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Nursing》：What Is the Value of Lived Experience Within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How Can It Influence Practice? A Systematic Review
摘要
鉴于截至2019年全球每八人中即有一人患有心理健康状况，可以合理推断该群体中也包含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尽管此类生活经验的全球患病率很高，但其向专业角色和实践中的整合尚未在更广泛层面实现，其价值被低估且伴随着显著的病耻感。本研究旨在探讨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中生活经验的感知及实际价值，及其对实践的影响。采用定性方法结合系统综述方法学，识别并综合了10篇相关论文的研究结果。该方法承认所识别经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也承认其主观性，创造了必要的解释空间，以现象学视角促进更深入的理解，即具有生活经验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如何在实践中利用其独特的知识和技能，以及由此增加的价值。主题分析生成了两个主要主题，每个主题包含两个子主题。这些主题分别是生活经验对实践的内省（Intrapersonal）价值和人际（Interpersonal）价值，前者以态度、价值观与信念（Attitudes, Values and Beliefs）和更深层次理解（Deeper Understanding）为子主题；后者以联结（Connection）和实践取向（Approach to Practice）为子主题。本研究结果对政策和实践以及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呼吁围绕心理健康病耻感进行社会变革。最终，结果强调了将生活经验整合到医疗 workforce 和临床实践中的价值，及其带来的独特视角和洞察。
1 引言
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的定义，特别是心理健康挑战的生活经验，在性质和程度以及经验的主观性方面存在争议。本综述采用全球心理健康同伴网络（Global Mental Health Peer Network, GMHPN）的定义，即在此背景下，生活经验指曾经或正在经历“因心理健康状况或障碍症状或社会心理残疾而导致维持心理健康困难”的体验。围绕生活经验身份和角色的术语不一致，反映了其经验和概念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视角。当专业人员（professional）与患者（patient）的身份和语言融合时，术语变得更加复杂，例如出现了“prosumer”（专业消费者）、“expertience”（专家与经验的合成词）、“生活经验从业者（lived experience practitioner）”和“受伤的治愈者（wounded healer）”等新词。
具有生活经验并获得专业心理健康护理认证的人员为其实践带来了经验和知识的多样性，正如“受伤的治愈者”概念所暗示的那样。该概念认为，通过自身的痛苦，具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最能理解他人的痛苦。需要区分的是，促进他人治愈的并非受伤本身，而是如何接受、反思并借鉴这一经验。
国际证据表明，从事护理类个人服务职业（如照顾儿童、动物、病人和残疾人）的员工比任何其他职业都更容易出现常见心理障碍（common mental disorders, CMDs），也称为常见心理健康状况（common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CMHCs）。此外，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WHO）欧洲区域委员会发现约三分之一的卫生和护理人员报告出现符合抑郁和焦虑标准的症状。鉴于此，探讨生活经验塑造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实践的方式及其价值尤为相关。自成立以来，生活经验工作借助民权运动获得了关注，并受到去机构化、消费者行动和对生物医学理论反对等因素的推动。
除了直接参与服务提供外，生活经验倡导者和担任指定生活经验角色（也称为同伴工作者（peer workers））的心理健康服务人员还为教育、培训、政策设计和系统倡导做出贡献。监管机构已引入参与指南和要求，这表明国际上承认生活经验的价值。需要注意的是，本综述排除了同伴工作，因为这是一个明确的专业化角色，期望并鼓励披露和借鉴生活经验，但不提供正式的心理和生理护理或干预，例如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所提供的服务。
作为医疗 workforce 的成员，具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还可以通过提高可见度和代表性来证明个体可以同时是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并曾经历心理健康挑战，且表现出专业能力，从而挑战低期望、病耻感和歧视。在实践中分散具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可以挑战专业人员“免于或免疫于精神病学斗争”的信念。提高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生活经验的开放性和代表性可以鼓励公开对话，从而支持具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向上螺旋至更大可见度”，而不是“向下螺旋至更大隐蔽度”。
Roennfeldt 和 Byrne 指出，心理健康服务中的生活经验 workforce（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与一般人群一样可能属于该人群）已被证明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可减少住院频率和时长，并增强服务使用者的整体社会和情感福祉。公开认同为生活经验 workforce 一员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可能成为进一步减少病耻感的资源，因为他们的披露可能成为一种行动主义形式，展示混合身份和情绪困扰的连续性。然而，证据表明，在实践中与这些个体的有意义协作仍然有限；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包括对变革的不确定性和不情愿，以及与病耻感“我们与他们”对话相关的等级权力动态，这加剧了疾病负担，因此应成为公共卫生的优先关注事项。此外，通过在护理中实施生活经验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福祉，也有利于参与提供的专业人员。例如，由于披露相关困扰而隐藏部分身份可能导致继发性伤害。创造一个挑战病耻感、使具有生活经验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不再感到需要隐藏这部分身份的支持性工作环境，可以管理心理伤害。这将进一步促进求助行为，而这在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中广泛认识到是有限的；延迟求助可能导致恢复预后较差。
招聘和员工管理中的歧视性做法在历史上强化了病耻感。例如，2002年据报道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习惯性回避招聘具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这威胁到违反《残疾歧视法》（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 1995），尽管后来通过《平等法》（Equality Act 2010）等立法进行了规范。此外，在专业注册执照中通常要求披露既往心理健康问题以满足执业适宜性标准，尽管没有要求披露既往身体健康问题。并非所有痛苦个体都用立法定义的“精神损伤”来描述其痛苦，这可能使他们容易遭受残疾歧视。总体而言，当前心理健康护理的专业文化被总结为一种“病耻感是常态，歧视或虐待被容忍”的文化。
当前实践和政策的局限性不仅存在于研究和文献中。Joyce 等人指出，关于具有生活经验专业人员的文献通常是轶事性的，由第一人称叙述组成。此外，研究中存在明显的悲观偏见，关注污名化经历并暗示专业性受损，对医疗保健积极贡献的调查有限。研究恢复（recovery）的文献往往侧重于客户而非专业人员，再次证明了专业人员的假定无懈可击。此外，关于在心理健康护理中实施生活经验的研究被认为理论不足且更多是意识形态而非实证的。这可以说阻碍了对生活经验价值的更大理解和认可，从而导致其在实践中利用不足，包括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生活经验的利用不足。这种关于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在实践中利用生活经验的过程和价值的模糊性，进一步强化了现有的“普遍不披露文化”，因为专业人员不确定如何驾驭混合身份或可能产生的后果。
本文展示了一项系统综述的结果，重点关注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生活经验如何积极影响实践及其价值。
2 方法
本综述旨在探讨具有生活经验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在承认、接受和实施方面塑造实践的方式，以及此类实践的价值。
2.1 方法与指南
进行了定性系统综述，以了解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生活经验如何影响他们的实践及接受其护理的人，以及这所持有的价值，采用的方法有助于沉浸和熟悉数据，从而生成清晰而全面的概述。
2.2 合格标准
初步范围界定检索强调了对实践中生活经验及其在工作场所价值的探索有限，因此采用了广泛的合格标准。有资格纳入综述的论文需为英文全文。文献限制在时间范围1999年至2024年，这标志着1999年英国国家健康与护理卓越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治疗高质量和道德标准指南的建立。
纳入和排除标准由预定的 PEO 框架指导：P（人群）= 心理健康专业人员，E（暴露）= 精神疾病生活经验，O（结局）= 对实践的影响。关于人群，排除了关注同伴工作的论文，因为它是一个明确的专业化角色，期望适当披露和利用生活经验。决定排除具有生活经验的学生，因为他们被认为具有不同的角色和责任，从而有不同的机会实施独特知识。因此，纳入重点是心理健康专业人员角色，包括护士、心理学家和治疗师。
关于暴露，文献中生活经验的定义各不相同；因此纳入了参考此经验或相关关键词的论文；这被广义地解释为包括任何心理健康经验、第一手和第二手（作为照顾者、专业人员、观察者的替代经验）以及当前或历史经验。考虑了影响精神疾病暴露的因素和医疗保健背景下的职业社会心理风险，如职业倦怠（burnout）和道德伤害（moral injury），特别是 COVID-19 的影响。涵盖这些内容的文献被排除，因为它可能构成独立的调查方向，鉴于其全球影响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例如，文献表明 COVID-19 将作为影响精神疾病生活经验的显著外生变量，因为它被发现影响许多个体，包括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并给卫生服务带来严重压力，这将影响该时期个体的整体经验。
最后，结局包括直接、可观察的实践影响，例如有意识地决定在工作场所以特定方式行事、沟通或处理护理，以及生活经验对实践的隐性影响，例如对角色、专业身份、健康信念和概念的感知。这种纳入使得能够考虑专业实践和工作场所内社会互动的复杂性。最后，排除了关注生活经验在教育、培训或研究中实施的论文，因为这些与临床环境中的角色、责任和期望不同。
2.3 检索策略
选择了三个数据库：CINAHL、PubMed（MEDLINE）和 Web of Science，由单一评审员于2024年7月进行检索。CINAHL 因其专注于护理和专职健康文献而被选中，PubMed 和 Web of Science 则因其侧重于科学学科，特别是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而被选中。
使用 Google Scholar 进行试点检索，以确定与生活经验研究相关的关键词和短语，为数据库检索字符串提供信息。对于同时具有精神疾病生活经验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员身份的人，术语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些包括 prosumer（专业消费者）、consumer-provider、survivor、expert by experience 和 wounded healer。此外，具有生活经验不仅包括患有精神疾病的个体，还包括其朋友、家人和照顾者的经验。心理病理学术语中也观察到进一步的变化，如精神疾病、心理健康、精神病状况、个人痛苦、心理困扰和逆境。
2.4 检索词
关键检索词与布尔运算符（AND、OR）组合成3个子主题及其派生词，由研究问题的 PEO 结构提供信息。示例数据库检索策略显示在表1中。完整检索策略见支持信息表S1。应用过滤器以反映既定的纳入和排除标准并缩小检索结果。
2.5 检索结果与筛选过程
初步检索结果2499条，去重后2096条。所有2096条结果均通过标题和摘要进行筛选，以确定是否有资格进行全文评审。初步筛选后保留50篇论文，并进行第二阶段更详细的摘要筛选，评估与论文能否为研究问题提供充分信息和见解的相关性。这一细化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资源有限。在第二阶段摘要筛选中，研究人员将相关性确定为明确考虑生活经验价值及其对实践更广泛影响的论文，假设为因果关系。第二阶段摘要筛选部分是由于资源有限和由单一评审员进行综述的务实考虑。筛选后，25篇论文可用于全文评审，这涉及评估文献作品的各个方面，考虑哲学和方法学立场，以及发现的连贯性和意义。纳入来源由其独特特征和背景标记决定，产生了多样化的文献基础。考虑到信息包容性，研究人员确保纳入第一人称叙述以及定性实证研究。
研究被拒绝的原因包括：方法学质量不佳（n=2），例如一项研究使用定量方法，一项是系统综述；对生活经验对实践影响的考虑有限（n=6）；关注影响实践中生活经验实施的外部因素，如病耻感和工作场所文化（n=1）；关注指南和建议（n=2）；以及范围有限，即在自传中记录作为具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的经历，而未考虑其生活经验的价值及其在实践中的更广泛影响（n=4）。资格筛选最终纳入10篇论文进行综述，如图1所示。
2.6 批判性评估
使用与方法学相关的标准和清单对10项纳入研究进行了批判性评估。所有论文本质上都是定性的；然而，只有6篇是定性实证研究，其余4篇是第一人称叙述。因此，首先使用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oanna Briggs Institute, JBI）和批判性评估技能计划（Critical Appraisal Skills Programme, CASP）提供的指南评估6项已识别实证研究的方学质量。所有研究均显示出较高的方学质量，因此使用 GRADE CERQual 作为评估工具对证据充满信心，如表4所示。
关于四篇第一人称叙述，分别来自 Bhattacharya (2022)、Fisher (2023)、Martínez-Martínez 和 Sánchez-Martínez (2023) 以及 Patmore (2020)，认为需要单独的评估标准。目前没有评估第一手叙述质量的框架或指南。然而，一些心理健康慈善机构为希望讲述自己故事的生活经验者提出了建议，并且在该体裁中公认的共同特征。大多数此类叙述在详细描述经验时遵循旅程框架；建议要真实，基于有助于恢复的优势，并充当“希望的信息或行动的号召”。在评估中采用了灵活的方法，以避免通过试图衡量其纳入的“价值”而使报告的经验无效。相反，重点是文本是否涉及生活经验的影响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2.7 数据提取与分析
使用电子表格记录和整理收集的信息，然后进行表格化。提取的信息包括出版年份和国家、文献类型、研究目的、参与者、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以及报告的生活经验影响。采用主题分析方法，遵循 Braun 和 Clarke 的六阶段框架，积极参与数据并识别重复出现的模式或主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六个阶段进行如下：数据集熟悉、数据编码、初始主题生成、主题开发与审查、主题细化定义和命名，以及报告。这种方法允许将主观性用作资源，并使研究人员成为分析的工具。在此过程中，认识到主观经验将具有主观解释，反映了心理健康经验复杂而独特的本质。
初始分析是归纳性的，因为尽管对现有文献的初步广泛阅读为潜在主题提供了预期，但认为有必要留下解释空间以识别意外或新的主题，并对参与者视角保持开放，如作者所代表的那样。除了面向数据外，分析还由对意义的关注塑造，这也是渐进的，从语义层面开始建立生活经验的明确影响，并进展到潜在层面以考虑影响的基本概念和假设。分析方法中的流动性很重要，因为考虑到心理健康的社会复杂性，即经验和表达方式，包括语言等内部因素以及病耻感和羞耻等外部因素。Mattingly 强调了经验叙述与经验生活之间的“人类学二分法”，因此从解释的模因位置（mimetic position）推进的重要性。
研究人员认识到自己占据了与当前分析相关的多重流动和重叠的身份，包括学者、卫生专业人员和生活经验者的盟友。研究人员承认主题分析“方法家族”中方法的多样性，本综述中的方法旨在具有反思性。选择这种方法是因为研究人员认识到，虽然展示对潜在偏见领域的认识很重要，但这种主观性应被用作工具，而不是被包含或“括起来”。这不仅允许研究人员创造意义，还将突出生活经验如何被主观呈现并被他人主观解释。研究人员认为对视角（个人和理论）的所有权将使其能够避免定性研究中日益明显的“方法崇拜”（methodolatry）。再次，考虑到生活经验的复杂性和主观性，承认在所选论文解释中潜在的个体差异很重要。
熟悉数据集包括反复阅读10篇选定的论文，旨在完全沉浸并积极与原始数据互动，记录潜在模式。这种熟悉过程导致了编码，系统地分析论文，直到达到显著水平的“信息能量”（information power）；这被确定为当重读文本时不再产生具有相同分析焦点的进一步标签时即达到。由于资源有限，未使用编码软件；此过程是手动完成的，旨在尽可能全面和包容。由于数据饱和（data saturation）概念的问题性，避免了该概念。在利用反思性方法时，研究人员因此加入“拒绝编码可以准确的观念——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解释性实践，意义并非固定在数据中”。
生成了初始候选主题，广泛地将具有共享意义和概念的代码聚类，并由数据摘录支持。在考虑主题时，研究人员意识到“价值”可能被主观解释，由其自身的态度、价值观和经验塑造。在生成主题时，考虑了所有类别的价值，包括对自身、他人和工作环境的价值。挣扎和痛苦的故事与生活经验带来的附加价值的积极面配对，使作者能够保持同理心立场，同时与内容分析保持联系，使研究过程人性化，并承认脆弱和真实的故事。使用思维导图直观地表示初始候选主题，使作者能够识别可以进一步分组的主题并将其合并为更广泛的主题，或者具有显著支持数据的主题可以拆分为自己的主题或子主题。在概念化主题时，作者注意到主题是“主题或类别的摘要”，而是“捕捉核心思想或意义”。通过考虑这些主题是否可以在分析数据之前开发来确保这一点，作者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它们是个人故事的解释。
对主题进行审查和修订，这是一个递归的检查过程，直到认为无法生成进一步或替代的主题。这个过程确保主题通过连贯地捕捉以明确定义的的概念为中心的有意义数据，为分析结果增加了价值。然后对主题进行细化、定义和命名，每个主题作为生活经验价值及其对实践影响的变体表达。鉴于本研究的有限范围以及可用的时间和资源，将主题细化到可管理的数量以进行综合和讨论至关重要。
然后报告已开发的主题，根据其与研究问题的相关性进行优先排序，以及如何构建它们以允许更广泛的分析，具有不同层次的意义，例如，要么将它们分解为子主题（垂直关系），要么将多个主题与一个总体主题连接起来（水平关系）。
3 结果
纳入的研究本质上是定性的，设计上出版于2016年至2023年之间，参与者数量从1到27不等。这些研究在多个国家进行，包括美国、英国、荷兰、西班牙和印度。
3.1 研究结果综合
分析的数据根据它们如何解决研究问题进行分类和分组，并映射主题之间的联系及其关系影响。总体而言，生成了两个主要主题，每个主题包含两个子主题。第一个是生活经验的内省（Intrapersonal）价值，分为子主题：态度、价值观与信念（Attitudes, Values and Beliefs）；以及更深层次理解（Deeper Understanding）。第二个是生活经验的人际（Interpersonal）价值，分为子主题：联结（Connection）和实践取向（Approach to Practice）。主题图显示了开发的主题及其关系，如图2所示。
3.2 内省（Intrapersonal）
3.2.1 态度、价值观与信念（Attitudes, Values and Beliefs）
在综述文献中注意到一个普遍论述，即生活经验的内省价值，特别是其对态度、价值观和信念的影响。生活经验塑造视角的程度在文献中被积极和明确地触及，如 Waugh 等人所述：“所有参与者都描述了经验导致的态度改变”，以及 Bhattacharya：“[我母亲的]挣扎和勇气……在我所有的个人和职业选择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生活经验与职业召唤之间的关系表明，生活经验创造了强烈的目标感，并激励个体使其态度、价值观和信念与所选职业保持一致。例如，“人们被吸引到心理健康领域是因为我们的个性和经验……”。生活经验在培养通过心理健康工作帮助他人的愿望方面的重要性在于，围绕这种动机建立了强烈的职业道德。Oates 等人强化了生活经验作为激励因素的常见性，不仅是“加入该职业”，而且影响“实践领域的选择”，这表明了对生活经验在实践中的影响及潜在价值的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和认可；这与被称为“受伤的治愈者”（wounded healer）的长期使用自我的论述相关联。文献中发现了一种被动性的暗示，仿佛个体注定要成为心理健康专业人员；这在 Bhattacharya 的论文中很明显：“心理学选择了我，因为我母亲。她是一名幸存者……”，并在 Cleary 和 Armour 的文章中得到呼应：“辅导员对我说……‘根据你的生活经验，我认为[……]你会是一个很好的咨询培训候选人’”。
另一个转变领域包括个人哲学，侧重于韧性和成长。Bhattacharya 表示：“我的生活经验[……]重申了我对 Maya Angelou (1994) 的话的信念：‘……仍然，像灰尘一样，我会崛起’”。Waugh 等人也展示了这一观点，解释说专业能力不会因生活经验而丧失：“许多这样的同事在做好工作的能力方面没有受到影响”；这得到了 Bhattacharya 个人反思的支持：“这是令人放心的，因为我没有失去能力[……]尽管我有精神疾病”。在将心理健康和韧性概念化为一个旅程时，Richards 等人发现“个人恢复论述[……]承认持续的困难，但将其重新构建为一个旅程，而不是一个‘卡住’的位置”。
在实践中将生活经验与专业知识整合被发现进一步促进韧性，因为它促进了反思和愈合：“拥有这个参考框架可能有助于接受和去病理化[……]进一步促进恢复”。这种韧性水平也被发现影响具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管理自身心理健康和福祉的方式。文献中发现的韧性和成长的个人优势包括“感到自豪、更强大、有动力、坚定、热情和有价值”，也描述了专业优势：“我认为我是一个更好的从业者，因为我经历过它”。
生活经验塑造态度、价值观和信念的最后一种方式是通过身份进化（identity evolution）和与此相符的行为，承认个体同时占据个人和专业身份，这最终影响我们的行为。Boomsma-van Holten 等人进一步反映了这一点，并表明可以被视为两个独立实体（个人和专业）之间的重叠。Cleary 和 Armour 也提出了个人和专业身份之间的双向关系。
在重视并创造空间让生活经验个体整合其身份时，“个人和[……]专业身份可以进一步整合和/或平衡，现有的禁忌[……]可以被打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专业人员和患者之间感知的二分法会强化对有生活经验者的障碍，正如 Fisher 所说明的：“当护士和患者的身份或概念如此截然不同时，对某人同时拥抱这两种身份构成了巨大挑战”。未整合身份的后果包括道德困境、身份危机和感觉像 infiltrator。鉴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个体可以同时是专业人员和患者，这些角色的概念应被拒绝为不准确并重新构想。更好的是，应该认识到这些标签是肤浅的，不是个体的定义特征；这反映在 Fisher 的话中：“我是谁？那在我里面，不是任何角色或标签。我不仅仅是一个护士。我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健康患者[……]我是。这就足够了”。
3.2.2 更深层次理解（Deeper Understanding）
在文献中观察到生活经验的一个关键内省价值是发展“更深层次理解”，不仅是对他人，也是对自己。Boomsma-van Holten 等人观察到生活经验使个体“更意识到疾病与健康之间的谱系”，并“发展出更细致的治疗观”。这种意识也转化为挑战关于精神疾病的刻板印象。除了更深层次的体验理解外，具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表现出独特的认知处理，或“跳出框框思考”（out-of-the-box thinking）。这种独特视角也被发现通过“提供对专业人员和患者之间沟通规则的批判性观点”来指导他们的实践取向。
综述文献中的一个共同主题是，从生活经验中获得的不同类型的知识补充了理论和实践知识，从而实现更大的洞察。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具有生活经验的人都是“更好”的专业人员，而是他们拥有不同类型的知识，如果加以利用，可以创造一个具有更大协同作用的心理健康 workforce；这一论点路线反映在文本中，如 Martínez-Martínez 和 Sánchez-Martínez：“有些事情从专业人员的角度无法触及，只能从患者的角色中学到。疾病可以教给书本无法教的东西。”
从生活经验中获得的知识被发现允许更大的元认知，承认以前误解、缺乏意识或知识差距，如 Bhattacharya 的个人叙述所述：“我总是假设我理解我的患者经历了什么”，以及“我的天真[……]阻碍了我超越同理心的理论概念”。类似地，Oates 等人研究中的一名参与者观察到：“我认为对人们有帮助的一些事情现在让我感到畏缩”。
另一个建议的内省转变是视角的改变，给予个体“不同的东西可以提供”。Boomsma-van Holten 等人的受访者表示，在他们的经验之后，他们“意识到打破禁忌的相关性”，这表明只有当个体经历了服务使用者通常遇到的病耻感时，他们才能真正理解其对幸福和恢复的有害影响。在理解心理健康的复杂性及其影响时，可以获得更灵活的恢复观，如 Fisher 的论文所示：“我对恢复的观点发生了巨大变化。恢复不是一个将精神疾病驱逐出境的田园诗般的目的地[……]它是混乱和复杂的[……]”。如果没有经历过重大的精神痛苦，很容易对患者施加僵化且不切实际的恢复期望，冒着发展负面自我概念和绝望感的风险。此外，在生活经验之后，对患者和护士角色期望和刻板印象受到了挑战，如 Fisher 所反映的：“没有典型的护士或患者。‘患者’不是‘护士’的对立面。我可以利用我的伤口帮助他人，而不会成为负担”；这也表明更大程度的自我接纳，断言具有生活经验的个体可以同时占据专业和患者身份。
联系到从生活经验中发展独特视角，观察到了对人格的接纳和欣赏的叙述，如 Fisher 的话所概括：“没有我们和他们。只有人”；这抓住了生活经验叙述中的共识，即我们都是人，这联系了我们；因此，没有必要“划分[和]区分”，因为我们是自己经验的产物。这强化了个体可以拥有生活经验并且也是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观点；没有分离。生活经验的影响很清楚，综述文本如 Fisher 重申：“我的个人经验[……]并没有使我成为比没有生活经验的人‘更好’的护士，但它确实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护理实践”。因此，具有生活经验个体在专业贡献中变得“独特地位”。
更深层次的理解可能通过反思和自我意识的发展导致个人成长。这种提高的意识和反思在文本中很明显，如 Bhattacharya 反映：“尽管经过多年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培训，我还是陷入了预期病耻感”；这表明病耻感在更广泛社会中的根深蒂固，因为尽管有培训和一定程度的洞察力，病耻感仍然盛行。表现出自我意识也可以通过观察学习影响他人的实践，如 Boomsma-van Holten 等人所述：“[……]发起团队讨论，同事在其中意识到他们思考患者的方式以及患者对他们的影”。
3.3 人际（Interpersonal）
3.3.1 联结（Connection）
除了内省价值外，文献中还注意到生活经验具有显著的人际价值，特别是在与他人发展和联结以及指导实践取向方面。
文献中发现了通过共享经验和身份实现专业人员与患者之间联结的反复出现的概念；这些联结被认为源于感知到的相互理解和对以关系为导向的护理的欣赏。通过这种联结，具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可以充当角色模型，通过他们自己的愈合和恢复故事激励服务使用者并提供希望。Bhattacharya 证明这种联结不仅是情境性的，由于相似的经历：“我经历了与我的参与者相同的脆弱性”，而且还延伸到情感层面：“现在，我可以在情感上同理”。通过共享经验联结引发了接近感和互惠感。这一发现有助于促进实践中的透明度和接纳，鼓励专业人员更开放地谈论他们的生活经验。总体而言，证据表明，将患有精神疾病并在心理健康领域工作的人团结起来可以创造更大的社区感，培养自我接纳、自豪感和愈合。
联结可以通过社会行为和实践取向来促进，例如专业人员以关系为中心的关注。在重视患者-专业人员关系时，具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通常利用其经验知识使“患者和提供者之间的界限[……]不那么僵化，以创造更高程度的治疗灵活性和联结”。经验知识的使用是隐性的或显性的；然而，公开披露被视为一种“审慎的行为”，仅在“治疗关系的关键时刻”和为了患者的最佳利益使用，以创造“高度的联盟感”。事实上，Karbouniaris 等人报告说，参与者将其与专业人员关系的质量归因于他们决定披露生活经验。通过使用自我并在实践中整合经验知识，专业人员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客户感知他们的方式，以及获得对患者角色和提供者与客户之间共享的、经常振荡的动态的洞察”。
在患者-专业人员联结中包含的相互理解和一定程度的互惠表明，具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感到被服务使用者理解，并能够通过平等和尊重以及知识和经验的相互交流从联结中共同受益。虽然医疗保健角色，如护理，通常被认为是利他主义职业，但这种互惠关系将加强专业人员的动机和承诺来培养它，作为一种自我保存的行为。Bhattacharya 详细评论了他们如何从患者接触和向他们照顾的人的经验中学习而受益。
促进专业人员-患者联结的是角色模型的行为过程，正如整个综述中一致展示的，表现为有意行为或仅仅是经验知识实施的副产品。那些有生活经验的人经常用它作为他人的榜样，证明恢复是可能的：“在我的治疗过程中带入我的生活经验帮助我的许多患者理解，尽管有症状存在，一个人也可以令人满意和有意义地生活”。这种榜样的可信度可以说因患者能够在专业人员和自身之间找到相似之处而得到加强，因为感知到的差异较小。因此，专业人员可以充当恢复可能性的现实例子。专业人员使用他们的经验讨论什么对他们有效，并帮助促进治疗动机。具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通过他们自己的透明度和开放性，能够激发自我接纳，提出“[生活经验]甚至是一种优势，如果你敢于脆弱的话”。具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的可见性和代表性不仅可以使实践中的生活经验去病耻化，还可以解决患者内部的自我病耻化。
3.3.2 实践取向（Approach to Practice）
文献中一个常见的反思领域是生活经验在塑造专业人员实践取向方面的深远影响和价值。据报告，影响模式是“微妙而普遍的”，但总体上深深扎根于实践的各个方面，因为生活经验充当了参与者建模其实践和价值观的基础。生活经验的影响引导专业人员远离传统的医疗模式，转向更加以患者和恢复为中心的方法。这种专业价值观的转变可以为“以前可能被压制的患者提供发言空间”。总体而言，整合生活经验和专业身份使行动主义论述得以发展，挑战当前实践并展示盟友关系。本综述中发现的证据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它进一步肯定了实践中生活经验的价值，鼓励记录这些整合的身份以进一步验证专业能力，并将“这些不太主导的论述[……]带入前景，使它们能够被更广泛地听到”。
关于生活经验在实践中的体现，整个文献中都注意到了一般的使用自我（use of self），即自我的生活经验方面。在支持以患者为中心时，经验知识被报告为专业人员工作中的治疗工具。患者关注可以通过生活经验培养的品质来促进，例如对选择的欣赏和对患者需求的敏感性。在文献中，专业人员意识到其生活经验的高度主观性和个体化性质，如 Boomsma-van Holten 等人所述：“我可以考虑对我有帮助的东西，但我知道你真的必须量身定制适合某人和他们需要的东西”。反复指出，使用自我需要对其目的和适当性进行深思熟虑，因为存在治疗破裂的潜在风险。这种对使用自我的仔细分析过程被描述为复杂且多样，需要时间和反思来学习如何在实践中使用生活经验。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使用自我可以塑造实践，“挑战主导的精神病-医疗论述”，为那些有生活经验的人提供“声音和空间”。通过自我使用积极社会行动的具体例子包括在专业期刊上撰写个人叙述、雇用和支持服务使用者专业人员以及参与相关研究。
在考虑综述文本中明显的自我使用和实践取向的具体行为时，发现了透明度和正常化的焦点。透明度被认为在建立与患者的关系中很重要。Patmore 理论化认为专业人员“不是也不能呈现为‘空白状态’”。透明度不仅可以在患者和专业人员之间的微观层面发展关系环境，而且可以在工作场所的宏观层面发展接受和接纳的文化；“由于我的开放，有很多员工和同事也对我开放。”
积极隐藏生活经验身份及其对实践的影响被描述为适得其反，因为它强化了僵化的患者-专业人员界限，并延续了秘密和羞耻感。通过透明度实现正常化被 Boomsma-van Holten 等人描述为：“这真的变得越来越正常[……]你对自己的心理健康持开放态度”，以及 Karbouniaris 等人的文本指出，透明度使患者能够看到“专业人员的优势和脆弱面[并]导致自我接纳和自我病耻感和羞耻的减少”。然而，这些发现并不表明生活经验增加的使这些专业人员比其他人“更好”。
一个特别重要的领域是，在整个文献中，经验知识使用的方法和动机被发现有决定其价值的作用。许多具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积极反思实际要素，如时机、方法和剂量。例如，如果自我披露仅仅是为了作为专业人员减轻负担的个人治疗，则不鼓励。在交付方法方面，Oates 等人指出，具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制定了自己的实践自我使用规则。这些包括自我披露时使用第三人称，或使用“我们而不是‘我’；或‘你’或‘他们’”。注意到了对特定临床环境和患者群体的考虑。这些包括法医和危机环境，在这些环境中，生活经验的使用被认为不太合适，因为风险和疾病严重性；以及患者因素，如年龄、同理心困难或抵抗和回避专业干预。
4 讨论
本系统综述的结果与假设的生活经验价值及其对实践影响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一致。主题的范围进一步突出了生活经验的主观性，以及其影响在表现类型（行为、态度、感知等）和重要性方面可能有所不同。鉴于收集的证据，本综述支持这样一种论点，即加强的专业能力可以源于经验知识和技能。关注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排除同伴工作，突出了在导航既是 accredited 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又是曾经或正在经历心理健康挑战的个体时的模糊性。缺乏关于临床环境中双重身份经验的实践指南表明，这可能既不是预期的也不是被接受的情况。
正如综述文本中所指出的，具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建议，患者-专业人员关系因生活经验整合而得到积极改变，这是由其刺激的内省和人际发展产生的；现有文献强调了这在治疗关系中的临床相关性。例如，Peplau 提出个体化经验对于创造独特的“内省”因素组合至关重要，包括理想、价值观、正直和对他人福祉的承诺。Peplau 理论化认为，这些内省因素通过自我呈现和对患者的反应在人际间表达。Morse 建议医疗保健中最重要的关系是联结关系，其中患者首先被视为人，其次被视为患者。
首先，综述文本证实生活经验增强了内省因素（如更深层次理解以及态度、价值观和信念）的观点与认识论观点一致。具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与没有这种经验的专业人员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先验知识（a priori knowledge）和后验知识（a posteriori knowledge）的水平。可以说，所有心理健康专业人员都从标准化教育课程和资格要求中获得类似的先验知识，但当考虑到更广泛的生活经验时，后验知识水平显著不同。这种知识的复杂性和深度得到了 Carper 的“基本认知模式”（Fundamental Patterns of Knowing）理论的支持，该理论将认知模式分为经验、个人、伦理和美学，其中个人方面可以与获得的经验知识联系起来。
其次，本综述的结果进一步支持生活经验可以影响人际因素，如联结和实践取向。例如，本综述显示，生活经验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培养特质、技能和理解，从而培育建立这种联结所需的情商。情商的伴随能力是同理他人，这对帮助关系至关重要。生活经验在建立同理状态方面的重要性在于，历史上注意到在帮助专业中专业人员表现出患者同理心的缺陷。
通过相互承认生活经验以及共享身份实现的人际联结可以对治疗关系的影响产生积极影响，如身份领导理论（Identity Leadership Theory）所建议的。该框架建立在社交身份方法上，并提出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像所有其他个体一样，占据多重社交身份，包括个人和群体。可以说，当具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向服务使用者表明其身份的这方面时，可以将其独特的个体身份从“我”和“我自己”演变为“我们”的群体身份。正是这种群体成员身份创造了社会影响的条件，并且这种联结的强度决定了这种影响的重要性。
需要注意的是，本综述的结果并不表明生活经验增加的价值使这些专业人员比其他人“更好”；这将适得其反于正常化努力，因为它会进一步促进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与没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之间的感知差异，而主要目标是承认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为专业平等者。
鉴于心理健康经验的复杂性及其在同样复杂和多样的医疗保健环境中的作用，考虑影响生活经验感知和实际价值的外部因素很重要。例如，生活经验带来的独特知识和技能的体现据称受工作场所环境方面的调节，如主流社会、文化、伦理、经济、法律和技术因素。这些理论上的外部调节因素在文本分析中注意到，尽管超出本综述范围，但最重要的是社会病耻感。有趣的是，对具有生活经验的专业人员的病耻感被观察到超出了同事范围，一些服务使用者的排斥行为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这些专业人员不是“真正的服务使用者”，并且在作为问题一部分的系统中工作。在实践中实施生活经验的复杂性和细微差别似乎因围绕它的病耻感水平而加剧和持续。
尽管被认为是解决当前不确定性和缺乏清晰度的逻辑方法，但整合生活经验到实践中的清晰、全面指南的开发和实施尚未实现。这进一步引起人们对如何回避专业人员生活经验和心理健康的关注。事实上，那些采取主动立场来导航这一心理健康实践方面并寻求进行自我相关心理健康研究（也称为 me-search）的人，往往被负面看待。最终，这导致无法获得关于角色期望和在实践中利用生活经验的清晰度，使专业人员在不受帮助和支持的情况下独自导航这一领域。可以说，同伴工作者和具有生活经验的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之间在实践中的明显角色分离只会强化病耻感及其生活经验的价值低估，因为它创造了一种组织氛围，暗示一个人不能公开地同时是生活经验个体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好像一种身份抵消了另一种身份。必须解决这种病耻感，以便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生活经验的影响在实践中充分实现。
5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可用资源限制了综述，鉴于主题的复杂性，混合方法可能有助于建立更强大的证据基础并支持统计数据。此外，由于综述的原创性，有必要由单一评审员筛选研究，这是独立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