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宅基地：中国农村的户籍认证与市民化进程

《Habitat International》：Moving off the homestead: Certification and citizenization in rural China

　　摘要：将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是推动城市化的重要策略，但宅基地确权是否有助于农民实现市民化仍不明确。本研究基于2013–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面板调查的全国性大规模数据，运用能够处理因变量截断特征的面板Tobit模型，分析宅基地确权对农民市民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宅基地确权与农民市民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在宅基地确权制度下，拥有城市户籍的家庭成员比例大约上升20.83%。这一增长的主要原因包括：宅基地确权减少了宅基地纠纷，促进了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提高了宅基地被征收时的补偿概率，以及增加了农民通过宅基地转让获得的财产收入。此外，农地确权还能进一步增强宅基地确权对农民市民化的促进作用，而农民的市民化程度则会减弱宅基地确权对其成为城市居民意愿的推动效果。同时，宅基地确权对农民市民化的影响在不同地区、村庄和家庭之间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在西部和南部地区、地理位置偏远的郊区村庄、文化上相对落后的弱宗族村庄以及高收入家庭中，宅基地确权的积极效应更为明显。本研究的发现为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城市化进程提供了重要参考。

引言：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Jain & Korzhenevych, 2020; Li et al., 2023）。在城市化驱动下，人口向城市迁移不仅为农业和农村发展创造了空间（Zheng, 2023），还促进了城市中生产与消费活动的融合（Selod & Shilpi, 2021），从而推动城乡转型与可持续发展（Obi-Ani & Isiani, 20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强调了建设包容、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与人居环境的重要性，因此推动城市化已成为全球发展的关键任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取得了显著进展（Guan et al., 2018; K. H. Zhang & Song, 2003）。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中国的城市居民人口从1978年的1.7245亿增加到2025年的9.538亿，年均增长1662万；同期，城镇常住人口比例从17.92%上升到67.89%，年均上升1.06个百分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具有城市户籍的城镇居民比例仅为49.26%，比城镇常住人口比例低了近18个百分点。这一数据意味着中国约有3亿农民工尚未完全融入城市生活，他们更可能以临时方式而非永久定居在城市，仍保持农民而非城市居民的户籍身份。加之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庞大的农民群体，要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推动城市化发展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农民的市民化并非仅仅是农民从农村向城市的空间转移，或是其身份从农村户籍转变为城市户籍的表层变化，它还涉及城乡转型期间一系列制度变革（Selod & Shilpi, 2021）。例如，工业革命后，英国颁布了《济贫法修正案》和《联合征税法》，取消了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户籍限制（Caplan, 1978）。193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制定了《社会保障法》，为城市中的农民提供社会保险、公共补贴、儿童医疗保健和福利服务（Bath, 2003）。为解决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制定了《公共住宅法》和《日本住宅公团法》（Leisure, 2021）。农民的市民化不仅需要城市方面的改革，如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也需要农村方面的改革，如土地制度（Liu, 2023; Zheng & Qian, 2024）。

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后，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大大降低了农民市民化的障碍，因此，不完善的农村土地制度逐渐被视为阻碍农民市民化的关键因素（Kong et al., 2018; Liu, 2023）。包括厄瓜多尔、俄罗斯、墨西哥和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相关的土地改革确实有助于促进农民迁移或实现市民化（Chernina et al., 2014; de Janvry et al., 2015; Gray, 2009; Xiao & Zhao, 2018）。不过，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农地，探讨了农地确权的作用，而宅基地确权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作用则未得到足够重视（Zheng & Qian, 2024）。由于特殊的政策规定和文化传统，中国农村中每单位面积宅基地的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通常远高于农地（Kong et al., 2018; Y. Zhang et al., 2023）。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宅基地持有情况对农民成为城市居民意愿的影响（Gu et al., 2020），但他们并未涉及宅基地制度的改革，仅研究了农民的主观意愿。宅基地确权作为宅基地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更广泛农村土地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Liu, 2019）。这种确权与农民的福祉密切相关（Y. Zhang et al., 2023），因此研究其对农民市民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有一项与本研究高度相关的研究，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5055个个体样本，发现家庭层面的宅基地确权有助于促进隐性市民化（即适应城市生活），但却阻碍显性市民化（即户籍转换和社会保障参与）（Yu & Feng, 2025）。他们的研究认为，虽然宅基地确权有助于农民适应城市生活，但同时也妨碍了其向正式城市公民的转变。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他们还进行了与农业经验、邻里关系、村庄位置及工作地点的交互作用分析。他们认为，安全效应——源于土地权益得到保障以及剩余劳动力的释放——减轻了农村移民对土地纠纷的担忧，从而支持了隐性及显性市民化的进程。相反，分配效应——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并实现宅基地价值——提升了农民参与城市社会保障和进行户籍转换的意愿和能力，而公平效应——通过促进城乡融合并缩小福利差距——则促使农民回流农村，从而阻碍了显性市民化的实现。此外，他们还进行了跨地区、代际和教育水平的异质性分析。尽管这项研究为土地确权的微观层面影响提供了宝贵参考，但当前的研究在多个关键方面对现有文献做出了拓展。首先，他们仅关注单个农民，忽视了城乡转型期间关于定居和土地权益的决策通常是在家庭层面而非个人层面做出的这一事实。其次，用“适应城市生活”作为市民化的指标可能并不恰当，因为市民化主要取决于城市户籍和社会保障体系，而非农村土地制度。第三，他们的机制变量可能过于间接，例如农业经验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宅基地确权带来的安全效应，这使得相关解释存在争议。此外，他们的机制检验方法本质上讨论的是调节效应而非中介效应，难以明确宅基地确权影响市民化的具体途径。第四，他们的理论分析借鉴了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等多来源知识，未能基于统一的理论基础构建出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第五，他们的异质性分析并未从宏观-中观-微观的全面视角系统探讨宅基地确权发挥作用的具体背景和条件。最后，从方法论上看，他们使用针对农民工群体的横截面数据，可能限制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外部有效性。此外，他们的分析也未充分考虑因变量存在截断特征的问题——尤其是城市户籍转换的比例很低（仅占样本的7.4%）。另外，他们使用的是家庭层面且未明确时间范围的宅基地确权数据，也可能存在测量误差和潜在的逆向因果问题。

鉴于以往研究的局限性，本研究利用中国农村家庭面板调查的数据，采用面板Tobit模型来探究宅基地确权与农民市民化之间的关联。虽然土地所有权与人口迁移之间的总体关系已被充分证实，但本研究仍在以下四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拓展。首先，通过将所有权安全性和完整性概念纳入统一框架，并区分法律意义上的产权保护和经济意义上的产权实现，本研究更全面地揭示了土地确权背后复杂的所有权逻辑。此外，这一分析框架也可为其他关于产权改革的研究提供参考。其次，通过明确区分宅基地确权与农地确权，以及市民化行为与意愿，我们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双重视角系统分析了其背后的机制，从而揭示了与产权保护和实现相关的路径。第三，通过分析宏观层面的区域差异（南北差异和东西部差异）、中观层面的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以及微观层面的政治联系与经济联系这三方面的差异，我们明确了宅基地确权在何种复杂条件下能促进农民市民化，从而为制定针对性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最后，由于本研究使用了包含村级土地确权信息的大规模家庭面板数据，并采用了能够有效处理截断数据问题的面板Tobit模型，因此其估计结果相比以往的横截面分析更为真实准确。

章节摘录：中国的宅基地确权改革
在任何国家或地区，明确的产权定义和有效的产权保护都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土地确权制度已在各类政府机构和国际发展组织中得到广泛推行（de Janvry et al., 2015）。受此趋势推动，中国政府在20世纪末正式开始了农地确权改革（Zheng, 2024）。随着农地确权工作的逐步推进……

数据来源：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13–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面板调查，这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拥有农村土地和人口迁移相关全面信息的大型微观数据库之一。该数据库的权威性已通过《自然》杂志、《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以及相关专著中发表的高影响力文章得到了部分体现……

主要结果：表2详细展示了利用面板Tobit模型估算的宅基地确权与农民市民化之间关联的基准结果。整个估算过程是通过逐步回归完成的，其中第（1）列以宅基地确权作为第一个变量，第（2）列包含户主的个人特征，第（3）列则同时包含户主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由于面板模型估算出的系数……

宅基地确权对农民市民化的异质性影响：尽管前一节已经发现宅基地确权与农民市民化之间存在正向关联，但由于中国不同地区、村庄和家庭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因此有必要进行更全面的分析以进一步验证这一关系。为此，本研究旨在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探究宅基地确权对不同地区、村庄和家庭中农民市民化的异质性影响……

结论：作为城乡转型的重要环节，农民的市民化有助于建设包容、安全、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这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致的。然而，中国农村不完善的宅基地所有权制度却阻碍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作为改革宅基地所有权制度的关键部分，宅基地确权已逐渐被纳入政策议程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在此背景下，是否……

披露声明：作者们未报告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郑林毅：概念构建、数据整理、正式分析、方法设计、项目管理、结果验证、可视化处理、初稿撰写、修订编辑；张佳豪：调研工作、软件应用、修订编辑；钱龙：概念构建、资金筹集、项目管理、监督指导、修订编辑。

利益冲突声明：本手稿尚未在其他地方发表或展示，也未被其他期刊接受审稿。我们已仔细阅读并理解贵刊的政策，认为本手稿及所研究的内容均未违反这些政策。我们声明，我们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本文所报告工作的已知利益冲突或个人关系。致谢作者们感谢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3YJC790203）、中国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编号2024JZDZ06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2503220、72273061、72141307）、浙江省教育厅基金（项目编号Y202351967）以及科技部提供的支持。郑立怡|张嘉豪|钱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