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性措施推动了大沼泽地休闲渔业中的放流做法以及栖息地保护工作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Guiding practices drive catch-and-release support and habitat concerns in Everglades recreational fishery

　　•对160名大沼泽地钓鱼向导的调查显示，他们高度支持放流捕鱼方式。•放流捕鱼行为的形成与渔具使用及目标物种有关。•大沼泽地钓鱼向导最担忧的是海草的减少。•他们的担忧源于目标物种、渔船使用、放流做法以及个人经验。•未来对放流捕鱼的偏好因当前做法、对海草的担忧以及渔船类型而异。

引言
传统上，渔业管理依赖于生物学评估和监管手段，但这些方法并不总能充分考虑到关键资源使用群体的意见（Murphy等人，2020年；Ziegler等人，2019年）。尽管已有数十年的渔业研究，但管理框架历来侧重于鱼类种群的生物学和行为特征，往往忽视了影响合规性、捕鱼努力程度及满意度的各种人为因素（Fulton等人，2011年；Schadeberg等人，2025年；Scyphers等人，2021年）。然而，管理措施的成效往往取决于资源使用者的价值观、行为和观点（如休闲渔民和商业渔民；Chan等人，2018年；Farthing等人，2022b年；Gómez-Andújar等人，2024a年），这表明渔业是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其中生态系统动态与人类行为紧密相连（Fulton等人，2011年；Ostrom，2009年；Harvey等人，2025年）。如果管理者未能预判人类的反应，或使管理目标与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不符，那么相关法规就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包括较低的合规率、信任度下降以及负面的生态影响（Fulton等人，2011年；Gómez-Andújar等人，2024a年、2024b年；Klefoth等人，2023年）。例如，Gómez-Andújar等人（2024a年）研究了哥斯达黎加、墨西哥、洪都拉斯和波多黎各的四个小型渔业，发现管理失效的原因是渔民缺乏认同感、采取变通办法，以及因为认为政策不公平、不切实际或未经他们参与而完全抵制相关规定。

为避免出现此类情况，尤其是在数据有限和以休闲为主的渔业中，渔业管理逐渐转向考虑渔民的社会、文化及行为因素的方法（Brown等人，2016年；Charles，2023年；Gervasi等人，2022年；Griffin等人，2021年；Harvey等人，2025年；Hunt等人，2019年）。Griffin等人（2021年）证明，基于公平、沟通和信任建立的管理体系能提高合规性。他们以塞舌尔一个偏远的休闲渔业为例，说明钓鱼向导、科学家和管理者之间的长期合作填补了重要的数据空白，有助于进行针对特定物种的脆弱性评估，进而为管理提供依据。这些案例共同表明，忽视渔民的知识、动机和限制会导致那些缺乏支持、无效且被忽视的法规。因此，了解渔民的特征、行为和担忧对于制定有效且合理的监测计划和法规至关重要。在休闲渔业中，这种考量尤为重要，因为多样化的动机和行为影响着大规模的资源利用方式（Arlinghaus等人，2019年；Hunt等人，2019年）。

休闲渔业涵盖多种捕鱼活动，其捕获的鱼并非出售到市场，而是供个人使用、放流，或为维持生计、满足文化或社交需求而被捕捞（Arlinghaus等人，2007年、2016年；Charles，2023年；Cooke和Cowx，2004年；Potts等人，2020年）。过去人们认为休闲渔业的环境影响有限，但现在认识到它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每年有大约470亿条鱼被休闲渔民捕获，约占全球带鳍鱼类捕获量的12%（Arlinghaus等人，2007年、2019年；Maggs等人，2016年；Potts等人，2020年）。尽管休闲渔业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深远，但由于其分布范围广、渔民流动性高、捕鱼努力程度不受限制以及开放式的特性，有效的休闲渔业管理仍然十分复杂（Arlinghaus等人，2007年、2019年；Arlinghaus和Cooke，2009年；Cooke和Cowx，2004年；Maggs等人，2016年；Potts等人，2020年）。这些挑战凸显出了解休闲渔民如何通过自身行为和决策影响资源利用及生态结果（如捕获率、物种构成和栖息地状况）的重要性。

在休闲渔业领域，钓鱼向导是那些受雇带领客户进行钓鱼旅行、提供指导、装备及水上专业知识的职业人士，他们往往还承担着自然历史学家和生态知识传播者的角色（Farthing等人，2022a年）。他们充当客户与渔业环境之间的中介，帮助客户接触不同的栖息地和物种（Farthing等人，2022a年、2022b年；Griffin等人，2021年；Jennings，1992年），同时还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决策，在满足客户期望与实施保护性措施之间找到平衡（Farthing等人，2022b年）。他们的生计既依赖于客户的短期满意度，也依赖于鱼类种群的长期可持续性，这使他们处于生态、社会和经济压力交汇的焦点位置（Farthing等人，2022a年、2022b年；Griffin等人，2021年；Smith等人，2023年）。向导们可以通过其在水上的选择对生态结果产生重要影响，比如选择能够最小化对鱼类伤害的鱼钩类型（Brownscombe等人，2017年；Cooke和Suski，2004年；Cooke等人，2012年；Farthing等人，2022a年、2022b年），选择能降低被天敌捕食风险的捕鱼地点（Danylchuk等人，2007年；Raby等人，2014年），或者实行自我约束的保护措施和管理规定（如限制捕捞量Dinkelacker等人，2025a年、b年；Farthing等人，2022b年，以及采用放流捕鱼方式Czarkowski等人，2025年；Griffin等人，2021年）。因此，了解向导们对休闲渔业管理及保护的看法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的偏好、决策和限制不仅会影响法规的解释和实施，还会决定哪些物种成为捕捞目标、在何时何地投入捕鱼努力，以及渔获物的最终去向（是捕捞还是放流）。

放流捕鱼这种方式很好地体现了人类行为与管理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初，放流捕鱼作为一种保护措施被引入，旨在减轻捕捞对鱼群的影响，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管理策略，通过减少捕捞量来维持鱼类种群数量、保持优质的休闲捕鱼条件，以及保护那些脆弱或具有经济价值的物种（Brownscombe等人，2017年；Cooke等人，2013年；Cooke和Schramm，2007年；Farthing等人，2022b年）。渔民和向导们对放流捕鱼的看法差异很大，这些看法受到文化规范、个人道德观念以及对放流效果认知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又会进一步影响他们对放流做法的遵守程度及采用最佳实践的意愿（Farthing等人，2022a年；Scyphers等人，2021年）。多项研究量化了渔民对放流捕鱼的支持程度，发现很多人自愿采用放流做法（例如，93%的波兰渔民经常进行放流捕鱼；Czarkowski等人，2025年），而且他们对这种捕鱼方式的认可度和知晓度也很高（例如北美的条纹鲈鱼渔业Dinkelacker等人，2025b年，以及北美的短鳍鲭鲨渔业Kneebone等人，2025年）。此外，放流捕鱼做法也能反映休闲渔民和向导们的保护意识（Brownscombe等人，2017年；Cooke和Schramm，2007年；Farthing等人，2022b年）。例如，Farthing等人（2022b年）发现，那些更熟悉最佳放流技巧的向导（如尽量缩短鱼类挣扎时间、选择伤害较小的鱼钩类型、减少鱼类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往往也更具环保意识，这表明保护价值观与水上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关联，值得进一步研究。

在本研究中，我们探讨了休闲渔业向导所认为的以及实际采取的与管理工作相关的行为，重点关注放流捕鱼行为以及他们更广泛的环境和渔业方面的担忧。我们通过与钓鱼向导共同设计调查问卷，试图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1）大沼泽地钓鱼向导目前的捕鱼和放流做法是什么？（2）这些向导有哪些环境和渔业方面的担忧？（3）他们对未来与放流捕鱼相关的渔业法规有何看法？我们推测，向导们会报告普遍采用放流捕鱼做法，尤其是针对那些被认为脆弱或具有经济价值的物种。我们预计，向导们的环境担忧将基于他们对生态系统变化的长期观察，主要涉及栖息地退化以及渔业领域内的各种生态压力。最后，我们认为，向导的从业经验，即从事向导工作的年限以及在大沼泽地捕鱼的时间，将是影响他们放流做法以及对未来放流政策支持程度的关键因素。这些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向导的经验和做法如何为休闲渔业管理中具有保护意义的法规的设计和合理性提供依据。

章节摘录
大沼泽地钓鱼向导
大沼泽地国家公园是一个社会生态系统，人类活动与生态过程在此紧密相连（Arlinghaus等人，2013年、2017年；Cass-Calay和Schmidt，2009年）。由于拥有出色的渔业资源，大沼泽地国家公园堪称美国最值得开发的休闲渔业区域之一（Cousins等人，2025年；Stainback等人，2019年）。尽管这种渔业活动发生在国家公园内，但其管理仍遵循相关法规。

大沼泽地向导的捕鱼做法
接受调查的大沼泽地钓鱼向导表示他们拥有丰富的水上经验，平均从业时间为21年（标准差±13.4年），开始从业的时间从1961年到2022年不等（见图1a和b）。大多数受访者是在21世纪00年代或10年代开始从事这一职业的（58.1%）。受访者表示平均每年从事向导工作165天（标准差±70.2天），其中47.5%的向导每年工作天数在200到210天之间（见图1c）。不同批次的向导工作天数存在差异，那些较早开始从业的……

理解休闲渔业向导如何看待环境变化、采取保护行为以及支持未来的管理措施，对于在像大沼泽地国家公园这样的保护区制定有效且兼顾资源使用者需求的渔业战略至关重要（Fulton等人，2011年；Farthing等人，2022a年、2022b年；Harvey等人，2025年）。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了与大沼泽地钓鱼向导共同设计的在线匿名调查问卷，并结合内容分析方法，来评估这些向导目前的放流捕鱼情况……

结论
大沼泽地钓鱼向导表示普遍采用放流捕鱼做法，并且非常关心大沼泽地国家公园的环境状况。他们对当前及未来的放流捕鱼做法都给予高度支持，这说明放流捕鱼不仅在该地区被接受，而且很可能是未来维持休闲渔业发展的有效管理策略。目前，佛罗里达州的渔业管理正逐渐转向区域化管理方式（Addis，2020年；FWC，2025a年、b年），这些研究结果……

资金支持
本研究得到了大沼泽地国家公园的资助，资助编号为P22AC00496-00。该资金提供方并未参与本研究的设计、数据收集、分析或解释、论文撰写，也未决定是否将本文发表。

作者贡献声明
Sophia V. Costa：概念构建、数据整理、正式分析、调查研究、方法设计、项目管理、结果验证、可视化处理、初稿撰写、修订编辑。Benjamin L.H. Jones：数据整理、正式分析、修订编辑。W. Ryan James：数据整理、正式分析、修订编辑。Rolando O. Santos：概念构建、资金筹集、方法设计、修订编辑。Jennifer S. Rehage：概念构建。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以下可能被视为潜在利益冲突的财务利益/个人关系：Jennifer Rehage表示获得了国家公园服务的财政支持。其他作者则声明自己没有已知的可能影响本研究结果的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
我们要感谢所有为这项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我们尤其要感谢那些慷慨分享自己的时间、经验和知识的钓鱼向导，没有他们，这项研究就无法完成。特别要感谢Steve Friedman船长、Benny Blanco船长、Ted Wilson船长以及Nick Castillo船长。我们还要感谢各位同事和合作伙伴在研究过程中提供的宝贵意见和反馈。

Sophia V. Costa|Benjamin L.H. Jones|W. Ryan James|Rolando O. Santos|Jennifer S. Reh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