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The impact of urban low-carbon transition development on residents’ consumption levels-evidence from China’s low carbon city pilo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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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绿色低碳转型不仅对缓解环境挑战至关重要，而且对重塑居民消费模式也至关重要。方法：本研究评估了城市低碳转型，特别是低碳城市试点（LCCP）政策，对居民消费规模和结构的影响。利用中国LCCP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人员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并
背景：绿色低碳转型不仅对缓解环境挑战至关重要，而且对重塑居民消费模式也至关重要。方法：本研究评估了城市低碳转型，特别是低碳城市试点（LCCP）政策，对居民消费规模和结构的影响。利用中国LCCP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人员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并分析了2007年至2022年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结果：研究结果表明，LCCP政策显著扩大了居民消费规模并改善了消费结构。这些结果经过了一系列严格的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该政策对居民消费规模和结构的影响在不同消费层级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讨论：机制分析表明，LCCP政策主要通过增加低碳产品供给和增强居民低碳消费意识来影响消费。
在全球气候治理与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双重背景下，居民消费与低碳转型之间的关系成为兼具理论意义与政策紧迫性的研究课题。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正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理解居民消费的决定因素与演变模式对于评估经济韧性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自2010年起分三批实施低碳城市试点（LCCP）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能效提升和绿色技术扩散推动城市低碳转型。然而，这一具有深远社会经济影响的环境政策如何塑造居民消费的规模与质量，仍是未解之谜。已有研究多从收入分配、制度环境等角度探讨消费决定因素，但将环境规制视为外生给定，忽视了其作为新型消费决定因素的潜力。现有LCCP政策评估文献聚焦于减排效应和绿色技术创新，对居民经济福利（尤其是消费）的影响研究相对匮乏。为此，研究人员利用2007–2022年281个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LCCP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该研究在理论层面将环境政策纳入居民消费决定因素分析框架，在实证层面首次同时考察政策对消费规模和结构的差异效应，在政策层面为差异化低碳政策设计提供决策依据。论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以中国LCCP政策的分批次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虚拟变量（Citylccpost）。样本来源为2007–2022年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其中122个为试点城市，159个为非试点城市。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中国碳排放核算数据集（CEADs）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关键变量包括：消费规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数）、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即食品烟酒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作为逆向指标）、核心解释变量（是否为试点城市及年份）、控制变量（居民收入水平、政府干预程度、人力资本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此外，机制检验采用中介变量：低碳产品供给（以城市绿色专利数量代理）和居民低碳消费意识（以百度指数中“低碳”关键词的年度平均搜索频率对数代理）。内生性检验采用城市空气流通系数作为工具变量，并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4.1 基线结果分析**
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多期DID回归，研究人员发现LCCP政策对居民消费规模（H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对消费结构（Ec，恩格尔系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在1%或5%水平上显著），表明政策显著扩大了消费规模并优化了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下降视为结构升级）。控制变量（居民收入、政府干预、人力资本、区域经济水平）均显著影响消费，验证了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假设H1得到验证。
**4.2 稳健性检验**
通过平行趋势检验（采用Jacobson等（1993）方法，政策实施前3年至后5年），结果显示政策前试点与非试点城市消费趋势无显著差异，政策后差异显著，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安慰剂检验包括时间安慰剂（将政策实施时间提前2年和3年，系数不显著）和空间安慰剂（随机选取132个伪试点城市，重复1000次，系数分布集中于零），表明基线结果非随机因素驱动。
**4.3 内生性检验**
采用城市空气流通系数（Vcpost）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第一阶段回归显示工具变量显著相关，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远大于10，排除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LCCP政策对消费规模和结构的影响方向与基线一致，显著为正和对消费结构显著为负，表明在控制内生性后政策效应依然稳健。
**4.4 样本随机性检验**
检验政策选择与城市前期碳排放水平（Co）的关系，发现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试点城市选择并非由碳排放水平决定，支持准自然实验的随机性假设。
**5.1 消费水平异质性**
将样本按消费规模均值分为高、低消费组，按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均值分为优、劣结构组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LCCP政策显著促进高消费组的消费规模，但对低消费组影响不显著；政策显著优化劣结构组的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下降），但对优结构组影响不显著。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显著，表明政策效应在不同消费水平组间存在异质性。
**5.2 区域异质性**
在基线模型中引入区域虚拟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结果显示，政策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消费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西部地区无显著影响；对东部地区的消费结构有显著优化（恩格尔系数下降），对西部地区有显著“降级”效应（恩格尔系数上升），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组间差异检验表明，东部与中部、西部在消费规模效应上差异不显著，但在消费结构效应上差异显著，揭示区域异质性。
**6.1 中介效应检验**
建立模型Mit = α3 + β3 Citylccpostit + λ3 Zit + ηi + μt + εit，其中Mit为中介变量。结果显示，LCCP政策对绿色专利数量（Gsi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5%水平），表明政策促进了低碳技术创新，为低碳产品供给增加奠定基础；政策对百度指数中“低碳”搜索频率（Syi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1%水平），表明政策提升了居民对低碳信息的关注度，增强了低碳消费意识。假设H2得到验证，即政策通过提升低碳产品供给和增强居民低碳消费意识两条路径正向影响消费。
**7.1 结论**
本研究利用2007–2022年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LCCP政策对居民消费规模和结构的影响、机制及异质性。主要发现有三：第一，LCCP政策显著扩大居民消费规模并优化消费结构，该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政策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对不同消费水平群体影响不同，且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呈现不同模式。第三，机制分析表明，政策通过增加低碳产品供给和提升居民低碳消费意识两个关键渠道发挥作用。
**7.2 政策启示**
第一，政府应根据家庭消费能力设置分级绿色消费激励措施，以缩小政策红利不均。针对高消费群体推出高端绿色消费场景和奖励计划，优先为低收入、结构劣势家庭提供节能家电补贴和廉价绿色食品，降低绿色消费门槛。第二，试点城市需制定差异化碳减排目标而非统一标准。东部地区可依靠市场驱动的绿色消费，中部地区需成本缓冲政策避免日常品通胀挤占发展性支出，西部地区应延长碳转型时间表并优先建设绿色基础设施。第三，建立两级公正转型补偿体系，通过东部试点盈余跨区域财政转移支持中西部，实施区域差异化补贴。第四，开展与区域经济特征和居民支出水平匹配的差异化低碳宣传：东部针对高消费群体倡导可持续生活方式，中部推广廉价绿色日常品，西部重点宣传支持性补偿政策和零成本节能技巧，避免推广高价绿色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