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应对还是迁移？中国城市中移民对极端气候的定居策略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Resilient or relocating? Migrants' settlement responses to climate extremes in Chinese cities

　　摘要：气候极端事件日益扰乱城市系统并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而移民则是其中最易受影响且保护最少的群体。然而，极端天气与移民定居决策之间的关联机制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本研究探讨了极端高温、极寒、强降雨和严重干旱对中国城市中移民长期定居意愿的影响。我们构建了一个整合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学派、行为学和结构理论的多元视角框架，并利用2014年至2018年间154个城市中151,706名移民的数据，通过多层逻辑回归模型对这一框架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极端高温和极寒会显著降低移民永久定居的可能性，而干旱和降雨的影响则更具情境依赖性。这些影响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差异：年龄较大的移民和长期居民对气候压力更为敏感，而较高的教育水平和收入则能提升他们的适应能力。男性移民对热应力更为敏感，这可能反映出他们在户外劳动行业中的较高职业暴露率。此外，综合气候风险指数的解释力有限，表明总体指标可能会掩盖不同子群体的特定脆弱性。总体而言，气候极端事件不仅影响城市定居模式，还会加剧不平等现象。这些研究结果不仅适用于中国，还为如何让移民更有效地融入全球南方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城市气候适应策略提供了有益见解。

引言：随着气候变化加速，极端天气事件日益扰乱城市系统并改变人类活动模式。这类灾害不仅威胁基础设施和经济，还会破坏城市的社会结构（Jia等人，2026；Liu等人，2025）。移民往往是最易受影响且保护最少的群体，他们面临着更高的脆弱性。这不仅是因为身体上的直接暴露，还因为多种结构性劣势的叠加。与城市固定居民不同，移民通常从事就业条件较差的行业（如建筑、户外物流、食品配送），缺乏足够的职业保障，居住在环境恶劣地区的非正规或低标准住房中，而且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等制度障碍，他们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城市社会安全网和公共服务之外。这些因素共同加剧了他们面临气候灾害的风险，降低了他们的适应能力，也限制了他们在环境恶化时迁移的能力。因此，移民不仅容易受到气候冲击的影响，还容易受到决定这些冲击如何被吸收和分配的制度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Kaczan和Orgill-Meyer，2020；Li等人，2019；Uddin，2024）。鉴于这些挑战，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了气候行动的紧迫性（SDG 13），同时也强调了建设包容、安全、有韧性且可持续城市的必要性（SDG 11）。移民的经历在这方面尤为重要，因为他们的定居和融合对于提升城市韧性以及实现机会和风险的公平分配至关重要（Wang和Shen，2025）。此外，确保所有人的健康生活与福祉（SDG 3）也与这些目标密切相关，因为与气候相关的干扰可能会加剧健康差距，削弱宿主社区的社会凝聚力（Sharma和Anikeeva，2025）。

全球数据表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根据国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的数据，2016年全球因突发气候相关灾害而流离失所的人数约为2400万。预计到2050年，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地区多达1.43亿人（约占该地区人口的2.8%）被迫流离失所（Rigaud等人，2018）。尽管这些数字凸显了气候引发的流动规模，但大多数研究仍然集中在非自愿迁移或危机驱动的流离失所问题上（Kaczan和Orgill-Meyer，2020；Klepp，2017；Piguet等人，2011）。对于较为缓慢和局部的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移民在城市目的地的定居决策，相关研究则相对较少。了解这些动态不仅有助于推进气候适应工作，也有助于打造具有社会韧性、包容性的城市，从而更好地实现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中国，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因为移民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还面临着根深蒂固的制度约束以及日益严峻的环境脆弱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亿移民涌入城市，推动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转型（Giles和Mu，2024；Murphy，2008）。然而，户籍制度仍然限制着移民获得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城市福利的机会，使他们处于城市结构中的边缘地位（Chan，2019）。这种制度性排斥又进一步加剧了环境脆弱性问题。随着气候变化加剧，中国各地的城市面临着越来越频繁和严重的天气事件，包括极端高温、寒潮、强降雨和干旱（Jia等人，2026；W. Zhao，2020）。由于移民在就业条件较差的行业（如建筑、物流、食品配送）中占比过高，且多居住在基础设施和环境保障不足的非正规住宅区，他们更容易受到这些灾害的影响（Sarker，2022；Uddin，2024）。考虑到移民在结构上的脆弱性以及他们在维持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引发了若干亟待解答但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疑问：（1）面对气候极端事件，移民是出于何种机制决定留在还是离开目的地？（2）是否有某些特定群体的移民对某种特定的气候极端事件更为敏感？（3）持续面临气候风险是否会进一步加剧移民面临的现有不平等和定居障碍？

本研究旨在通过聚焦四种常见的气候极端类型——极端高温、极低温度、强降雨和干旱——来填补这些研究空白。在理论层面，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从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学派、行为学和结构理论的角度，将气候风险与移民的定居决策联系起来。在实证层面，我们结合分类方法和综合风险分析方法，利用中国移民动态调查2014年至2018年间154个城市中151,706名移民的全国性调查数据，以及经过空间匹配的全球气候风险指标（Guo等人，2024），通过多层逻辑回归分析，探讨气候极端事件如何影响中国城市中移民的定居意愿。研究结果表明，极端天气确实会显著影响移民的定居意愿。极端高温和极寒会降低移民长期定居的可能性，而干旱和降雨的影响则更为复杂，且具有情境依赖性。这些影响在不同群体中存在差异：年龄较大的移民和长期居民对气候压力更为敏感，而较高的教育水平和收入则能通过提升适应能力来降低他们的脆弱性。男性移民似乎更容易受到热应力的影响，这可能反映了他们在其职业中的更高暴露率。

我们的研究为气候与移民动态关系的相关研究做出了三方面重要贡献。首先，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由气候引发的流离失所现象或农村向城市初始迁移的决定因素，而本文则将注意力转向了一个相对被忽视的结果——已经定居在城市目的地的移民的长期定居意愿。我们通过整合多种理论视角和大规模调查数据，揭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气候极端事件如何具体影响移民愿意在城市长期居住的意愿。其次，与那些将移民视为同质群体的研究不同，本文表明，不同人口统计和社会经济群体对气候冲击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年龄较大的移民、男性户外劳动者以及长期居民对某些类型的极端气候更为敏感，而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则具有保护作用，这凸显了气候脆弱性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联。第三，通过直接比较针对特定灾害的个体指标与综合气候风险指数的解释力，本研究为气候风险评估中总体指数存在的局限性以及分项分析方法的优势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见解，这为制定更加精准和公平的城市气候适应政策提供了依据。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下一节将回顾移民定居理论，并介绍用于理解极端天气作用的概念框架。第三节介绍数据、方法和变量。第四节汇报实证研究结果。第五节探讨更广泛的启示。最后一部分总结主要研究发现。

理论概述：迁移定居理论中，推拉理论最早系统地从理论上阐述了迁移现象，它区分了促使人们离开原籍地的不利条件（推力因素）和吸引人们迁入目的地的有利条件（拉力因素）（Lee，1966）。这一框架为理解迁移动机提供了最初的思路。在Lee的研究基础上，后续研究发现了更多更复杂的决定因素。

数据来源：我们的研究整合了三个主要数据来源：（1）关于中国流动人口的个体和家庭层面信息来源于中国移民动态调查（CMDS，2014–2018）。该调查针对的是年龄在15岁及以上、在某城市居住超过一个月但没有当地户籍的移民。通过比例概率抽样方法，该调查共收集了898,084份有效问卷，本研究从中提取了有关个人和家庭的信息。

在进行正式的回归分析之前，我们对所有自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并在两种模型设定中检测了多重共线性情况（见表S1）。结果表明，人口规模、医疗服务和教育服务这三个变量的VIF值均超过了10的常规阈值，表明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避免冗余和潜在的过拟合，我们在后续模型中排除了这些变量。之后，我们采用了多层逻辑回归方法进行了分析。

讨论：不同类型的极端天气对移民的定居决策有着不同的影响。过度暴露在极端高温或低温环境下会显著降低移民留在城市目的地的意愿。这可能是因为极端温度会导致直接的生理压力、健康风险增加、能源成本上升，以及户外劳动生产率下降，而这些因素尤其会对移民等弱势群体造成更大影响（Frasch等人，2025）。

结论：通过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劳动边际效用理论、行为学和结构理论等多重视角，我们构建了一个概念框架，用以揭示极端天气事件如何影响移民的定居决策。成本效益分析、家庭风险分散策略、有限理性、制度障碍以及城市层面的不平等因素，都是移民在面对气候极端事件时作出定居决策的潜在驱动因素。通过运用两种互补的分析方法，我们的研究为理解这些决策机制提供了有力支持。

资金支持：本研究得到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项目编号：42471233）。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本文研究成果的已知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我们感谢编辑和审稿人提出的富有洞察力的意见和宝贵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极大地提升了我们手稿的质量。

王成龙|杜睿|刘海蒙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中国南京2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