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Analysis the deviation between herders’ grassland protection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based on the logistic-ISM model: evidence from rural pastoral areas of Inner Mongolia,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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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言:在草地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转型矛盾的背景下,探究牧民草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偏差的内在机理,对完善生态补偿政策、促进草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方法:基于农户行为理论,研究人员构建了牧民草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偏差分析的理论框架,利用中国
摘要
引言:在草地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转型矛盾的背景下,探究牧民草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偏差的内在机理,对完善生态补偿政策、促进草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方法:基于农户行为理论,研究人员构建了牧民草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偏差分析的理论框架,利用中国内蒙古农村牧区740户牧民的实地调查数据,应用logistic-ISM模型系统识别了牧民草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偏差的关键影响因素,深入分析了关键因素的层次结构及作用路径,揭示了关键因素的内部影响机制。
结果:结果表明:(1)牧民草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存在偏差:77.43%的牧民具有明确的草地生态系统保护意愿,但仅45.9%的牧民采取了实际行为;(2)户主年龄、受教育水平、社会阶层、草地面积、有用性认知、同伴效应、政策认知和政策约束与牧民草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偏差显著相关,其中年龄、草地面积和社会阶层与牧民草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偏差呈显著正向关联;(3)通过层次结构分析,识别出四条路径,其中户主年龄、有用性认知、草地面积、政策约束和同伴效应是直接驱动因素,政策认知和社会阶层是中层间接因素,户主受教育水平是深层根源因素。
讨论:基于上述研究,建议加强牧民教育质量,提升其对草地生态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深化其对草地生态补偿政策的理解,以解决牧民草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偏差,促进草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论文解读文章
#### 研究背景与问题
草地作为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覆盖约20%–40%的陆地面积,兼具气候调节、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以及为人类社会提供畜产品的生产功能。然而,在气候变化与长期不可持续的人类活动(如大规模开垦和过度放牧)的双重影响下,草地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中国90%的可利用天然草地出现退化,其中60%为重度退化。草地退化不仅引发水土流失等生态安全问题,还直接威胁牧民生计,制约牧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此,中国政府自1999年起实施了一系列草地生态治理工程,目前实行的草地生态补偿政策(GECP)旨在通过自上而下的引导促使牧民实施草地保护行为。但2024年国家草地监测报告显示,全国重点天然草地牲畜超载率仍达33%,部分旗县甚至超过50%,表明政策效果在实施过程中被显著削弱。牧民作为政策的首要执行者,其行为选择从根本上决定政策实施效果。受传统自然观和民族生态文化影响,牧民普遍具有较强的草地保护意愿,但多数牧民难以将意愿转化为实际保护行为。实地调查数据显示,77.43%的牧民明确表达保护草地生态环境的意愿,但有意愿者中仅45.9%采取了保护行为,54.1%未行动。牧区牧民整体生计水平较低,对草地依赖度高,若草地生态持续恶化,易陷入“生态退化与贫困”的恶性循环。因此,促进牧民实现草地保护意愿,可能是解决草地生态退化问题的关键。现有研究多单独关注草地保护意愿或保护行为维度,极少将两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系统考察其内部关系,尤其关于牧民草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偏差的研究尚属空白。
#### 研究内容与结论
本研究基于农户行为理论,整合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和社会嵌入理论(Social Embeddedness Theory),构建了牧民草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偏差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24年1月至5月及2025年7月至8月两个时期在中国内蒙古农村牧区(涵盖呼伦贝尔市、兴安盟、赤峰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鄂尔多斯市、阿拉善盟)通过随机抽样、典型抽样和分层抽样方法获得的740户牧民有效问卷数据,采用交叉分析法定性描述偏差现状,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关键影响因素,进而应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厘清因素间的层次结构并揭示内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1)研究区牧民草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存在偏差,77.43%的牧民有保护意愿,但54.1%有意愿者未采取实际保护行为;(2)户主年龄、受教育水平、社会阶层、草地面积、有用性认知、同伴效应、政策认知和政策约束与偏差显著相关,其中年龄、草地面积和同伴效应呈显著正向关联;(3)通过ISM层次结构分解,识别出四条路径:户主年龄、有用性认知、草地面积、政策约束和同伴效应为直接驱动因素;政策认知为浅层间接因素,社会阶层为中层间接因素,户主受教育水平为深层根源因素。该研究发表在《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识别影响偏差的关键因素,并利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对显著因素进行层次结构分解。数据来源于中国内蒙古7个盟市的740户牧民实地调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典型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样本覆盖26个旗县、52个苏木、129个嘎查。Logistic模型用于分析二元因变量(是否有偏差)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ISM模型通过确定邻接矩阵、可达矩阵及层次划分,揭示因素间的层级结构及作用路径。
#### 研究结果
**4.1 牧民草地保护意愿与行为的交叉分析**
通过交叉分析发现,77.43%的牧民明确表达保护意愿,但有意愿者中仅45.9%实施了保护行为,54.1%未行动,表明存在显著的意愿与行为偏差(卡方检验显著,p=0.001)。
**4.2 意愿与行为偏差的影响因素分析**
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户主年龄(系数0.0419,p<0.01)、草地面积(系数0.1326,p<0.05)和同伴效应(系数0.6588,p<0.01)对偏差有显著正向影响;受教育水平(系数-0.0808,p<0.01)、社会阶层(系数-0.7694,p<0.05)、有用性认知(系数-0.2106,p<0.05)、政策认知(系数-0.2314,p<0.05)和政策约束(系数-0.4328,p<0.01)对偏差有显著负向影响。模型伪R
2为0.0949,Hosmer-Lemeshow检验不显著(p=0.4328),表明模型拟合良好。
**4.3 影响因素层次结构分解**
通过ISM模型,将显著因素分为五个层次:L1(偏差本身)、L2(直接驱动因素:年龄、有用性认知、草地面积、政策约束、同伴效应)、L3(浅层间接因素:政策认知)、L4(中层间接因素:社会阶层)、L5(深层根源因素:受教育水平)。识别出四条路径:路径1:受教育水平→社会阶层→草地面积→偏差;路径2:受教育水平→社会阶层→政策认知→有用性认知/政策约束→偏差;路径3:受教育水平→同伴效应→偏差;路径4:年龄→偏差。
#### 讨论与结论
**讨论总结**:在草地生态持续退化且牧民超载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牧民普遍存在“高意愿、低行动”的知行脱节困境。本研究利用内蒙古740户牧民数据,通过Logistic-ISM模型揭示了影响偏差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路径。户主年龄、有用性认知、草地面积、政策约束和同伴效应为直接驱动因素,政策认知为浅层间接因素,社会阶层为中层间接因素,受教育水平为深层根源因素。研究结果与现有文献一致,如Wu等(2020)指出户主年龄对牲畜数量有先增后减的影响,Chai等(2023)证明受教育水平对载畜率有显著负效应,Zhang等(2019)提出草地面积越大意愿与行为不一致概率越高,Feng等(2019)指出政策约束对超载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但本研究存在局限性:结论仅适用于已有保护意愿的牧民;基于横截面数据无法推断因果关系;感知变量基于主观报告;无法捕捉动态变化;区域特殊性限制普适性。未来计划开展追踪调查并扩大研究区域。
**研究结论翻译**:基于农户行为理论,本研究构建了牧民草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偏差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内蒙古农村牧区740户牧民微观调查数据,建立Logistic-ISM模型组合应用,实现Logistic回归模型与ISM分析方法的有机整合。通过变量显著性检验筛选影响因素,识别出影响偏差的关键因素,运用ISM分析深入探究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所得因素,识别出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关键联系,分析了偏差的层次结构和影响路径,验证了理论分析框架并揭示了其内在机制。主要结论包括:(1)研究区牧民草地保护意愿与行为存在偏差,77.43%的牧民有保护意愿,但54.1%未采取实际保护行为,表明意愿转化为行为仍有较大空间。(2)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户主年龄、受教育水平、社会阶层、草地面积、有用性认知、同伴效应、政策认知和政策约束与偏差显著相关,其中年龄、草地面积和同伴效应呈显著正向关联。(3)ISM结果表明,户主年龄、有用性认知、草地面积、政策约束和同伴效应是直接驱动因素;政策认知是浅层间接因素,社会阶层是中层间接因素,受教育水平是深层根源因素。浅层间接因素、中层间接因素和深层根源因素均通过直接驱动因素影响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