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飞机并没有增加我们欣赏高空景观的乐趣。当观察者的双脚站在地面或建筑上时，人眼依然能看到最清晰的景象。而飞机却削弱了它所展现的一切。

伊夫林·沃，《非洲的游客》（1960）

作为自上世纪末以来一直使用大量遥感数据的景观生态学家，沃的观察让我深有感触。我认为，他指出的正是那种通过恰当的斜视角来欣赏景观时所获得的宏大感正在消失。我们从上方看到的各种景象——斑块、走廊、矩阵、马赛克等等——都已经变得如此平面化与抽象，以至于尽管我们可以惊叹于空间上的多样性，但却很难在没有人工参照物的情况下将自己置于下方的景观之中。而当我们通过无法用肉眼直接感知的电磁波段，比如21厘米波长的微波来观察场景，且其空间分辨率远低于人类自身的感知能力，比如那些通过云层观测到的、日夜皆可见的土壤湿度图中的36公里像素时，这项任务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前提是地面没有结冰或树冠不够茂密）。

请注意，我提到的是人类观察者。我们对宏大景观的感知，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我们视觉认知的特殊性。谁没有试过拍摄低垂在天边的圆满月亮或傍晚时分壮丽的山景，却发现相机无法呈现我们心理视觉上的感受？仪器衡量现象的方式，直接影响着我们对其的理解。所谓“尺度”，其实就是指测量方式与这些现象之间的关联。

一贯具有挑衅性的艾伦（1998）在他那标题惊人的1998年文章《“景观层面”已死：劝说家族摘下呼吸器》中写道：“不必担心！尽管有这样的标题，景观、景观生态学以及基于空间的生态学都依然存在且发展良好。真正‘病态’的，只是‘景观层面’这一术语及其更为衰弱的近亲‘景观尺度’而已”（第35页）。他继续指出：“我们的结论是，‘景观层面’和‘景观尺度’应当让位于那些避免使用这些术语、而是采用更具针对性和独立性的表述方式。事物的类型与事物的尺度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第36页）。‘层面’指的是类型，而‘尺度’则指的是测量。艾伦教授进一步阐述：“……只有当尺度在观测行为中被具体化为某种测量时，它才对事物具有意义。类型在观测之前就已经完整存在，而尺度则更紧密地与观测行为相关联”（第37页）。

因此，“景观尺度”这一表述具有误导性：什么可以构成“景观”，取决于所观察的对象和过程。所以，无论是康斯特布尔、特纳、塞尚还是奥基夫创作的风景画，虽然描绘了特定地点的独特景象，但它们并不能表明景观生态学需要运作的具体范围。

1990年，我在俄亥俄州牛津市的迈阿密大学参加了首届美国景观生态学研讨会，当时有一幅来自景观建筑专业学生的海报让我印象深刻——他用精湛的铅笔画和文字展示了他为探索鲎甲壳上的“景观”而进行的实践练习，甲壳表面还生活着各种小型生物。这无疑是一个充分体现景观概念相对性的典型例子！

既然“景观尺度”和“景观层面”都有问题，那该如何解决呢？艾伦教授提出用“景观标准”来替代“景观层面”：“……它能够强调，景观是一种具备模型一般属性的观测标准。‘景观标准’意味着人们将平面或类似平面的结构中的相对空间关系视为组织被观测系统各部分之间关联的原则”（第52页）。不过，“景观标准”可能包含的信息过多，难以立即发挥作用。不过还有另一种观点能够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和实用建议。

在世纪之交发表在《美国生态学会公报》上的一篇见解深刻但往往被忽视的文章中，已故的匈牙利裔加拿大定量地理学家费尔科·西拉格与合著者玛丽-乔斯·福尔坦和詹妮弗·邓根提出了一种解决尺度混淆问题的方法：“每项研究都应至少报告四种不同的空间特征，而非仅用一种表达方式来描述空间属性（如尺度），同时还需探讨这些特征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避免因相互矛盾的观测结果或背景因素而得出错误结论”（Csillag等人，2000，第231页）。

这四种特征是什么？首先，是对观测对象的大小和形状的描述。其次，是研究区域的大小和形状。第三，是对所关注的作用体的描述。第四，是对作用体活动所在的过程区域的描述。前两种特征涉及观测数据，而后两种则描述研究中所关注的过程。如果我们在每篇文章的方法部分都明确阐述并讨论这四个方面的尺度问题，那么不仅有助于清晰地理解所研究系统的观测与测量过程，还能为研究结果的背景提供依据，便于他人更好地理解这些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