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Escaping Russia, trapped by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negotiation in light of ingroup wrong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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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了一波移民潮，大量人群因政治迫害或安全担忧逃离俄罗斯。本研究探讨了反战俄罗斯移民如何在内群体不当行为背景下协商其国家认同与道德责任。先前研究表明，拥有污名化身份可能导致自我群体疏离。然而，这些研究关注的是可被定性为暴力或歧视受害者的群体，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了一波移民潮，大量人群因政治迫害或安全担忧逃离俄罗斯。本研究探讨了反战俄罗斯移民如何在内群体不当行为背景下协商其国家认同与道德责任。先前研究表明，拥有污名化身份可能导致自我群体疏离。然而，这些研究关注的是可被定性为暴力或歧视受害者的群体，缺乏对代表施害群体成员的身份表演与协商的研究。研究人员在2023年3月至2024年初之间分两轮对俄罗斯移民（N = 12）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并使用反射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 RTA）分析了数据。参与者描述了集体内疚（collective guilt）和身份暴露恐惧，伴随在互动中如何表演自身身份的警惕感。为避免任何暗示支持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参与者倾向于通过将自己定位为有道德意识但缺乏能动性（agency）来缓解潜在的道德评判。尽管参与者积极去认同（disidentified）俄罗斯身份，他们仍强调在应对集体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和内疚方面存在挣扎。研究人员讨论了这些发现对潜在抵抗与未来冲突后和解（post-conflict reconciliation）的启示。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
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了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最大的移民潮，约100万人因政治迫害、征兵风险或对宣传影响的恐惧而离开俄罗斯。在此背景下，国家主导的民族主义宣传模糊了国家认同与国家行为之间的界限，将“成为俄罗斯人”与侵略行为挂钩。这种联系不仅强化了国内对政权的支持，也导致国际社会对俄罗斯身份与文化产生贬低。对于反战俄罗斯移民而言，他们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他们因国家行为被外界视为施害者群体成员，承受污名化；另一方面，他们自身道德谴责国家行为，却难以摆脱集体责任的压力。既有研究多关注历史上受害群体（如殖民历史、二战受害者）的集体内疚与身份管理，但对施害群体成员在持续冲突中如何协商身份与道德责任缺乏深入探讨。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质性方法探究反战俄罗斯移民如何在内群体不当行为（ingroup wrongdoing）语境下构建国家认同、应对集体内疚并管理社会互动中的身份。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对12名俄罗斯反战移民（年龄23–67岁，4名男性）进行了两轮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共24次访谈），数据收集于2023年3月至2024年1月。参与者来自欧洲和中亚多个国家，通过滚雪球抽样招募。分析采用反射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 RTA），以建构主义视角解读访谈数据。研究结论表明：参与者将国家认同描述为一种高度显著且具有威胁性的“警惕身份”（vigilant identity），日常伴随集体内疚、羞耻及对身份暴露的恐惧。他们通过话语策略（如强调情感负担、承认内疚而无能为力）来缓解道德评判，同时积极进行自我群体疏离（self-group distancing），包括去认同（disidentification）、强调替代性身份锚点（如其他民族根源、城市身份）或使用有毒家庭隐喻。尽管参与者试图摆脱俄罗斯身份，但他们仍承认无法完全割舍，并持续挣扎于集体责任与个人道德之间的张力。该研究对理解当前冲突中抵抗行为的心理机制及未来和解路径具有重要启示，论文发表在《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关键技术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主要技术包括：
1. **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分两轮进行，第一轮聚焦移民经历与战争感知，第二轮深入探讨身份建构与协商。
2. **反射性主题分析（RTA）**：以归纳为主、理论为敏感资源，对转录文本进行三级编码（初始编码、子主题、主题），强调研究者反思性。
3. **样本来源**：12名俄罗斯反战移民（年龄23–67岁，4男），通过滚雪球抽样招募，居住在拉脱维亚、黑山、亚美尼亚、捷克、挪威、法国、塞尔维亚、哈萨克斯坦等地，具有不同年龄、职业、移民背景（多数于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离开）。
4. **数据验证**：转录后由参与者进行成员检验（member checking），确保观点准确。
**研究结果**
**主题一：警惕身份——“我必须时刻因说母语而感到内疚”**
通过分析访谈数据，研究人员发现参与者的国家认同在日常互动中高度显著，成为无法回避的“警惕身份”。参与者描述，随着战争爆发，外部他人（如官僚机构、社会交往）将其俄罗斯身份凸显为最核心特征，导致他们持续监控身份暴露风险。例如，亚历山德拉提到：“通过他人的评估，我意识到‘成为俄罗斯人’变得非常重要。”参与者还描述了集体内疚感，如莉莉娅表示“我时刻感到自己来自一个发动战争的国家”，并认为内疚是唯一合适的道德反应。然而，这种内疚常伴随对缺乏能动性的强调，如达莉亚重复“内疚……内疚和无助”，但又不否认责任，将自己定位为“无助但道德上负责”。此外，身份隐藏与公开之间的张力凸显：一些参与者（如达莉亚）选择隐瞒身份以避免尴尬，另一些（如莱昂纳德、拉拉）则坚持公开身份以挑战主流叙事，认为这是道德与政治行为。
**主题二：可接受道德自我的协商——“如果他们是俄罗斯人，我肯定不是”**
研究人员进一步揭示参与者如何通过多种定位策略协商可接受的道德自我。首先，**去认同**：参与者明确与主流国家定义的“俄罗斯性”划清界限。例如，伊娃表示：“如果那些支持当局的人是‘真正的俄罗斯人’，那我肯定不是。”莱昂纳德称自己处于“种族认同危机”，认为俄罗斯身份是“低质量”的标签。其次，**寻找替代身份锚点**：部分参与者利用多元民族背景，强调亚美尼亚、突厥等非俄罗斯身份，如内森开始研究“突厥认同”。另一些参与者则强调城市身份（如莫斯科人）而非国家身份，以减轻道德负担。最后，**有毒家庭隐喻**：参与者普遍使用“有毒伴侣”“酗酒父母”“远亲”等比喻来描述与俄罗斯的关系。例如，莉莉娅将离开俄罗斯比作“与困难伴侣分手”，索菲亚比作“复杂的父母”，达莉亚比作“酗酒远亲”。这些隐喻传达出无法割舍的依恋、痛苦与道德冲突，强调尽管试图疏离，国家认同仍是难以摆脱的一部分。
**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部分指出，当前研究扩展了社会认同文献，表明持续内群体不当行为下的国家认同协商不仅受个人归属感变化影响，更受社会语境中他人如何识别该身份的制约。引入“警惕身份”概念，捕捉了国家认同在内疚、羞耻与预期误解下如何被动凸显。参与者描述约束性能动性（constrained agency）：他们既承认集体责任，又强调对政府行为缺乏控制力，这种张力通过话语策略（如承认内疚但不行动）得到表达。去认同并非简单的回避，而是对主导叙事的主动抗议，可能为基于价值观的跨国抵抗与团结开辟路径。研究还指出，参与者的内疚感（如莉莉娅、达莉亚）符合接受集体责任的条件，这对未来冲突后和解具有积极意义。
**结论部分翻译**：
本研究探讨了俄罗斯反战移民如何在持续的内群体不当行为与地缘政治污名（geopolitical stigma）下协商其国家认同。通过聚焦道德与身份定位，它突出了个体在应对集体责任时经历的约束性能动性。研究扩展了污名化身份研究，表明与国家道德错位不仅导致距离化，还会引发复杂的微观抵抗形式与国家认同重建。本研究对社会认同、移民与集体情绪研究做出以下贡献：首先，将焦点从历史上受压迫或受害群体转向施害群体成员，探讨其在持续冲突中的污名化经历；其次，引入“警惕身份”概念，捕捉国家认同在内疚、羞耻与预期误解下如何被动凸显，为身份显著性与威胁研究增添新维度；最后，研究为政策制定者、非政府组织（NGOs）与东道社会提供了关于国家污名心理与社会负担的见解，有助于设计避免进一步污名化复杂地缘政治背景群体的融合政策与跨群体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