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与代际健康影响：中国全面二孩政策的证据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Fertil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health effects: Evidence from China’s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摘要：以中国全面二孩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本文探讨生育政策放宽对祖父母健康的影响。基于不同地区政策实施程度的差异，我们运用广义差分法结合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显著提升了生育率，而更多的孙辈从多个方面对祖父母的健康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祖父母的健康状况会因子女生育率上升而出现多种变化：代际间资源转移失衡、情感交流减弱、代际同住现象增多、祖父母劳动供给和工资收入下降，以及休闲社交活动减少。女性、年轻、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农村地区的祖父母受到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此外，孙辈数量增加的影响并非线性，已有较多孙辈的老年人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引言：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已从发达国家蔓延至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口给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带来沉重负担，进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Tabata, 2005; Hashimoto and Tabata, 2010）。在此背景下，加之预期寿命延长以及医疗和长期护理成本上升，老年人的健康与福祉问题愈发受到重视（Parker and Thorslund, 2007; Luca et al., 2011; Garin et al., 2014）。因此，联合国将2021-2030年定为“健康老龄化十年”，旨在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转化为机遇（世界卫生组织，2021）。

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放宽生育控制措施，推动生育率提升成为人口政策的新趋势。作为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逐步放宽了生育政策。2013年底，中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允许一方为独生子的夫妇生育第二个孩子，而此前要求双方均为独生子。2016年初，又推出“全面二孩政策”，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两个孩子。2021年，中国进一步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三个孩子。生育政策的放宽对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行为产生了广泛影响，包括家庭投资（Zhou et al., 2021; Yin et al., 2023）、消费与储蓄行为（Tan and Liu, 2020; Jia et al., 2021; Baker et al., 2022），以及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Wu, 2022; Huang and Jin, 2022; Zhao et al., 2023）。

在老年人的生命历程中，退休、丧偶、子女生育以及成为祖父母等重要事件都与他们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Ward et al., 2014; Leimer and Ewijk, 2022）。已有少量但逐渐增多的研究探讨了成为祖父母是否会影响晚年的健康状况，研究结果不一，且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Leimer和Ewijk（2022）在针对十个欧洲国家的研究中发现，成为祖父母会降低老年人的自我报告健康状况和主观幸福感，且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女性身上。Ellwardt等人（2021）在美国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证据，指出女性成为祖母后死亡风险上升。但在挪威，Christiansen（2014）发现，50岁之前成为祖母的女性死亡率显著上升，而50岁之后的则相反；Bordone和Arpino（2019）在18个欧洲国家的研究中也发现，总体而言，成为祖父母会降低女性的抑郁症状，但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成为祖父母这一状况与个人及子女的生育决策密切相关，由此产生强烈的内生选择效应（Jasienska et al., 2006; Grundy and Kravdal, 2010），导致现有研究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从而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

上述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虽然子女的生育行为会使父母成为祖父母，进而可能影响其健康状况，但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祖父母的身份地位，较少关注孙辈数量的差异。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相对较低（Mu and Du, 2017），家庭代际关系和支持对祖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孙辈数量可能会产生“代际健康效应”，即通过影响家庭经济行为进一步影响第一代人的健康状况。这一主题值得更多关注。

在中国放宽生育政策的背景下，本文旨在探讨子女生育率上升对祖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以全面二孩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我们依据不同地区非独生子女夫妇的比例差异，采用广义差分法，并利用CHARLS项目的多期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显著提升了家庭的生育意愿，进而影响了祖父母的多种健康状况，整体上降低了他们的健康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该政策改变了家庭中的代际关系，迫使祖父母调整时间分配：在代际关系方面，祖父母向晚辈提供的支持增加，而从晚辈那里获得的支持减少，导致代际间资源转移失衡；同时，祖父母与孙辈的同住现象更加普遍。在时间分配方面，祖父母倾向于减少劳动投入，导致工资收入下降，同时也减少了休闲社交活动。此外，代际健康效应在不同人群中存在显著差异，女性、年轻、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农村地区的祖父母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最后，我们发现每个额外孙辈带来的影响并非线性，已有较多孙辈的老年人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本文为四类研究做出了贡献。首先，我们提供了因果证据，说明孙辈增多所导致的代际家庭结构变化如何影响老年人健康。我们从“祖父母-子女”代际关系的变化这一更广泛的视角探讨了相关机制，为现有的有限实证证据提供了补充（Liang and Gibson, 2017）。在关于“生育率与健康”因果关系的研究中，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生育行为对生育者自身的健康影响。短期内，生育更多孩子可能导致产后妇女体重过轻、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较差、高血压风险上升以及死亡率高（Royston, 1989; Payne, 2004; Wu and Li, 2012）。从长远来看，随着年龄增长，多次生育还会增加老年父母患慢性疾病的风险，进而导致其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下降（Kington et al., 1997; Islam and Smyth, 2015; Grundy and Read, 2015; Keenan and Grundy, 2019; Chen and Fang, 2021）。我们研究了生育率对健康的代际影响，表明由于生育而给第二代人带来的“健康惩罚效应”也可能通过代际关系的变化影响到第一代人。本文是对现有研究的有效补充，对于各国在推行世界卫生组织的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同时鼓励生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次，本文丰富了关于老年人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如何影响代际关系的研究。子女生活中的就业、结婚、离婚、生育等重要事件都会对代际关系产生显著影响（Elder et al., 2003; Monserud, 2008; Leopold and Schneider, 2011; Leimer and Ewijk, 2022），在儒家文化及孝道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这种影响可能更为明显（Whyte, 2005）。然而，现有关于子女生育率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成为祖父母这一状况如何影响代际关系（Christiansen, 2014; Bordone and Arpino, 2019; Ellwardt et al., 2021），视角相对狭窄。本文以中国全面二孩政策为背景，探讨了子女生育率上升如何影响代际关系，突破了仅关注初次生育的局限。因此，本文能为那些正在放宽生育政策的国家在调整人口政策时提供更多实证依据。

第三，本文研究了家庭规模变化如何改变三代家庭中的代际支持方向（Ho, 2015; H?m?l?inen and Tanskanen, 2021）。在大家庭中，新生儿的出生可能导致家庭资源在代际之间的重新分配。发达国家的证据表明，子女的生育行为会削弱他们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同时增加他们从父母那里获得的资源转移（Pesando, 2019; Backhaus and Barslund, 2021）。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孝道文化以及老年人赡养需求较高，代际支持长期以来呈现向上的特征，即子女向父母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Schr?der-Butterfill, 2004; Bansak et al., 2024）。因此，更多孙辈是否会影响这种代际支持模式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第二代人的生育率上升削弱了传统的代际向上支持模式，使家庭支持更偏向于向下流动。通过揭示家庭内部的这种变化，我们的研究展示了生育政策放宽如何导致发展中国家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和代际流动的变化。

最后，本研究也与生育率和家庭规模扩大对其他家庭成员影响的因果识别相关。儿童的性别结构、双胞胎出生以及公共政策的变化常常被用来估算生育对家庭的影响（Rupert and Zanella, 2018; Guo et al., 2018; Chen and Fang, 2021; Wu, 2022）。本文利用中国的生育政策以及基于政策影响地区差异的识别框架，深入分析了中国生育政策放宽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为全球范围内鼓励生育可能带来的短期后果提供了重要证据。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节简要介绍中国生育政策的背景及相关研究文献；第三节描述数据与变量；第四节阐述实证研究方法；第五节呈现主要实证结果；第六节进一步探讨作用机制、异质性以及非线性效应；第七节总结全文。随后，我们进一步研究了多种潜在机制。具体而言，我们首先分析了UTCP对各种渠道变量的影响，并评估了各渠道的相对重要性。结论：中国于2016年实施的UTCP是放宽生育控制措施的重要一步。全面评估这一重大政策改革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不仅对于未来设计中国的人口政策至关重要，也对其他考虑放宽生育限制的国家具有参考价值。本文有助于理解生育政策的放宽以及更多孙辈的出现如何影响第一代人的健康与福祉。生成式AI使用声明：在准备本文档的过程中，作者使用了ChatGPT进行语言润色。作者根据需要对输出内容进行了审阅和编辑，并对发表文章的内容承担全部责任。CRediT作者贡献说明：黄倩——写作——审阅与编辑、监督、概念设计；范祥——写作——初稿撰写、软件工具使用、形式分析、数据整理。黄倩|范祥，中国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