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The operationalisation of food citizenship: a scoping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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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越来越认识到，解决当前食品系统的问题需要普通公民的积极参与。这种参与也与新兴的食品公民身份（food citizenship，FC）概念相关联，要求公民更大程度的动员，尽管在文献中对此的观察方式各不相同。本范围综述绘制了与食品公民身份相关的一系列活动及
研究人员越来越认识到，解决当前食品系统的问题需要普通公民的积极参与。这种参与也与新兴的食品公民身份（food citizenship，FC）概念相关联，要求公民更大程度的动员，尽管在文献中对此的观察方式各不相同。本范围综述绘制了与食品公民身份相关的一系列活动及其使用的定义。这是通过检查5个数据库（n=420）中直接提及食品公民身份操作化的同行评审文章和学位论文来完成的。对最终45篇研究的分析表明，反复出现的元素——包括行为（如参与替代食品实践和决策中的能动性）、社区感以及知识或意识的增加——经常与食品公民身份的操作化相关联。研究还强调，尽管关于食品公民身份如何被经验捕获的可用研究数量有限，但它不能仅通过态度/价值观来衡量而排除行为，反之亦然——两者相互强化。最后，在观察和定义食品公民身份的方式上存在明显的细微差别，对围绕食品的集体决策参与的测量落后于食品公民身份定义中对这一活动的提及。
引言
过去二十年，食品系统的失败已被广泛记录，影响健康、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公民在促进更健康、公正和可持续食品系统中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公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CSOs）作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在倡导边缘群体、影响政策和监督实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发展中国家因贫困、教育、政治自由、文化规范、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及通信技术获取等因素而表现不足。食品系统倒计时2030倡议（Food Systems Countdown to 2030 Initiative，FSCI）将公民社会参与指数纳入指标，反映了公民参与作为食品系统转型关键组成部分的转变。在此背景下，食品公民身份（food citizenship，FC）应运而生，关注个人和社区在塑造食品系统中的权利、责任和角色，从被动消费者转向主动参与者。该概念由多伦多食品政策委员会引入，经Wilkins等学者阐述，并与食品民主（food democracy）紧密关联，强调公民通过个体和集体行动参与决策。食品公民身份涵盖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个体层面表现为政治消费主义（如抵制、购买伦理产品），但受市场体系限制；集体层面如社区园艺或食品政策参与被认为更具变革性，但面临准入和结构性权力动态障碍。尽管重要性日益凸显，食品公民身份仍是模糊和有争议的概念，缺乏概念清晰度，阻碍了研究和实践。本研究通过范围综述，检查同行评审研究和学位论文中食品公民身份的概念化和经验研究，探索其目标、特征、定义及经验观察方式，以绘制实践中的多样性，帮助学者和实践者考虑适合其目标的维度。
方法
采用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优先报告条目扩展版（PRISMA-ScR）指南和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oanna Briggs Institute，JBI）范围综述方法制定协议，使用人群概念背景（Population Concept Context，PCC）框架限定研究问题。纳入标准为呈现食品公民身份或食品公民经验操作化的研究，排除基于意见或理论的文章，无出版年份限制。搜索策略分三步：首先在Google Scholar中使用“food citizenship”或“food citizen”及“operationalisation”等词初步筛选；其次在Google Scholar、OpenAlex（Harzing’s Publish or Perish）、Google（Harzing’s Publish or Perish）、Scopus和Web of Science五个数据库中使用检索式“food citizen*” AND “operational*”；最后对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列表进行补充检索。共筛选420条记录，去除55条重复，剩余365条，经标题和摘要筛选排除201条未捕获经验操作化、71条非论文或同行评审、26条无法获取、23条未分析或收集数据，最终纳入46条记录。对相关文本进行归纳和演绎主题分析，以探索三个具体目标：研究目标与特征、所用定义、操作化方式。
结果与讨论
目标1：探索操作化食品公民身份的研究特征与目标
纳入研究共45篇，其中24篇（53%）为同行评审文章，21篇（47%）为学位论文，出版年份从1998年至2025年，28篇（62%）发表于2020年及以后，尤其2021年最多（n=9）。数据来源以全球北方为主，尤其是美国（n=9）、加拿大（n=7）和意大利（n=6）。数据收集方法多为方法组合（n=24，53%），最常见的是半结构化访谈（n=22）、观察（n=16）、文献分析（n=14）和问卷调查（n=13），样本量从6次半结构化访谈至1658名参与者不等。根据研究目标归纳出五个主题：创造更可持续食品系统（n=12）、比较不同食品倡议（n=11）、个体因素（n=9）、其他因素（n=7）以及检验FC实践（n=6）。例如，创造更可持续食品系统的研究考察了参与食品团结购买如何增强社会联系和影响公共政策的信心；比较研究则关注不同国家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的异同；个体因素研究探讨了群体认同、环保价值观等内部因素及数字技术等外部因素对FC促进或阻碍的作用；仅6项研究直接以检验FC实践为目标，但其他39项研究也提供了FC实施的见解。
目标2：探索食品公民身份如何被定义
最常引用的定义来自Wilkins（2005，第269页）：食品公民身份被定义为“参与支持而非威胁一个民主、社会和经济公正以及环境可持续食品系统发展的食品相关行为”。此外，Welsh和MacRae（1998，第238页）的描述也被频繁引用，强调“源于人们积极参与塑造食品系统，而非作为被动消费者接受系统”。Renting等（2012）和Gómez-Benito与Lozano（2014）的定义也多次出现。2020年及以后的研究中，定义来源的多样性增加，但无统计学显著性（p<0.05）。主题分析显示，定义中的主要主题是行为，包括决策中的能动性和从被动消费主义转变；次要主题包括价值观（民主、正义、可持续性）和食品系统转型。食品公民身份常与食品民主相关联，有时同义使用，强调超越消费者主义，参与食品相关决策。有趣的是，决策能动性在定义中最为突出，但在操作化中提及较少，可能是因为参与替代食品实践隐含了能动性，但并非必然。此外，集体层面的决策参与在定义中频繁出现，但在操作化测量中滞后，反映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目标3：捕捉食品公民身份如何在同行评审稿件和学位论文中被操作化
操作化主题与定义主题相似，但更侧重于行为。行为被细分为三个次级主题：参与替代食品实践（如替代食品网络、社区支持农业、团结购买群体、食品相关社会创新项目）、决策中的能动性（如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民主决策、参与食品咨询委员会或食品政策委员会、使用支持伦理购物工具）以及知识分享或交流（如分享食品系统想法、经验、菜谱、知识传递）。社区感主题也频繁出现，包括地方性、连接或网络、参与或参与、协作或合作以及社会互动；这些维度通常围绕地方性构建，促进人际联系和集体行动。此外，操作化还涉及知识、意识、赋权、动机的增加，且多数研究将其视为参与替代食品实践的结果而非前提条件。例如，参与社区花园可能最初因追求更好蔬菜而参与，但随后意识增长。共享价值观（如将食品视为权利或公共物品）和团结互助也得到强调。值得注意的是，仅有4项研究直接测量了食品公民身份，其中3项结合了行为和价值观/信念/态度，1项主要关注实践，反映了当前研究更侧重于经验观察而非理想化定义。
局限性
本综述中“替代食品实践”术语主要来自全球北方，与“食品公民身份”术语一致。仅3项研究来自全球南方，而全球南方更受不可持续食品系统影响，且食品主权（food sovereignty）概念在此更为突出，强调权利而非责任。研究未包含食品主权或食品民主等概念，可能遗漏了相关文献，但通过使用“操作化”而非特定实践术语，避免了限制观察范围。
结论
本范围综述系统化了食品公民身份在经验研究中被捕获的方式，未发现单一全面模型，但识别出反复出现的元素：行为（包括参与替代食品实践和决策能动性）、社区感、知识/意识/赋权/动机的增加。基于Wilkins的定义，将行为分为三类：参与替代食品实践、决策能动性和知识分享。行为通常体现集体主动参与，类似于公民社会组织（CSOs）的作用，与食品系统倒计时2030倡议的公民社会参与指数相呼应。综述还发现定义与测量之间的不一致：定义强调集体决策能动性，但操作化中较少明确体现，建议未来研究更仔细地考察集体参与的形式和效果。核心维度应同时包括行为和意识/价值观，两者相互强化。建议未来研究探索全球南方更多参与方式，考察不同贡献背后的知识和动机，并关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者及决策者，以推动更有效的食品公民身份操作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