主题分析法进行分析。
结果
三个主要发现浮出水面：(1) 在不适应的工作场所中妊娠，(2) 不支持工作环境的身心代价，(3) 产假作为个人负担。外科医生描述了在规划妊娠时机方面面临的重大挑战，经常推迟生育并经历不孕、流产和/或依赖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RT）。参与者报告缺乏正式的妊娠政策和便利条件，导致她们继续承担全部临床职责，包括手术和夜间值班，直至分娩开始。许多人因污名化和对职业后果的恐惧而隐瞒妊娠。样本中近半数的外科医生报告经历了妊娠并发症，近四分之一报告了婴儿健康并发症。产假政策经常缺失，导致经济惩罚和提前返回工作的压力。来自同事的经历从支持性倡导到敌意和报复不等。
结论
女性神经外科和心胸外科医生在通常缺乏正式支持的专业环境中应对妊娠和产假。需要结构性政策和文化变革来支持生殖健康、促进公平并提高女性在外科专科中的保留率。

**论文解读：神经外科与心胸外科中女性外科医生的妊娠、分娩与产假经历——一项定性研究**

**研究背景与问题**

近年来，进入神经外科和心胸外科等专科的女性人数有所增加，但这些领域以超长工作时间、严苛的住院医师培训和僵化的职业期望为特征，使得妊娠和家庭规划面临巨大挑战。这些亚专科的训练通常在女性最佳生育年龄（25-35岁）内进行，持续7-9年。既往定量研究已发现，女性外科医生的流产率是普通人群的两倍，生育子女数少于男性同事，且更常使用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RT）。此外，女性外科医生在控制年龄、工作时间和辅助生殖使用后，妊娠并发症（如早产、胎儿生长受限、胎盘早剥、妊娠期高血压）发生率仍显著高于非外科医生或男性外科医生的配偶。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女性比例较高的外科专科或培训阶段，缺乏对神经外科和心胸外科这类高度男性主导领域中女性主治医生（attending surgeons）妊娠、分娩和产假经历的深入定性探索。理解这些结构性障碍和文化障碍对生殖健康、育儿支持及职业可持续性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深度访谈和定性数据分析，探索女性神经外科和心胸外科医生的生殖与育儿经历。

**研究概述与结论**

研究人员对来自美国和加拿大21个地点的22名女性神经外科和心胸外科医生（18名神经外科，4名心胸外科）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采用基于扎根理论的归纳主题分析法对转录本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三个主要结论：(1) 在不适应的工作场所中妊娠，包括战略性妊娠时机、缺乏正式政策、污名化与职业风险；(2) 不支持工作环境的身心代价，表现为妊娠和分娩并发症；(3) 产假作为个人负担，涉及缺乏公平政策、同事支持度不一、经济惩罚和产假时长的选择。论文指出，当前专业环境缺乏正式支持，结构政策和文化变革是促进生殖健康、公平及提高女性在外科专科中保留率的关键。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Surgical Research》。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收集数据。研究对象为21个美国与加拿大医疗中心的22名女性神经外科和心胸外科主治医生（18名神经外科，4名心胸外科）。访谈聚焦于妊娠、分娩、产假及重返工作经历。转录本采用基于扎根理论的归纳主题分析法，通过持续比较法提取主题，数据收集直至主题饱和。研究团队包括健康心理学、性别关系、权力动态及外科领域的专家，其中含临床医生和非临床研究者。

**研究结果**

**（一）妊娠在不适应的工作场所（Pregnancy in an unaccommodating workplace）**

通过访谈发现，外科医生在妊娠时机上面临重大挑战：许多人在培训期间被告知“不允许怀孕”，从而推迟生育，但随后因年龄、压力或疾病导致不孕，不得不依赖体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或代孕，部分人无法生育。缺乏正式政策：多数受访者报告其部门没有为妊娠提供便利，她们工作至分娩开始，甚至在进行分娩前仍继续查房、填写病历；除一人外，所有人在孕期全程承担值班，且常在产假前“加倍”值班以弥补缺席。缺乏便利条件：医生很少获得休息、饮食调整，即便产科医生建议卧床休息，她们仍继续全职工作，因为担心被视为“软弱”、给同事造成负担或面临职业惩罚。自我组织代班：产假期间，医生需自行安排工作覆盖，医院不提供支持，同事常不情愿协助。污名化与职业风险：许多医生尽可能隐瞒妊娠，尤其是在住院医师阶段；对同事的反应从公开敌意（如被吼叫、被扣工资）到沉默的排斥，但少数人获得支持性领导和同事的帮助。

**（二）不支持工作环境的身心代价（Costs of an unaccommodating workplace）**

通过访谈数据，研究者发现妊娠和分娩并发症普遍存在：18名有子女的医生中，40%报告妊娠或分娩并发症，包括多次流产、妊娠期糖尿病、胎盘早剥、子痫前期（preeclampsia）；24%报告婴儿健康并发症，包括2例婴儿死亡。医生将并发症归因于工作压力（长时间站立、睡眠不足、营养缺乏）以及不支持的同事带来的情绪压力。例如，一位医生在收到一封关于停薪的恶意邮件后72小时内早产。分娩并发症包括早产、新生儿住院、母亲产后住院等，部分医生认为工作环境直接加剧了这些不良结局。

**（三）产假作为个人负担（Maternity leave as an individual burden）**

通过访谈，研究者发现缺乏公平的产假政策：多数机构没有正式产假政策，医生需自行协商，常导致无薪休假或使用假期时间；即使有普遍育儿假，也因未考虑妊娠和分娩的生理差异而惩罚了女性，例如女性医生需更长产假但男性同事获得相同时长。同事支持度不一：部分医生获得支持（如上级主动减轻值班），但多数遭遇敌意或被动攻击，如被替换、被抱怨“负担”或被告知“选择当妈妈还是当外科医生”。经济惩罚：产假期间收入减少，部分医生被迫提前返回工作，甚至工资被削减。产假时长不足：医生平均产假仅11周（范围3-20周），许多人因经济压力、担心技能退化或不愿给同事添麻烦而提前返回，但身体和情感上尚未准备好。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女性外科医生在神经外科和心胸外科这类高度专科化领域面临独特挑战：由于同行稀缺、患者连续性照护责任、手术技能衰退担忧，以及自行安排代班的期望，使得妊娠和产假问题更加复杂。研究强调了正式政策的重要性：缺乏政策导致便利条件依赖个人协商，而医生因害怕被视为软弱而不愿主动请求。此外，文化层面需从“平等”转向“公平”——当前以男性为标准的工作模式忽视了女性妊娠和分娩的生理需求。研究结论翻译如下：本研究中女性神经外科和心胸外科医生描述，她们在专业环境中应对妊娠、分娩和产假，而这些环境很大程度上未考虑其生殖现实。然而，转变外科文化并非易事，需要多层面的干预。解决妊娠和分娩政策只是重塑职业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若无有意义的变革，外科可能仍将吸引相对较少的女性，而女性外科医生将继续在平衡外科培训与生殖健康方面承受不成比例的身心压力。最重要的是，外科文化必须重新审视其对手术室外生活的看法。拥有家庭或维持手术之外的责任应被视为社会公共利益和增强福祉与职业表现的源泉，而非手术实践的干扰。随着进入外科专科的女性数量持续增长，面对这些结构性和文化障碍对于促进医生福祉、提高女性在神经外科中的保留率以及确保长期可持续的外科职业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