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保护的美丽景观：将景观价值作为海岸保护补充标准的重要性评估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The unprotected beautiful: testing scenic value as a complementary criterion for coastal conservation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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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ES对44个国家的1709处海岸区域进行了评估；其中601处被列为一级或二级景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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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景观价值较高的区域中，约有30%到37%并未受到任何正式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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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二级景观区中有一半没有得到明确指定；而村落所在的海岸状况更为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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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的分类标准并未按照景观等级进行排序，这种体系存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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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观价值能够补充生物多样性标准，但无法替代后者。

引言

文化生态系统服务指的是生态系统为人类带来的非物质益处，包括精神满足、审美享受、休闲娱乐以及身份认同等方面的贡献（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年；Fish等人，2016年）。这些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区与海岸的关系，影响着人们对当地环境的认知与身份认同（Ryfield等人，2019年；Csurgó和Smith，2021年）。同时，它们与供给服务和调节服务在海岸地区相互关联，而目前的空间规划往往难以准确体现这种关联（Sousa等人，2016年；Romanazzi等人，2023年）。在各类海岸价值中，景观质量的特殊之处在于：每一个到访海岸的人都能直接感受到它的美，但却几乎未被纳入用于保护海岸的正式制度之中（Gobster等人，2007年；Williams和Micallef，2009年；De Valck等人，2023年）。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因为景观质量无法衡量。实际上，已有大量关于景观美学的评估指标研究（Leitao等人，2006年；Tveit等人，2006年；Ode等人，2008年；Schirpke等人，2013年；詹姆斯·赫顿研究所，2014年），海滩使用者的偏好也已被直接记录下来（Williams和Tudor，2009年；Pan等人，2024年），此外，社交媒体和众包数据还使得大规模分析人们的偏好成为可能（Hausmann等人，2018年）。至于海岸环境的相关描述也相当充分：全球各地海岸线的物理特征及其所面临的压力都已经有了详细的记录（Pilkey等人，2011年；Pilkey和Cooper，2014年）。在海岸管理领域，自Ergin等人于2004年首次提出海岸景观评价系统以来，该系统通过模糊逻辑加权方法，将26项自然与人文因素转化为景观指数——D值，并已在数十个国家得到应用，涵盖达尔马提亚海岸（Ergin等人，2004b年）、里斯本（Ergin等人，2005年）、马耳他（Ergin等人，2008年）、安达卢西亚（Williams等人，2012年）、瓦尔帕莱索（Rangel-Buitrago等人，2018a年、2018b年）、贝加尔湖（Rybchenko等人，2022年）、阿加迪尔（Ben-Haddad等人，2024年）、乌拉圭（Defeo等人，2024年）以及阿尔巴尼亚（Fernández Enríquez等人，2025年）。最近还有研究对这一系统二十年的应用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Rangel-Buitrago和Ben-Haddad，2024年）。不过，目前的瓶颈在于：D值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国家公园、海洋保护区以及地质公园的设立都是基于生物多样性、地质多样性或生态系统功能等标准，即便在某些标准中提到了景观质量，比如世界遗产的自然标准第七条，也是通过文字描述而非可重复的量化指标来体现的（Dudley，2008年；IUCN WCPA，202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4年）。在海洋空间规划领域也是如此，其分析工具主要围绕生态和经济层面构建，通常不考虑景观因素（世界银行，2022年）。

首先需要明确两点，因为它们决定了后续所有讨论的范围。第一，高景观质量并不等同于高保护优先级。它只是众多影响保护决策的因素之一，并非最关键的要素。生物多样性价值、生态系统功能、不可替代性、脆弱性以及气候适应能力才是决定海岸保护地点和方式的主要依据（Watson等人，2014年；Maxwell等人，2020年）。一处视觉上极为壮观的悬崖可能在生态上并无特殊价值；而一处景观效果一般、地势平坦的泥滩，却可能对滨鸟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让景观评分单独决定保护措施的制定，那么就会在保护规划中引入审美偏见，偏重那些外观震撼但生态意义不大的区域，这样的做法显然应当被摒弃。我们并不提倡这样做。

第二，景观价值所能发挥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三种具体且可验证的功能，这也是我们本文要探讨的核心内容。这些功能其实都是生态系统服务与景观保护相关研究早已认可的，但实际的海岸保护工作中尚未将其真正运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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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助筛选工具。景观等级可以作为在完成生态筛选之后再使用的额外筛选标准，帮助区分那些生态价值相近的区域，同时也能识别出那些因文化和休闲价值较高而值得保护的区域，即便仅从生物多样性标准来看并不需要特别保护（Daniel等人，2012年；Fish等人，2016年）。这一观点也与更广泛的观点一致，即当生物多样性保护被纳入更全面的景观管理框架之中时，反而能获得更多益处（Kleijn等人，2020年），而且长期以来，许多遗址保护规划也都兼顾了生态与背景因素（Poiani等人，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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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区内的绩效监测指标。由于垃圾堆积、非法建设以及人口过度聚集等因素会导致景观质量迅速下降，因此它能够作为一种灵敏、低成本且易于公众理解的指标，用来反映那些已经划定的保护区域是否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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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保护措施合法性的依据。与物种丰富度指数不同，景观价值更容易为非专业人士所理解，因此它能够为那些生态依据较难解释的保护措施争取到公众和政治层面的支持（Bennett和Dearden，2014年）。

从这个角度来看，景观价值是对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的保护工作的有益补充，二者并非竞争关系。本文的目的并非主张美景就应该受到保护，而是要探讨是否可以将景观相关的评估结果整理成一种规划者能够实际应用的评估流程。

本研究共有四个主要目标：（1）利用目前规模最大的海岸景观评价系统数据集，通过严格的统计分析而非简单的描述性比较，研究景观等级、海岸类型与正式保护状态之间的关联；（2）量化抽样偏差以及保护措施分配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从而明确推理的局限性；（3）基于明确的决策规则和预先设定的验证标准，构建一个透明的保护措施分配框架，并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估；（4）将该框架应用于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地区，涵盖92处一级或二级景观海岸区域，以此判断该框架是否能够改变现有管理方式所确定的保护优先级。就我们所知，这项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方法层面，它首次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框架，用于将标准化的海岸景观评估结果转化为具体的保护措施建议，并通过可验证的分析方法来评估这一转化过程的效率。

章节要点

用于海岸和海洋保护的各类工具

目前存在多种不同的保护工具，它们在职能范围、法律约束力以及对景观价值的重视程度方面各不相同（见表1）。在严格程度最高的保护类型中，国家公园、自然纪念地以及禁止一切人类活动的海洋保护区（大致对应IUCN分类中的I至III类）主要注重生态完整性，进而间接保障景观的完整性，为此会限制各种可能破坏生态环境的人类活动（Dudley，2008年；经合组织，2017年）。处于中间层次的是以景观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为目标的工具，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地，这类遗产地的“突出普遍

全球数据集：来源、结构与代表性

该数据集（见补充材料1）汇总了目前已知的全部CSES评估结果，这些结果都包含了对应的D值以及划分的景观等级：共计44个国家的1709处海岸区域，涵盖了极地、温带和热带海岸，分布在全球六大洲。

这并非对全球海岸线进行的概率抽样，因此不应将任何分析结果视为抽样结果。这些评估数据来自CSES团队二十年来开展的研究工作，其分布情况反映了该团队开展研究的地域分布。其中五

景观等级与海岸类型

在1709处评估区域中，有346处属于一级景观区，占比20.2%；255处属于二级景观区，占比14.9%（见图1）；342处属于三级景观区，占比20.0%（见图1）；410处属于四级景观区，占比24.0%；还有356处属于五级景观区，占比20.8%（见图2）。从海岸类型来看，农村海岸占22.9%，偏远海岸占21.6%，村落海岸占13.9%，城市海岸占12.1%，度假区海岸占5.1%，工业海岸则仅占0.7%；另有23.8%的评估区域未明确标注海岸类型，因此无法纳入基于类型的相关分析中（见图3），详情可见图4。

海岸类型与景观等级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且这种关联在统计学上十分显著（χ²?=?679.8，自由度为20，显著性水平低于10^?130）。

讨论

本研究得出了三项重要结论。首先，在目前规模最大的CSES数据集中，人类活动带来的压力与景观质量之间存在强烈且呈单调关系的关联（相关系数为0.61）。其次，在这些数据集中的高景观价值区域中，有30%到37%的区域并未被纳入任何正式的保护名录，而且这种缺失现象在二级景观区以及村落海岸地区最为严重。最后，现有的海岸保护名录并没有体现出任何按照景观等级或类型进行有序划分的迹象（一致性系数约为0），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最有力的证据。

结论

景观质量是一种文化生态系统服务，而目前的海岸保护机制并未将其纳入考量。本研究通过分析规模最大的景观数据集——涵盖44个国家的1709处海岸区域——发现，其中景观价值最高的601处区域中，有30%到37%并未得到任何正式的保护措施。尤其是二级景观区中有50%的区域没有得到保护，而有人居住的村落海岸地区的状况更为糟糕。最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已经被列入保护名录的区域也并未显示出任何按照景观等级或类型进行有序排列的迹象。

CRediT作者贡献说明

Nelson Rangel-Buitrago：概念设计、数据整理、正式分析、研究监督、初稿撰写。Carlos Pereira da Silva：数据收集、初稿撰写。

利益冲突声明

我们作为作者声明，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本研究结果的已知财务利益冲突或个人关系。

致谢

本研究是由大西洋大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与海洋-海岸过程”研究小组以及NOVA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跨学科社会科学中心共同完成的。我们要感谢三位匿名审稿人，他们的宝贵意见极大地改变了本文的分析思路和最终结论。

Nelson Rangel-Buitrago|Carlos Pereira da Sil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