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健康素养中介韩国父母健康素养与脑震荡态度之间的关系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eHealth literac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 literacy and concussion attitudes among parents in South Korea

　　

摘要
背景：数字技术已成为健康信息的主要来源；然而，个体整合此类信息的能力因其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 HL）和电子健康素养（eHealth literacy, e-HL）而异。在脑震荡管理中，准确的知识和适当的态度对于症状识别和就医行为至关重要。然而，HL、e-HL与脑震荡相关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仍知之甚少。
目的：评估韩国父母中HL和e-HL与脑震荡相关知识和态度的关联，并检验HL通过e-HL与这些结局的间接关联。
方法：在韩国父母中进行了一项横断面在线调查。采用韩国版HLS-EU-Q16和电子健康素养量表（eHealth Literacy Scale, eHEALS）分别评估HL和e-HL。结局变量为脑震荡相关知识和态度。使用观测变量中介分析将HL与这些结局的关联统计分解为直接成分和通过e-HL的间接成分。一项探索性序贯中介模型额外评估了脑震荡相关知识是否参与HL与脑震荡态度之间的间接关联。
结果：共260名参与者完成了调查。HL与e-HL（ρ=0.45，p<0.001）和脑震荡态度（ρ=0.19，p=0.003）呈正相关，但与脑震荡知识（ρ=0.03，p=0.657）无显著相关。对于脑震荡知识，HL和e-HL均与结局无显著关联，且未观察到显著间接关联。对于脑震荡态度，观察到HL通过e-HL与态度的显著间接关联（B=0.117，95% CI: 0.022–0.220；p=0.021）。探索性序贯中介分析显示，涉及脑震荡知识的间接关联不显著。
结论：较高的HL与更有利的脑震荡态度相关，但与脑震荡知识无关。通过e-HL观察到HL与脑震荡态度之间的间接关联，但未通过脑震荡知识。该间接关联与假设模型一致，但未确立时间优先性或因果中介。这些发现提示，未来的脑震荡教育策略可能受益于在提供事实性脑震荡信息的同时加强HL和e-HL。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
脑震荡（concussion）作为轻度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的主要类型，占所有TBI病例的75%–85%，其管理依赖公众意识与自我决策。在韩国，2022年TBI年龄-性别标准化发病率为58.8/10万，而全球范围内每年约170万例TBI（美国数据）。父母在脑震荡的预防、识别和管理中扮演核心角色，其对脑震荡知识的掌握和态度直接影响症状识别、就医行为及康复依从性。然而，数字技术已成为健康信息的主要来源，个体的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 HL）和电子健康素养（eHealth literacy, e-HL）差异显著影响信息整合能力。HL指个体查找、获取、理解并应用健康相关信息的能力；e-HL则扩展至数字环境，涵盖搜索、评估和应用在线健康信息的能力。尽管已有研究探讨HL与伤害相关知识和态度的关联，但HL、e-HL与脑震荡相关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仍不明确，尤其缺乏针对父母这一关键群体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评估韩国父母中HL和e-HL与脑震荡相关知识和态度的关联，并检验e-HL在HL与这些结局之间的间接作用，以期为数字化健康教育策略提供依据。该论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在线调查设计，通过研究公司GRI Research招募韩国父母，利用分层配额抽样实现儿童年龄组（6–18岁）的均衡代表，最终纳入260名参与者。主要技术方法包括：使用韩国版HLS-EU-Q16（16项）评估HL，使用电子健康素养量表（eHealth Literacy Scale, eHEALS，8项）评估e-HL，使用改编自已有问卷的30项真假题评估脑震荡相关知识，使用7项7点Likert量表评估脑震荡相关态度。统计分析采用观测变量中介分析（路径分析），在结构方程模型框架下将HL与结局的关联分解为直接和通过e-HL的间接成分，并调整年龄、性别、父母/儿童脑震荡史、子女数、教育水平、收入、医疗相关职业和互联网健康信息使用经验等协变量。此外，进行探索性序贯中介分析，检验HL通过e-HL和脑震荡知识影响态度的路径。

**研究结果**
**参与者特征与HL分布**：260名参与者中，46.2% HL不足（inadequate），22.3% HL有问题（problematic），31.5% HL充足（adequate）。中位年龄48.0岁，各组间无显著差异。数字健康相关变量随HL水平变化显著：感知互联网对健康决策有用的比例从不足组45.0%升至充足组67.1%（p=0.034）；认为互联网健康资源重要的比例从45.8%升至78.0%（p<0.001）。eHEALS中位数从不足组25.0升至充足组30.5（p<0.001）。
**脑震荡知识与态度与HL水平的关系**：脑震荡知识中位数在各HL组均为21.0，无显著差异（p=0.94）。而脑震荡态度中位数从不足组37.0、有问题组39.0升至充足组40.0（p=0.01），且两两比较显示充足组显著高于不足组（FDR p<0.05）。
**相关性分析**：HL与e-HL呈中等正相关（ρ=0.45，p<0.001），与脑震荡态度弱相关（ρ=0.19，p=0.003），但与脑震荡知识无显著相关（ρ=0.03，p=0.657）。e-HL与脑震荡态度正相关（ρ=0.20，p=0.001），但与知识无关（ρ=-0.03，p=0.583）。知识弱正相关于态度（ρ=0.23，p<0.001）。
**中介分析**：HL与e-HL正相关（B=0.435，p<0.001）。对于脑震荡知识，e-HL（B=0.012，p=0.819）和HL（B=0.002，p=0.966）均无显著关联，间接效应不显著（B=0.005，p=0.822）。对于脑震荡态度，e-HL与态度正相关（B=0.269，p=0.014），HL的直接效应不显著（B=0.180，p=0.101），但通过e-HL的间接效应显著（B=0.117，95% CI: 0.022–0.220，p=0.021），总效应显著（B=0.297，p=0.002）。敏感性分析排除互联网健康信息使用经验后结果类似。
**探索性序贯中介分析**：HL→e-HL→知识→态度的序贯间接效应不显著（B=0.002，99% CI: -0.028–0.031），而仅通过e-HL的间接效应仍显著（B=0.115，99% CI: 0.004–0.227）。总间接效应不显著（B=0.118，99% CI: -0.002–0.280），但HL与态度的总关联仍为正（B=0.297，99% CI: 0.047–0.541）。

**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指出，核心发现是HL和e-HL与脑震荡知识无关联，但HL通过e-HL与脑震荡态度间接关联，表明素养相关能力可能与态度而非事实知识更紧密。知识主要反映事实认知，而态度涉及评价判断、感知重要性和行为意愿，受心理社会因素影响。e-HL能力（如评估、解释和应用信息）可能更直接塑造态度，这与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中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作为健康决策核心的概念一致。相反，一般素养能力未必转化为特定疾病知识，后者依赖暴露、兴趣和动机。本研究还发现46.2%参与者HL不足，与韩国全国调查数据相符，提示HL普遍受限。在韩国高度数字化的医疗环境中，e-HL对父母决策的重要性增加。
结论部分翻译：较高的HL与更有利的脑震荡态度相关，但与脑震荡知识无关。通过e-HL观察到HL与脑震荡态度之间的间接关联，但未通过脑震荡知识。该间接关联与假设模型一致，但未确立时间优先性或因果中介。这些发现提示，未来的脑震荡教育策略可能受益于在提供事实性脑震荡信息的同时加强HL和e-H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