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纳库马西非正式定居点中基于生态系统的灾害风险减缓治理、参与式失败以及共同治理的必要性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Ecosystem-base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governance, participatory failure, and the co-governance imperative in Ghana's Kumasi informal settlements

　　

摘要

本研究探讨了科马西市阿欣桑地区生态型灾害风险减少管理的治理机制，以及社区参与在提升洪水抵御能力方面的作用。研究采用混合方法的关键案例研究设计，包括家庭调查、对社区领袖的半结构化访谈，以及对城市管理部门的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加纳的生态型灾害风险减少管理体制在形式上具有连贯性，且以仙台框架和多机构协调机制为依据，但由于严重的参与不足，这一体制在社区层面的落实效果大打折扣。仅有13.4%的居民知晓生态型灾害风险减少相关措施，92.5%的居民未收到过当地政府发布的洪水相关信息，还有91.1%的居民表示从未参与过治理相关的咨询活动。研究指出了在纵向和横向层面都存在的双重治理缺口。重要的是，居民的宿命论态度和消极态度并非社区自身的缺陷，而是制度安排导致的治理结果——这类安排往往压制而非激发社区的主动性。研究结论认为，在城市生态型灾害风险减少管理中，协同治理并非仅仅是理想目标，更是实际操作中的必要手段，因此需要重新调整生态干预措施的力度，并推动制度变革，从以外部干预为主转向在快速城市化的南方国家非正式定居点中实现真正的共同参与式洪水风险治理。

引言

灾难会严重扰乱社区的正常运转，造成人员、物质、经济和环境方面的损失，这些损失的规模往往超出了受灾群体依靠自身资源应对的能力。关键在于，只有当灾害与脆弱性和暴露条件相结合时，才会演变为真正的灾难（Ndabezitha等人，2024；Mugari和Nethengwe，2022）。在全球范围内，洪水是最为普遍且最具经济破坏性的自然灾害之一，其影响在南方国家快速城市化的地区尤为严重（Uitto和Shaw，2016）。洪水的危害主要表现为排水设施和住房的损坏（Botzen等人，2019；Ladds等人，2017），此外还会带来财政压力、贫困加剧以及长期发展受阻等次生问题（Panwar和Sen，2019），而这些影响往往更多地落在非正式定居点中的低收入城市人口身上（Twum-Barimah等人，2026；Agyei等人，2025；Asibey和Cobbinah，2022）。

非正式定居点是南方国家快速城市化的一个典型特征，由于规划不足和公共投资有限，这些地方不得不容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这类定居点的特点通常包括土地所有权不稳固、住房缺乏规划、排水和卫生条件差、废物处理不善，以及基本服务供给不足。许多非正式定居点位于环境脆弱且易受洪水侵袭的地区，那里的社会经济贫困、生态退化以及治理薄弱等因素相互叠加，进一步提升了灾难风险（Asibey等人，2025；Agyei等人，2025）。因此，这些定居点的灾难风险不仅由自然灾害引发，还受到制度缺陷和发展不足的影响，这凸显出针对具体情境、以社区参与为核心的生态型灾害风险减少管理对于提升城市抵御能力的重要性。

正因如此，关于提升气候冲击抵御能力的讨论引发了国际政策界的广泛关注。例如，《仙台灾害风险减少框架》强调，有必要了解并加强灾害治理，以降低现有风险，同时防止新的风险产生（Maini等人，2017；Mizutori，2020）。这一要求也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契合，尤其是关于可持续城市发展的目标11以及关于气候行动的目标1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生态系统的灾害风险减少策略逐渐受到重视，该策略通过可持续地管理、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来降低灾害风险，同时助力长期的抵御能力和可持续发展（Monty等人，2017）。生态型灾害风险减少管理包括湿地保护、植树造林以及河道清淤等措施，这些措施相比纯粹依赖工程手段的洪水管理方式，更具生态合理性。在环境退化、基础设施薄弱以及社会经济边缘化问题突出的城市非正式定居点中，这类措施尤为重要。

在加纳的科马西以及其他非洲城市，由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城市发展速度加快，导致非正式定居点在易受洪水侵袭且生态敏感的地区不断扩张（Hakeem等人，2022；Asibey等人，2025）。值得注意的是，在加纳，洪水是仅次于流行病的第二大自然灾害（Ansah等人，2020），它严重阻碍了可持续发展，因为政府和民众都需要承担洪水带来的巨大损失。然而，尽管已有相应的政策框架，洪水的危害仍在加剧。研究表明，社区参与对于提升灾难抵御能力至关重要，因为居民拥有关于当地灾害、脆弱性及应对策略的本土知识（Agyekum和Asibey，2024；Lin，2019；Asibey等人，2024；Asibey等人，2026；Monsalve等人，2024；Panday等人，2021）。这也导致了政策框架与实际操作之间长期存在且影响重大的差距，进而限制了灾害风险减少措施，尤其是生态型灾害风险减少管理措施在社区层面的有效性。

虽然此前在阿欣桑地区的研究已经探讨了气候适应和社区共同参与的协作模式（Agyekum和Asibey，2024），但在生态型灾害风险减少管理的治理机制方面仍存在诸多知识空白。具体而言，目前较少有人研究机构协调、利益相关者参与以及本地生态知识的整合如何影响基于生态系统的洪水风险减少措施的规划、实施和可持续性。填补这一空白十分重要，因为有效的生态型灾害风险减少管理不仅依赖于生态措施，还需要具备促进公共机构、当地社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合作的治理体系。因此，本研究运用协同治理理论，进一步分析了阿欣桑地区生态型灾害风险减少管理实施过程中的制度与协作机制，从而为非正式定居点中的基于生态系统的洪水风险治理提供新的实证依据。本研究的具体目标包括：（一）探讨是否存在用于洪水灾害减少和提升抵御能力的生态型灾害风险减少管理框架；（二）分析社区在现有生态型灾害风险减少管理措施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的参与情况；（三）剖析阻碍有效开展和应用生态型灾害风险减少管理措施以提升抵御能力的各种因素。

章节节选

文献综述

灾难不仅被视为一种自然现象，更是物理危害与脆弱性、暴露条件以及治理薄弱等因素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社会结果，而治理薄弱往往起着触发灾难的作用（Wisner等人，2004）。这种以脆弱性为中心的观点将分析焦点从灾害的强度转移到了影响风险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进程上。在这种背景下，灾害风险减少工作

研究区域——阿欣桑

本研究在阿欣桑进行，这里是阿索克瓦市辖区一个人口密集的定居点（见图1）。由于持续的农村向城市迁移以及无序的边缘扩张，该地区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当地政府在土地使用管理、排水设施建设以及基本城市服务供给方面的能力。因此，这个定居点反映了科马西市周边地区以及全球许多快速发展的城市中非正式城市化的普遍特征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以主题形式呈现，主要基于来自家庭调查、关键信息提供者访谈以及焦点小组讨论的定性资料。在适当的情况下，也会通过家庭调查的描述性统计数据来说明所发现模式的普遍程度，同时通过居民的表述来更深入地了解他们对生态型灾害风险减少管理治理工作的看法和体验。

讨论

研究表明，阿欣桑地区的生态型灾害风险减少管理效果受到机构协调不畅、社区参与度低、本地生态知识整合不足以及资源和能力持续受限等因素的制约。尽管居民认可基于生态系统的洪水风险减少方法的价值，但当前的治理模式仍然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为主，这限制了机构与社区之间的有效合作。

从协同治理的角度解读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科马西市阿欣桑地区基于生态系统的灾害风险减少管理的治理机制，以及社区参与在提升洪水抵御能力方面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该地区的治理体系在制度层面上较为完善，但却忽视了社区的需求。洪水问题并非偶然出现的灾害，而是由于长期存在的排水系统缺陷、生态退化、定居点无序扩张以及机构协调不畅等治理问题所导致的。尽管如此

作者贡献说明

Joshua Aboribo： 文章撰写——审阅与编辑，验证工作。Asibey Michael： 文章撰写——审阅与编辑，原始草稿撰写，可视化处理，验证工作，监督，项目管理，方法论设计，调查研究，概念构建。Bekoe Sharon： 原始草稿撰写，方法论设计，调查研究。Francisca Agyei： 文章撰写——审阅与编辑，原始草稿撰写，可视化处理，验证工作，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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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Osei Asibey|Francisca Agyei|Sharon Ampeah Enam Bekoe|Joshua Aboribo

加纳科马西市夸梅·恩克鲁玛科技大学规划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