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a Psychologica》：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functional changes of the cognitive style of empathizing-systemizing in university students at late adolescence: A study used fixed-point observations data includ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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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系统化（Empathizing-Systemizing, E-S）结构相对稳定。E-S功能总体上保持稳定但有轻微变化。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E-S功能在男性中更为活跃，在女性中更为有效。男性和女性的E-S功能均对心理健康困扰（mental dis
共情-系统化（Empathizing-Systemizing, E-S）结构相对稳定。E-S功能总体上保持稳定但有轻微变化。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E-S功能在男性中更为活跃，在女性中更为有效。男性和女性的E-S功能均对心理健康困扰（mental distress）有明显影响。
**论文解读：共情-系统化认知风格的结构稳定性与功能变化——基于固定点观测数据的队列比较研究**
**研究背景与问题**
认知风格（cognitive style）是指个体在认知活动中处理信息的方式，包括感知、判断和学习等基本过程。Baron-Cohen（2002, 2003）提出的共情-系统化（Empathizing-Systemizing, E-S）理论认为，人类具有理解现象因果关系的认知倾向，其中共情（empathizing）对应心理因果认知，系统化（systemizing）对应物理因果认知。该理论最初用于解释自闭症谱系特征，但后续研究扩展至普通人群，尤其关注认知风格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大学晚期青少年（18-24岁）是人生中心理疾病最易发、最需关注的阶段（Hunt & Eisenberg, 2010），且该阶段是生命周期的关键转型期，容易经历挑战性情境。Momonoki和Ishii（2023）发现，在日常生活压力下，共情-系统化功能通过认知评价与应对过程影响心理困扰（mental distress），且存在性别差异：男性组中共情越低，心理困扰越高；女性组中系统化越高，心理困扰越高。然而，E-S结构（即共情与系统化的组成因子）在不同时间点是否稳定？E-S功能（即与其他变量的关系）是否随环境变化（如COVID-19大流行）而波动？既往研究缺乏基于队列比较的纵向证据。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旨在考察不同队列（同一学校年级）间E-S结构的稳定性与功能的变化，以期为心理困扰的机制研究提供基础。该论文发表在《Acta Psychologica》。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固定点观测（fixed-point observations）设计，于2011年、2014年、2017年和2021年对日本大学二年级学生进行匿名问卷调查。样本来源包括日本中部、东京和北海道地区的一所国立大学和两所私立大学，每年有效样本量约900人（男性和女性各约420-480人）。使用共情商数（Empathy Quotient, EQ）和系统化商数（Systemizing Quotient, SQ）的日文版（Wakabayashi et al., 2006），以及认知评价量表（Cognitive Appraisal Rating Scale, CARS）、三轴应对量表-24（Tri-Axial Coping Scale-24, TAC-24）和霍普金斯症状清单（Hopkins Symptom Checklist, HSCL）评估心理困扰。统计方法采用同时多组分析（simultaneous multi-group analysis）的形态不变模型（configural invariance model），分别对男性和女性组进行路径系数比较，以考察结构稳定性与功能变化。
**研究结果**
**3.1 共情与系统化的性别差异**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在所有研究年份中，女性共情得分均显著高于男性，男性系统化得分均显著高于女性。但自2017年起，共情的性别差异效应量（Cohen's d）呈下降趋势，系统化的效应量则呈上升趋势，表明性别差异随社会变迁可能逐渐变化。
**3.2 E-S结构稳定性**
基于图1所示的五因子模型（共情包含“共情关怀敏感性”和“社会适应性认知”两个子因子；系统化包含“机制兴趣”、“规则化与概括化兴趣”和“建构能力”三个子因子），研究人员对各年份数据进行形态不变模型拟合。结果显示，男性组整体拟合指数为GFI=0.893、AGFI=0.877、CFI=0.868、RMSEA=0.022；女性组为GFI=0.870、AGFI=0.851、CFI=0.874、RMSEA=0.025。RMSEA均低于0.08，表明模型拟合可接受。路径系数比较显示，大多数路径系数在各年份间无显著差异，仅少数项目存在波动（如男性组2021年共情与系统化之间相关系数显著升高至0.65）。总体而言，E-S结构在四个时间点保持相对稳定，女性组结构比男性组更稳健。
**3.3 E-S功能变化**
研究人员构建了从E-S经认知评价和应对到心理困扰的路径模型，分别对男性和女性组进行三时间点（2014、2017、2021）的多组比较。男性组结果：在所有年份中，共情与心理困扰均呈负相关（共情越低，心理困扰越高）。2021年COVID-19大流行期间，E-S功能更为活跃：共情和系统化均与认知评价中的“威胁”和“承诺”相关，并通过“问题解决/支持需求”正向影响心理困扰。此外，2014年和2017年的路径模式存在差异（如对“控制性”的路径方向不同）。女性组结果：2014年和2017年，系统化与心理困扰呈正相关（系统化越高，心理困扰越高），但这一关系在2021年消失；2021年系统化不再与认知评价的任何子因子相关。同时，在所有年份中，女性组从“共情”经“承诺”到“问题解决/支持需求”的路径均未到达心理困扰，这是女性组的特征。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E-S结构在包括COVID-19大流行在内的研究期间基本稳定，支持了E-S作为相对稳定认知风格的假设。功能方面，男性组中共情与心理困扰的负相关、女性组中“问题解决/支持需求”到心理困扰的路径缺失，在所有年份中一致，表明这些模式具有跨时间稳定性。2021年功能变化与环境压力（大流行）相关，男性组E-S更活跃，女性组系统化负面影响消失，可能是由于环境变化导致认知应对策略调整。性别差异的演变（共情效应量下降、系统化效应量上升）暗示社会角色变化的影响。研究局限性包括：基于横截面队列比较而非个体纵向追踪，仅检验形态不变性而未验证度量不变性和标量不变性，以及未直接测量大流行相关经历。结论部分翻译如下：
**结论**：基于队列间的结构稳定性，在男性和女性组中，E-S结构在平时相对稳定，即使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2021年，整体结构也得以维持。E-S功能在研究年份和性别间表现出若干差异。然而，男性组中“共情”与“心理困扰”之间的负相关，以及女性组中从“问题解决/支持需求”到“心理困扰”的路径缺失，在所有研究年份中均存在。因此，即使在2021年COVID-19大流行期间，E-S功能也基本保持。心理健康水平亦未发生大幅度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