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澳大利亚沿海土地所有者的适应性规划意图：为在私人土地上推进沿海生态修复提供借鉴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Understanding Adaptive Planning Intent Among Coastal Landholders in Australia: Insights for Scaling Coastal Restoration Across Private Land

　　摘要在澳大利亚，大规模的沿海湿地恢复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管理着该国大部分沿海地区的私人土地所有者的决策。因此，了解土地所有者如何看待气候和沿海风险，以及影响他们采取适应性行动意愿的因素，对于推进沿海恢复和气候变化适应工作至关重要。通过對沿海土地所有者的调查，我们研究了社会人口统计因素、土地使用特征、对财产的价值观以及土地所有者对风险的认知如何影响其适应性规划意愿——具体而言，即他们尝试新的土地管理方法以及与他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我们运用有序回归模型和探索性分析，发现所感知的财产在气候变化面前的脆弱性、多元化土地使用的经济能力、参与保护网络的情况（如Landcare），以及土地所有者对其财产的价值观，是预测其适应性规划意愿最强烈且最稳定的因素。经济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动机，尤其是将财产视为投资或家族遗产，会增强人们采取行动的意愿，而担心财产价值下降则会削弱这种意愿。本研究的结果为了解沿海土地所有者的决策视角提供了重要见解，同时也为加强基于自然的沿海举措提供了新思路，比如将沿海湿地恢复作为气候变化适应策略。

引言气候变化带来的飓风、海平面上升、干旱和海岸线侵蚀等影响，对社会和环境都造成了严重危害（IPCC 2023）。沿海地区尤其容易受到这些压力的影响，全球近10%的人口居住在距离海岸五公里以内的区域，这威胁到了社区的安全、生计、粮食安全以及整体福祉（Cinner等人2018年，IPCC 2023年，Cosby等人2024年）。预计未来几十年沿海灾害将会加剧（IPCC 2023年），未来的沿海风险可能比传统评估中所呈现的更为复杂多变（Seeger和Minderhoud 2026年）。因此，调整土地管理方式并优先采用能够提升社会和生态韧性的措施，已成为全球各地适应战略的核心内容。一种有前景的应对方式就是采用基于自然的方法来恢复或保护沿海生态系统。红树林、盐沼和海草床等沿海湿地属于位于海岸线、河口或潟湖系统中的海洋或半咸水植被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能够保护海岸线免受侵蚀（Costanza等人2021年，《湿地公约》2025年），起到缓冲作用，吸收波浪能量，并在暴雨后控制洪水（Costanza等人2008年，Blankespoor等人2014年），还能滞留沉积物、净化水质（Teuchies等人2013年），为渔业和生物多样性提供生存环境（《湿地公约》2025年），同时具备文化和审美价值（Jupe等人2025年，Wood等人2025年）。由于能够在其生物量和沉积物中捕获并储存大量碳，沿海湿地也被视为“蓝色碳”生态系统（Mcleod等人2011年，Macreadie等人2021年）。因此，保护这些生态系统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天然的气候解决方案，同时也具有诸多社会效益（Macreadie等人2021年，Hagger等人2022年，Lovelock等人2022年）。然而，要实现沿海湿地恢复的潜在好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和社区的决定，尤其是那些拥有并管理沿海地区的土地所有者，因为他们掌控着大多数可能开展适应活动的沿海地带（Field等人2017年，Smart等人2023年）。澳大利亚是研究这些现象的重要案例。这里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沿海湿地之一（Serrano等人2019年），其中很多都分布在私人土地上（Mendham和Curtis 2019年，Bell-James等人2023年，Rasheed等人2025a年）。澳大利亚的沿海社区已经面临着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包括风暴和侵蚀导致的土地损失、基础设施损坏、水患、土壤污染，以及农作物和牲畜受到的影响（澳大利亚气候服务局2025年）。因此，沿海土地所有者和管理者是否采取行动、推迟行动、选择合作还是退出适应性土地管理，对于将恢复目标转化为实际的地面行动至关重要（Rasheed等人2025b年）。这些选择直接决定了沿海适应和恢复措施能否得以实施，以及其效益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财产范围得到体现。鉴于大部分剩余的恢复机会都存在于私人管理的土地上，要实现沿海湿地恢复的集体利益，就需要更多私人土地所有者的参与。然而，迄今为止，关于影响土地所有者参与沿海适应措施的因素的研究仍然有限，尤其是在了解他们如何看待气候和沿海风险，以及这些认知如何影响他们采取适应性土地管理措施的决策方面。这一情况反映了沿海适应研究领域的总体趋势，即研究大多集中在普通公众对适应措施的偏好和支持上，而对于在以生产为主的农村沿海地区从事活动的私人土地所有者的决策，则关注较少（Hügel和Davies 2020年，Mallette等人2021年，Cabana等人2023年）。同样，在澳大利亚，关于沿海适应的研究也多集中在公众的看法上（如Leviston和Walker 2011年，Buys等人2012年，Reser等人2012年），或者集中在土地管理者、政府官员以及其他参与沿海规划和治理的机构角色的观点上（如Gurran等人2013年，Serrao-Neumann等人2015年，Bell-James等人2022年）。很少有研究关注沿海居民自身的观点（如Elrick-Barr等人2015年，Mills等人2016年），而专门针对那些在私人土地上做出决策、从而直接影响恢复和适应机会的农村沿海土地所有者的研究则更少（如Oza等人2021年）。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対澳大利亚沿海土地所有者进行的全国性调查，试图填补这一知识空白。我们研究了风险认知、社会人口统计特征、价值观和态度如何与土地所有者的适应性规划意愿相关，尤其是他们尝试新的土地管理方法以及与他人合作应对气候风险的意愿。这些研究结果为设计能够在地方和国家层面激发私人参与的沿海恢复和适应项目提供了初步依据，其中包括诸如蓝色碳信用机制之类的新兴市场驱动型方法。在澳大利亚，这类机制能够让符合条件的沿海湿地恢复项目通过实施潮汐恢复等活动，保护退化的沿海湿地生态系统，进而获得碳信用（Lovelock等人2022年，Waltham等人2023年，Twomey等人2025年，Rasheed等人2025a年）。虽然这些机制为土地所有者参与恢复工作提供了新的经济激励，但他们的参与程度仍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和应对气候及沿海风险，以及这些认知如何转化为他们采取适应性土地管理措施的意愿。适应被认为是一个由人们的认知、能力和价值观所塑造的行为过程（Marshall 2014年，Marshall和Stokes 2014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口统计和结构特征在决定适应能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进而也影响着人们进行适应性规划的可能性（Van Valkengoed和Steg 2019年）。年龄、教育水平、家庭构成、收入以及土地持有规模等因素，不仅影响人们获取资源的途径，还影响他们对创新的接受程度以及长期规划的意愿（Deressa等人2011年，Martinez等人2024年）。例如，年龄较小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土地所有者（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能更容易接受新信息和新颖的适应方法，而较高的收入或较大的土地面积则能为他们提供投资于适应措施所需的资金和空间上的灵活性（Dessart等人2019年，Khan等人2020年，Feliciano 2022年）。这些特征有助于形成和实现适应意愿的物质条件。社会心理因素也会影响适应行为。责任伦理意识、对所在地的依恋感以及对自然的责任感，都被认为是推动土地所有者参与适应措施的动因（Leiserowitz 2006年，Adger等人2009年）。同样，社会资本，体现在参与当地网络、行业团体和社区协会等方面，也能通过促进信息交流、同伴学习和建立信任来助力适应行为的形成（Lo 2013年，Tang等人2013年）。这类集体参与方式为行为改变创造了有利环境。在农村地区，这种过程尤为重要，因为那里的决策往往基于对邻居经历的观察，而且社区规范在决定何种做法可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Tarnoczi和Berkes 2010年）。例如，在加拿大，农民在看到邻居成功应用某种适应技术后，更有可能尝试使用该技术（Tarnoczi和Berkes 2010年，Smart等人2023年）。在这种背景下，风险认知被证明是影响适应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Smart等人2023年，Martinez等人2024年）。风险认知指的是人们如何解读和评估环境变化，以及他们是将之视为一种紧迫的、可控制的威胁，还是视为一种遥远的、超出自身控制范围的现象（Leiserowitz 2006年，Weber和Stern 2011年，Van Valkengoed等人2022年）。一些研究表明，当人们认为风险严重、与自身息息相关且处于可控制范围内时，他们更有可能采取适应措施（Van Valkengoed等人2022年）。而另一些研究则发现，当人们认为变化是外部因素导致或不可避免时，即便对气候影响的认识很高，也可能不会转化为实际的适应行动（Grothmann和Patt 2005年，Milne等人2008年）。例如，Milne等人（2008年）发现，尽管澳大利亚的农民意识到与气候相关的变化，但他们常常将这些变化视为正常的气候波动，这就降低了他们采取适应措施的必要性。除了这些因素之外，适应意愿也为了解未来可能的行表现为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尽管人们的声明意愿与实际行为之间可能存在差距，但研究表明，在气候变化等充满不确定性且变化迅速的背景下，意愿可以成为预测行为的有效指标（Webb和Sheeran 2006年，Kuruppu和Liverman 2011年，van Valkengoed等人2022年）。在诸如“私人主动适应气候变化模型”（MPPACC）这样的框架中，适应意愿反映了一个人在应对气候风险方面所表现出的承诺程度（Grothmann和Patt 2005年，Kuruppu和Liverman 2011年）。明确的意愿表明了一个人做好准备的程度，或者说他们愿意付出多少努力来实现预期的适应成果（Ajzen 1991年，Webb和Sheeran 2006年，Noll 2024年）。因此，综合考察人口统计、社会心理和认知层面的各种决定因素，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土地所有者可能在何种条件下参与适应性规划措施，从而提升我们预测其参与程度的能力。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一项针对沿海土地所有者的全国性调查，该调查是作为一项更大型项目的一部分而开展的，该项目旨在研究私人土地上沿海湿地恢复的社会层面问题（参见Rasheed等人2025a年的研究）。调查内容包括有关土地所有者当前对其土地的使用情况、他们对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如海平面上升）的看法，以及他们对沿海湿地的了解程度，还有他们的动机和面临的挑战。

土地所有者的特征、价值观及风险认知受访者主要来自维多利亚州（53%）、昆士兰州（24%）和塔斯马尼亚州（12%），其他州的受访者较少（图1A）。北领地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大多数受访者的年龄在55岁以上（77%），且拥有高等教育学历（69%）（图1B和1C）。农业是最常见的职业（33%），其次是退休人员（26%）（图1D）。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拥有的土地面积小于50公顷，只有12%的受访者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图1F）。

与保护工作的关联

讨论与结论本研究为了解澳大利亚沿海土地所有者如何看待气候和沿海风险，以及影响他们采取适应性土地管理措施（如沿海湿地恢复）的意愿和可能性的因素，提供了新的见解。

作者贡献说明Micheli D.P. Costa：撰写——审稿与编辑，资金获取。A. Rifaee Rasheed：撰写——审稿与编辑，撰写——初稿，可视化，项目管理，方法论，调查研究，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构建。Melissa Wartman：撰写——审稿与编辑，资金获取。罗米·格赖纳：写作——审阅与编辑 未引用的参考文献：贝尔-詹姆斯等人，2023年；《湿地公约》，2025年；范瓦尔肯古德等人，2022年。数据可用性：如提出合理请求，可向主要作者获取支持本研究的数据。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本文所述工作的已知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致谢：我们感谢所有参与此项研究的土地所有者，以及帮助我们分发调查问卷的个人和机构。主要作者还要感谢纳比赫·I·扎卡里亚博士对文中统计分析提出的宝贵意见。本研究得到了BHP的资助，而在昆士兰州进行的调查工作则部分得到了大堡礁基金会的支持，该基金会还得到了A.里法伊·拉希德的资助。拉希德|米凯利·D.P.科斯塔|罗米·格赖纳|梅利莎·沃特曼，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墨尔本RMIT大学科学学院自然积极解决方案中心，邮编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