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及异质性驱动因素:基于地理探测器的时空分析

《Sustainability》: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Heterogeneous Driving Factor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 Geodetector-Based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14日 来源:Sustainability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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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质生产力(NQPF)构成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ISOU)的关键驱动力,而ISOU的推进则为NQPF的培育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产业基础。因此,这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以阐明NQPF的形成以及NQPF与I

  
新质生产力(NQPF)构成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ISOU)的关键驱动力,而ISOU的推进则为NQPF的培育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产业基础。因此,这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以阐明NQPF的形成以及NQPF与ISOU之间的互动关系。随后,研究人员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考察了2011年至2023年间中国各地区两者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并应用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模型识别了主要驱动因素。结果揭示了三个主要发现。第一,研究期间,NQPF和ISOU均呈现出持续上升趋势,并伴有显著的空间差异。东部地区在两个系统的发展水平上始终最高,而西部地区则相对欠发达,东西部差距持续扩大。第二,全国NQPF与ISOU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从中度失调转变为轻度失调。然而,到2023年,近77%的省份仍处于失调状态。高值耦合协调区域逐渐形成以北京、上海、广东和江苏为中心的多核空间格局,呈现出东部领先、中部过渡、西部滞后的总体格局。第三,影响耦合协调的因素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在全国层面,经济发展表现出最强的解释力,其次是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在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仍是主导因素,而政府干预的作用日益突出。在黄河流域,教育超越经济发展成为首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则不显著,表明存在不同的区域驱动机制。交互探测进一步显示,大多数影响因素的组合产生了非线性增强效应。这些发现表明,NQPF与ISOU的协调发展既受到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也受到多种因素协同效应的影响。因此,应因地制宜地采取区域差异化和多维度的政策措施,而非统一应用标准化的政策工具。
**论文解读:新质生产力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及异质性驱动因素——基于地理探测器的时空分析**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全球地缘政治摩擦持续扰乱跨国技术合作与贸易往来、数字化与绿色技术革命重塑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各国普遍面临传统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的瓶颈,以及周期性需求疲软与产业链结构性短板等问题。如何依靠颠覆性技术重构生产范式并推动产业体系迭代升级,成为发展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的核心议题。新质生产力(NQPF)作为由生产要素质量系统性提升所产生的新质态生产力,其核心运行逻辑由全域创新支撑,并依赖前沿技术突破重构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组合方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ISOU)则涉及产业体系从低端向高端的转变,两者形成相互赋能、共生发展的耦合关系,共同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NQPF的测度维度碎片化,未能系统纳入新型劳动者、智能劳动资料、新劳动对象及数字基础设施四个核心维度;ISOU的测度仍主要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传统框架,未充分纳入技术强度、绿色转型和产业数字化等指标;对两系统间关系的研究多局限于线性关系或平均效应,缺乏动态耦合协调与时空协同演化的分析;区域异质性研究多依赖东中西三大板块的粗略划分,对流域经济地理单元的关注不足。该论文发表在《Sustainability》,旨在弥补上述缺口,基于理论框架构建多维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模型,量化考察中国省级层面NQPF与ISOU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及其异质性驱动机制,为制定差异化区域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
1. **熵权TOPSIS法**:用于客观赋权并综合评价NQPF的发展水平,通过计算各评价单元与正理想解的相对贴近度进行排序。
2. **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评估NQPF与ISOU两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度与协调程度,并引入相对发展度模型判断两系统的相对发展状态。
3. **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包括因子探测与交互探测两个模块,用于量化各驱动因素对耦合协调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及其交互作用类型。
4. **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用于分解全国及三大区域(东、中、西)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及其来源(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超变密度)。
数据来源涵盖2011—2023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不含港澳台及西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环境统计年鉴、高技术产业年鉴、国家知识产权局、企查查、华盛顿大学大气成分分析组、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同花顺iFinD、CSMAR数据库、工信部、专利汇全球专利数据库等,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或外推法处理。

**研究结果**

**3.1 NQPF与ISOU的时空演化分析**
通过熵权TOPSIS法计算各省份NQPF综合得分,发现2011—2023年NQPF水平持续增长,年均增速6.12%。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且增长势头最强(累计增长162%),中部和西部地区均低于全国均值,东西部差距从1.244倍扩大至1.801倍,而中部与西部差距从1.189倍缩小至1.022倍。ISOU指数同样稳步上升(年均增速7.16%),空间分布与NQPF基本一致,东西部差距从2.808倍缩小至2.267倍。内蒙古、宁夏、青海等资源依赖型省份ISOU改善有限,而广东、江苏增幅最大,反映出区域产业基础与转型路径的显著差异。

**3.2 NQPF与ISOU的耦合协调分析**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发现全国耦合协调度从2011年的0.300(中度失调)上升至2023年的0.438(轻度失调),年均增速3.21%。东部地区始终最高,中部和西部低于全国均值,东西部绝对差距从0.086扩大至0.184。2023年仍有77%的省份处于失调状态,仅广东、江苏、北京、浙江、上海、山东、四川达到协调等级。高值区域形成以北京、上海、广东、江苏为核心的多核空间格局。相对发展度分析表明,大多数省份NQPF发展领先于ISOU,东部地区领先程度先缩小后扩大,中部和西部则持续缩小,呈现趋同趋势。

**3.3 空间自相关分析**
采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进行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检验,发现2011—2023年所有年份的Moran's I均为正值(除2018年p=0.052外均显著),表明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莫兰指数从2011年的0.244波动下降至2023年的0.161,说明空间集聚强度先减弱后稳定,低值集聚区域向中心收敛,但东西部空间分化依然存在。三维核密度图显示,全国耦合协调度分布逐渐右移,主峰高度降低、宽度扩大,表明整体水平提升但省际差异扩大。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核密度分布进一步证实了“东部领先、中部追赶、西部滞后”的梯度格局,且东部内部差异最大。Dagum基尼系数分解显示,全国总体基尼系数从2011年的0.110上升至2023年的0.159(增长44.5%),区域间差异(尤其是东西部差距)是总体空间不平等的主要来源,贡献率稳定在58.7%—62.2%之间。

**3.4 NQPF与ISOU耦合协调的关联因素分析**
应用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的因子探测模块,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教育水平、人口规模、政府干预、对外开放度、社会消费水平7个连续变量,采用等频率分位数法离散化为6个类别。全国层面,经济发展水平解释力最强(q=0.584),其次为教育水平(0.489)和人力资本(0.440),社会消费水平最弱(0.089)。长江经济带样本中,各因子q值普遍高于全国,经济发展(0.693)仍为首要因素,政府干预(0.531)解释力显著提升。黄河流域样本则呈现不同模式:教育水平(0.746)超越经济发展(0.676)成为首位,人力资本不显著(p=0.351)。基于省份异质性特征的分组分析显示,在高技术产业领先省份和非资源依赖省份,人力资本、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等因素均显著,其中人力资本在领先省份中q值最高(0.509);而在高技术产业滞后省份和资源依赖省份,仅人力资本或教育保持显著,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解释力下降甚至不显著。交互探测结果表明,大多数因子对呈现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效应,说明组合因素的解释力优于单一因素。

**3.5 稳健性检验**
通过调整耦合协调度模型中子系统权重(α=0.4/β=0.6与α=0.6/β=0.4)以及剔除2019—2023年新冠疫情冲击期样本进行重新检验,发现核心影响因素的q值及排名高度一致,证实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在讨论部分指出,NQPF与ISOU的协调发展存在显著的东西梯度,这与创新资源空间集聚加剧区域差异的传统观点一致,但中部与西部差距的缩小表明区域协调政策(如产业转移及内陆创新能力强化)已开始发挥缓解作用。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但仍有77%省份处于失调,说明理论预期的相互促进效应尚未完全实现,产业结构刚性、传统产能过剩及核心技术依赖等结构性约束仍是重要障碍,尤其在西部地区。政策启示层面,研究人员建议中央政府应设定分阶段目标,构建差异化赶超路径,依托黄河流域和成渝经济圈建设西部快速开发试验区,并通过生态补偿和结对合作机制促进资源转化。地方政府应基于空间关联性,推动跨省共建产业园区、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及人才共享机制。针对不同区域,应制定差异化产业转型策略:高技术产业领先省份聚焦前沿技术集群培育,资源依赖省份优先发展精深加工与绿色煤化工,并加强人力资本与教育投入。最后,研究人员指出,该研究虽以中国为背景,但其分析框架对面临类似工业升级任务的发展中经济体具有借鉴意义,但需根据各国治理能力、要素禀赋与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进行适应性改造。研究结论部分总结如下:第一,2011—2023年中国NQPF与ISOU均稳步增长,东部提升最显著,西部增长较慢,耦合协调度基尼系数从0.110升至0.159,东西部差距持续扩大。第二,全国耦合协调度从中度失调演变为轻度失调,但2023年仍有77%省份处于失调;高值区集中在东部,形成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的多核格局,相对发展率显示两系统趋于同步发展。第三,耦合协调是由多因素共同驱动的,全国层面经济发展解释力最强(q=0.584),教育和人力资本次之;长江经济带仍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政府干预作用突出;黄河流域教育超越经济成为首要因素,人力资本不显著;交互探测显示大多数因子对呈非线性增强效应,支持采取区域条件化的协调多维政策,而非单一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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