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ter》：Study on the Measurement and Enhancement Pathways of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Marine Fisheries in China’s Coast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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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渔业在中国沿海地区保障食物供给与维持生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水产养殖扩张导致碳排放增加及资源环境压力上升，使生态效率提升成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议题。从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视角，研究人员采用DEA-SBM（Slacks-Based Measure，含
海洋渔业在中国沿海地区保障食物供给与维持生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水产养殖扩张导致碳排放增加及资源环境压力上升，使生态效率提升成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议题。从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视角，研究人员采用DEA-SBM（Slacks-Based Measure，含非期望产出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与GML（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全局曼奎斯特—伦伯格）指数，测度2006—2023年中国九个沿海省份海洋渔业生态效率；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分组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渔民收入与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各省生态效率呈波动趋势且省际差异显著；渔民收入对生态效率有显著正向作用，环境规制呈显著负向作用；数字化水平显著促进生态效率，而渔业灾害损失显著抑制之；技术采纳意愿在渔民收入与环境规制影响生态效率的路径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区域异质性显著，东部沿海各因素效应最强，北部沿海最弱。据此，研究人员从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环境政策调控与区域协同治理四个维度提出差异化提升路径，为中国沿海海洋渔业低碳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政策参考。
研究背景方面，海洋渔业是沿海区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优质蛋白供给、增加渔民收入及维护海洋生态安全中不可替代。伴随养殖规模持续扩张，能耗、用电与养殖废弃物排放稳步上升，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压力凸显，近岸水域生态环境承压。传统效率评价仅关注经济产出，忽视碳排等非期望产出，难以契合可持续发展内涵。既有文献多聚焦国家或单省尺度，对中国主要沿海省份海洋渔业生态效率的系统测度及影响因素传导机制研究不足。为此，研究人员将2006—2023年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九省作为样本，以海水养殖为主体，在碳排约束下测度生态效率并识别其宏观省级传导机制，论文发表于《Water》。
关键技术方法上，研究人员构建含土地、劳动、资本投入、经济与碳汇期望产出、碳排放非期望产出的指标体系，以物质流法核算贝藻碳汇、以燃油与电力折算标准煤再乘排放系数核算养殖碳排放；效率测度采用非导向VRS假设下DEA-SBM（含非期望产出）作静态估计，以跨期全局生产可能集的GML指数分解绿色技术进步率（GTC）与绿色技术效率（GEC）作动态分析；因素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机制检验采用Baron和Kenny（1986）逐步法中介效应模型（中介变量为技术采纳意愿），并依北部（辽冀鲁）、东部（苏浙）、南部（闽粤桂琼）分组回归与Chow检验、2SLS（两阶段最小二乘，工具变量取渔民收入滞后一期）处理内生性。
研究结果部分，生态效率测度结果显示九省效率值在研究期波动明显、省际差距大，江苏、浙江、广东多数年份较高，广西、海南部分年份偏低，2009、2014、2021附近普遍跃升与政策调整同步。基准回归得出渔民收入（lnFI）系数0.512且在1%显著为正，验证H1；环境规制（lnER）系数-0.367且在1%显著为负，验证H2b合规成本效应主导；数字化水平（lnDGL）系数0.071在5%显著为正；渔业灾害损失（lnFDS）系数-0.125在1%显著为负；R2由0.512升至0.628。稳健性检验经1%/99%缩尾、混合OLS、疫前（2006—2019）子样本均支撑基准结论，疫后（2020—2023）因样本仅27条部分变量不显著。中介效应显示渔民收入经技术采纳意愿间接提升效率的部分中介比为11.33%（a=0.312，b=0.187），环境规制经抑制技术采纳意愿间接降低效率的中介比为9.54%（a=-0.189，b=0.187），均为部分中介。区域异质性上东部沿海各核心变量系数最大（lnFI=1.256，lnER=-0.098，lnDGL=0.176），南部次之（lnFI=1.023，lnER=-0.098，lnDGL=0.128），北部均不显著（lnFI=0.412，p>0.1），Chow检验确认北—东、北—南系数差显著。内生性检验2SLS第二阶段lnFI=1.516、lnER=-0.423，方向与显著性不变，Kleibergen–Paap Wald F=34.736拒弱工具变量。
讨论与结论翻译部分，研究人员主要结论为：渔民收入是提升生态效率的重要驱动力，东部响应最强、北部不显著，约11.33%通过技术采纳意愿部分中介；环境规制当前以合规成本效应为主，负向显著，约9.54%经抑制技术采纳意愿传导，需由惩罚型合规转向赋能型合规以过渡至创新补偿；数字化水平显著正向（东部最敏）；区域异质性呈东>南>北的高敏感—高响应梯度；渔业灾害损失显著负向，水产品贸易负向，养殖产业结构（FIS）与科技支出（STE）不显著，后者反映资金重研发轻推广。基于此，研究人员从技术创新驱动（物联网、大数据精准投喂与增氧、科技推广三段网络）、产业结构优化（提高贝藻比、IMTA综合多营养级养殖、工厂化循环水与深水网箱）、政策调控优化（绿色养殖收入联动补贴、环境技术包与分类过渡期、灾害保险）、区域协同治理（东部长三角严标低碳认证、南部碳汇交易与出口提质、北部补数字基建与企农转化）四维提出路径。研究局限在于九省153观测值偏少、环境规制用宏观投资占比代理、中介仅取技术采纳意愿、未引入空间计量，未来可扩至地市面板、细分灾害与行业规制强度、多中介及SDM（Spatial Durbin Model，空间杜宾模型）溢出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