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Preferential Trading Agreements and Embodied Carbon Emission Transfers: Effects, Mechanisms, and Implica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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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远程办公（telework）的日益普及以及对可持续发展关注的提升，理解远程办公与员工绿色创新的关系成为重要议题。基于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与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随着远程办公（telework）的日益普及以及对可持续发展关注的提升，理解远程办公与员工绿色创新的关系成为重要议题。基于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与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检验远程办公、自愿绿色行为（voluntary green behavior, VGB）、绿色自我效能（green self-efficacy, GSE）与员工绿色创新绩效（employee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GIP）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于2026年3月至4月在中国京津冀地区收集了322名员工的问卷数据，并采用SPSS 26.0、AMOS及分层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与PROCESS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远程办公与员工绿色创新绩效呈正相关，自愿绿色行为在该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2）绿色自我效能在远程办公与自愿绿色行为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绿色自我效能越高，该关系越强；（3）绿色自我效能显著调节远程办公通过自愿绿色行为影响员工绿色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理论上，本研究整合SDT与SCT，解释了远程办公如何通过自愿绿色行为关联员工绿色创新绩效，以及在不同绿色自我效能水平下该关系何时增强。实践上，研究建议组织应通过提供适宜的远程办公实践、绿色技能训练、支持性管理与增强绿色自我效能的机会，来支持员工的自愿绿色行为。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全球环境危机加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25年《全球环境展望（第七版）》警示温室气体排放持续上升，欧盟2025年修订《企业可持续报告指令》维持制度压力。企业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驱动力量，其环保落地依赖员工日常实践。与此同时，远程办公由应急安排转为主流常态，2025年美国超3260万人远程办公（占劳动力22%），全球83%员工偏好该模式。既有远程办公研究多聚焦工作满意度、任务绩效等传统结果，绿色创新研究多关注领导风格与组织气候等传统前因，少有将远程办公、自愿绿色行为（超出正式职责的自发环保行动）与员工绿色创新绩效（生成推广实施环境创意的能力）纳入统一框架，且个体绿色自我效能如何调节远程办公向自愿绿色行为转化亦缺实证。为此，研究人员依据自我决定理论（SDT，强调自主与自我调节情境）与社会认知理论（SCT，强调效能信念在机会—行为转化中的作用）提出三问：高自主远程环境下工作模式如何影响员工自愿环保参与？这些自愿实践如何转化为绿色创新绩效？何种条件下转化更有效？
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于2026年3—4月通过问卷星平台在微信社群及人脉网络便利抽样京津冀地区有远程办公经验（每周≥1天使用ICT在办公室外工作）的全职员工，回收350份剔除无效后得322份（有效率92.0%）。变量均用5点李克特量表：远程办公采Golden和Veiga四题项改编；自愿绿色行为采Boiral和Paillé的组织公民环保行为三题项情境化；绿色自我效能采Chen等六题项；员工绿色创新绩效采Janssen和Van Yperen创新工作行为六题项情境化。控制性别、年龄、学历、行业、岗位、职级、司龄、远程经验等。统计策略上，SPSS 26.0做描述、信度、相关；AMOS做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评测量效度；分层回归验主效与调节；Hayes的PROCESS宏（Model 4验中介、Model 7验被调节中介，5000次Bootstrap与95%偏差校正置信区间）验假设。
研究结果
2.1 远程办公与员工绿色创新绩效：分层回归显示远程办公对EGIP正向显著（β=0.348, p<0.001），H1获支，即远程办公正向关联员工绿色创新绩效。
2.2 远程办公与员工自愿绿色行为：远程办公对VGB正向显著（β=0.337, p<0.001），H2获支，远程办公正向关联VGB。
2.3 员工自愿绿色行为与绿色创新绩效：VGB对EGIP正向显著（β=0.446, p<0.001），H3获支，VGB正向关联EGIP。
2.4 自愿绿色行为的中介作用：PROCESS Model 4中远程办公→VGB→EGIP的间接效应0.114，95%CI[0.079,0.165]不含0，直接效应仍显著（β=0.212），部分中介成立，H4获支，约36.14%总效应经VGB传导。
2.5 绿色自我效能的调节作用：中心化后放入交互项，TW×GSE对VGB显著（β=0.123, p<0.01），Johnson–Neyman显示GSE超临界点后远程办公效应显著，高GSE斜率更陡，H5获支，GSE正向调节远程办公→VGB。
2.6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PROCESS Model 7显示低GSE时间接效应不显著（0.034, 95%CI[-0.031,0.094]），均值（0.080, 95%CI[0.041,0.122]）与高GSE（0.126, 95%CI[0.078,0.182]）显著，调节中介指数0.058（95%CI[0.011,0.113]），H6获支，即GSE越高，远程办公经VGB至EGIP的间接效应越强。
讨论与结论翻译
基于SDT与SCT，研究厘清远程办公、VGB、GSE与EGIP间关系，回应三问：远程办公经VGB部分中介促EGIP（RQ1、RQ2）；GSE正向调节远程办公→VGB及整个间接路径（RQ3），低GSE时间接效应不显著。理论层面，将远程办公研究拓至员工绿色创新，以VGB为行为通路，整合SDT解“何以可能”、SCT解“何时更强”，并揭示低直接监督下GSE作为中国情境重要认知边界。实践层面，组织勿视远程办公自动环保，应给无纸化与节能指引；借绿色技能训练、可达目标与反馈提GSE；建线上绿色实践社群促同伴学习；将VGB纳入远程管理并给予认可。该文发表于《Sustainability》。局限含横截面自陈同源偏差可能、仅京津冀非概率抽样、未直接用SDT心理需求变量、未链碳排组织绩效。未来可纵溯、多源、跨区跨层、入客观绿色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