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要素市场导向与企业层面的绿色创新：来自中国数据交易平台的证据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Data factor market orientation and firm-level gree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data trading platforms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0年至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以数据要素市场导向为外生政策冲击，借助数据交易平台的分阶段推行这一准自然实验，探讨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导向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绿色专利产出，进一步证据表明它还提高了绿色创新的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时降低了污染排放与能源消耗。机制分析揭示了四大传导路径，包括治理能力提升、融资约束缓解、人力资本优化以及信息传递效率提高。异质性分析显示，这一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低污染行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拓展了将数据资源视为绿色创新生产要素的认识，并为整合数字发展与绿色发展战略提供了实证政策建议。

引言：数据要素市场导向作为数字经济转型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重要驱动力。通过推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系统性配置、流通与货币化，数据要素市场导向重塑了企业的创新生态，尤其是在经济活动与技术发展高度集中的城市地区。数据资源的规范化交易与利用为企业带来了利用信息进行创新的新机遇，尤其在绿色技术领域，而这些技术对于实现国家和全球的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然而，学界对于数据要素市场导向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它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绿色绩效（Wang和Xiao，2025）；相反，另有学者指出，数据获取能力与技术水平的差异可能加剧企业间的创新差距（Jones和Tonetti，2020），进而阻碍公平的绿色发展。鉴于这些对立观点，探究数据要素市场导向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因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为研究这一关系提供了独特而有力的背景。中国政府将数据要素的市场导向视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将其纳入更广泛的经济发展规划之中。2021年3月，“十四五”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明确要求加快数字化发展，构建数据驱动型经济。随后，2022年1月国务院出台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设定到2025年核心数字经济产业占GDP比重达到10%的宏伟目标。与此同时，在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压力下，绿色创新被定位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柱。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凸显了绿色创新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紧迫性。此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及新兴经济体，中国在数据基础设施与绿色创新能力方面存在显著的区域和行业差异。这种多样性为研究数据要素市场导向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提供了丰富的实证环境，有助于研究者得出既具普遍性又具情境针对性的结论。在这一领域的一项重要政策举措是在部分城市建立政府认可的数据交易平台，这些平台可作为准自然实验，用于评估数据要素市场导向的因果效应。这些由地方政府在中央指导下推出的平台旨在规范数据交易、提升数据可及性，并通过构建结构化的数据交换市场来激发数据驱动的创新。

我们的理论框架认为，数据要素市场导向通过四大不同传导路径推动企业绿色创新。首先，它通过为企提供实时环境绩效数据与分析工具来提升治理能力，使企业能够依靠数据驱动决策，从而降低绿色研发项目中的协调成本。与零散的数据来源相比，规范化的数据市场能够提供标准化、经过验证的数据集，帮助企业更高效地监控生产流程、识别减排机会，并使运营更好地契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其次，数据交易平台通过减少企业与资金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通过提高环境绩效数据的透明度及其对投资者的可及性，数据市场降低了企业展示绿色资质的成本，从而吸引那些因逆向选择问题可能流向其他领域的注重可持续性的资金。第三，数据要素市场导向通过优化专业劳动力市场中的人才匹配，改善人力资本结构。交易平台创造的数据丰富环境使企业能够识别并招募兼具数字分析能力与环境技术知识的专业人才，而这种复合型人才对于绿色创新而言日益重要，但通过传统渠道难以获取。第四，数据市场通过降低披露与获取环境信息的成本，增强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传递。这种透明度的提升强化了声誉激励与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为企业投资绿色创新带来了更多压力。

本研究基于2010年至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集，以数据交易平台的存在作为外生政策冲击，探讨数据要素市场导向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主要研究发现如下：首先，我们证实数据要素市场导向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且这一效应通过四大机制实现。理解这些传导路径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揭示了在何种具体组织条件下，数据驱动的政策才能转化为实质性的环境进步。其次，制度环境具有重要影响。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且政府高度重视环境问题的环境中，以市场为导向的数据政策效果更为显著。这表明数据政策并非孤立发挥作用，而是与更广泛的制度框架相互关联。第三，异质性分析显示，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因为这些企业拥有更高的组织灵活性与吸收能力，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资源推动创新。

本研究在多个方面丰富了相关文献。首先，我们首次进行了严谨的因果分析，专门探讨数据要素市场导向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弥补了数据市场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空白。尽管近期有一些研究考察了数据要素市场导向对宏观层面绿色增长的影晌（Song等，2024；Dong等，2025），或对企业层面的ESG绩效与绿色治理的影晌（Ouyang和Hu，2024；Wang和Xiao，2025；Ge等，2025），但将数据要素市场导向与绿色创新直接联系起来的全面因果分析仍较为缺乏。这一缺口十分重要，因为绿色创新指的是新型环境技术的创造，它是可持续经济转型的关键组成部分，与ESG绩效或治理实践有本质区别。ESG绩效与治理体现的是可持续性管理与发展合规性，而绿色创新则反映企业开发自有环境技术的能力，这类技术能够在污染减排与资源节约方面带来前沿进展。我们采用了Callaway和Sant’Anna（2021）的双重稳健差分-差分估计方法，结合倾向得分加权双向固定效应框架，严格控制了不同的处理效应，从而分离出数据市场建设对环境技术发展的因果效应，为企业层面这一重要关系提供了现有宏观研究无法获得的证据。

其次，我们将数据要素市场导向视为决定企业绿色创新的一个新且关键的制度因素，拓展了现有文献中研究的传统驱动因素。现有关于绿色创新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环境监管（Chen等，2018）、利益相关者压力（Sarkis等，2010）以及企业特定特征（Liu等，2025）等方面。虽然近期已有研究开始探讨数字经济的更广泛作用（Appio等，2021；Song等，2024），但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的市场化配置所带来的具体影响却鲜有关注。我们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我们表明，通过交易平台规范数据市场是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可用于推动绿色创新。这一工具的作用机制不同于传统的监管或市场压力。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市场建设改革为推动环境技术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路径。

第三，我们系统地阐明了数据要素市场导向影响绿色创新的传导机制及情境调节因素，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补充了以往的研究。现有关于数据要素市场导向的研究通常仅致力于建立直接的简化形式关系，而没有深入剖析其背后的传导渠道或明确边界条件。我们则采取了不同的方法，研究了四大不同的中介渠道：治理能力提升、融资约束缓解、人力资本优化以及信息传递效率提高。我们证明，每一条渠道都独立且显著地贡献于整体的处理效应。除了机制分析之外，我们还进一步研究了制度环境如何影响数据要素市场导向的效果，特别关注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政府环境重视程度所起的调节作用。这一多层次的分析框架超越了简单的黑箱相关性，明确了数据市场改革在何种具体的组织与制度条件下才能转化为环境进步。由此，我们为希望利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协同效应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清晰且可行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