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个月时伴侣体重减轻与饮食结果：一项二元与个体体重管理干预的随机对照试验

《Obesity Science & Practice》：Partner Weight Loss and Diet Outcomes at 24 Months i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a Dyadic Versus Individual Weight Management Intervention

　　

背景：将浪漫伴侣作为行为体重管理项目中的支持者，针对指数参与者可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很少有研究探讨对伴侣的影响。方法：二元组包括一名体重指数（BMI）≥ 27 kg/m²的指数参与者和一名同居伴侣（BMI ≥ 18 kg/m²），随机分配到仅参与者组（N=116）或伴侣辅助组（N=115）。所有指数参与者接受了一项基于证据的团体体重管理项目。伴侣辅助组的伴侣参加了半数会议，但不要求做出行为改变/减轻体重。线性混合模型比较了24个月时两组伴侣体重和自我报告热量摄入的变化。结果：大多数伴侣为男性（63%）和白人（88%）。平均基线体重和BMI分别为98 kg（标准差28.1）和32 kg/m²（标准差7.8）。在24个月时，伴侣辅助组与仅参与者组相比，伴侣减轻了更多体重（-2.5 kg vs. -0.4 kg；估计平均差：-2.0 kg [95% CI -3.5, -0.6]）。热量变化无差异（伴侣辅助组：-367 kcal，仅参与者组：-196 kcal；估计平均差：-171 kcal [95% CI -358, 17]）。结论：包括浪漫伴侣是一种有效的体重管理方法，能为同居伴侣产生有意义的长期体重减轻，尽管他们并非体重减轻的直接目标。试验注册：Clinicaltrials.gov NCT03801174

研究背景：社会关系对体重和体重相关行为（如体力活动和健康饮食）具有显著影响，体重在社交网络内呈现聚类现象，即高体重指数（BMI）的个体更可能拥有同样高BMI的社交网络成员（如浪漫伴侣、家人、朋友）。健康行为和体重还可通过社交网络“传播”：当网络中的一人增加体力活动或体重增加时，其配偶、家人和朋友更可能遵循相似轨迹。在行为体重管理项目中，伴侣参与作为支持者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即对未直接参与干预的伴侣带来体重减轻。然而，既往研究多关注溢出效应，较少探讨正式将伴侣纳入干预对其自身结局的影响。因此，研究人员开展了Partner2Lose随机对照试验，旨在比较伴侣辅助干预（伴侣正式参与）与仅参与者干预（伴侣不参与）对伴侣体重和饮食摄入的长期效果，并假设伴侣辅助组伴侣的结局改善更显著。该研究发表于《Obesity Science》。

关键技术方法：本研究为双组平行随机对照试验，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招募5个队列的伴侣（共231对），包括指数参与者（BMI≥27 kg/m²）和同居伴侣（BMI≥18 kg/m²）。干预包括6个月减重阶段（13次小组会议，每两周一次）、12个月维持阶段（3次小组会议和9次一对一电话辅导）和6个月无干预阶段。伴侣辅助组伴侣参加6次减重会议和3次维持会议及5次电话，学习基于认知行为伴侣疗法（CBCT）的沟通技巧（如联合问题解决、分享想法感受）并制定支持计划。主要结局为24个月时伴侣体重（使用校准秤测量）和饮食摄入（使用自动化自我管理24小时饮食评估工具ASA24评估）。采用线性混合模型（LMM）分析，固定协变量为随机分层（指数参与者性别和BMI、伴侣BMI）和队列，随机效应为伴侣，遵循意向性治疗原则，并采用链式方程多重插补（MICE）处理缺失数据。

研究结果：
1. 参与者特征：通过基线问卷和测量描述伴侣人口学特征。伴侣平均年龄48.3岁，88.0%为白人，95.2%非西班牙裔，37.7%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99.2%为顺性别，多数为已婚夫妇（87.4%），女性指数参与者/男性伴侣组合占61.9%。伴侣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平均基线体重97.6 kg（标准差28.1），平均BMI 32.0 kg/m²（标准差7.8），伴侣辅助组基线体重（100.2 kg）高于仅参与者组（94.9 kg）。
2. 伴侣支持计划：通过记录每次会议选择的支持计划，描述伴侣辅助组伴侣的参与行为。最常选择的计划为“一起做”（占34.8%）和“与伴侣交谈制定在家支持计划”（占21.7%），其中“一起做”在每次会议中均为首选。
3. 体重变化：通过线性混合模型比较两组体重变化。24个月时，伴侣辅助组体重减轻2.5 kg，仅参与者组减轻0.4 kg，调整后平均差为-2.0 kg（95%置信区间[CI] -3.5至-0.6，p=0.008），表明伴侣辅助组体重减轻更显著。在6、12、18个月时，组间差异均未达统计学显著性。多重插补后差异更大（-2.7 kg，95% CI -5.1至-0.3，p=0.03）。伴侣辅助组达到至少5%体重减轻的比例在6个月时为24%，12个月30%，18个月34%，24个月37%，均高于仅参与者组（分别为15%、21%、19%、20%）。
4. 热量摄入变化：通过线性混合模型比较自报热量摄入变化。24个月时，伴侣辅助组热量减少367 kcal，仅参与者组减少196 kcal，调整后平均差为-171 kcal（95% CI -358至17，p=0.07），无统计学差异。
5. 敏感性分析：限制于基线BMI≥27 kg/m²的伴侣（占71%），体重差异更显著（调整差-2.9 kg，95% CI -4.8至-1.0，p=0.003）。按出生时指定性别分层，男性差异显著（调整差-2.1 kg，95% CI -4.2至-0.1，p=0.04），女性边缘显著（调整差-1.9 kg，95% CI -4.0至0.3，p=0.09）。未约束基线均值相等的敏感性分析结果一致。

讨论总结：本研究优势在于长期随访（24个月）和直接比较两种干预模式，发现伴侣辅助干预可产生有意义的伴侣体重减轻，即使伴侣仅接受较低剂量干预（中位数6次会议和4次电话）。局限性包括样本同质性高（主要为非西班牙裔白人、高社会经济地位、异性恋夫妇），脱落率较高（73%提供24个月体重），且未测量伴侣体力活动。研究人员指出，伴侣辅助组体重减轻可能源于支持行为（如提供自主性支持）和沟通技巧训练，而非直接干预。与既往疾病导向干预（伴侣作为共同减重目标）相比，本研究采用的支持导向干预产生的体重减轻较小，但无需伴侣满足体重标准，更具包容性。结论翻译：这些发现支持，作为支持性伴侣而非体重减轻目标参与行为体重管理，可导致伴侣随着时间推移实现有临床意义的体重减轻，尤其是那些体重指数（BMI）升高的伴侣。未来需开展成本效益研究，并探索在双方BMI均较高时，支持导向与疾病导向干预的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