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动态能力视角并以财务资源可用性为边界条件

《Sustainability》：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orporate Green Innovation: A 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with Financial Resource Availability as a Boundary Condition

　　

企业投资于数字化并不必然产生更绿色的发明；资源组织和财务连续性可能决定该潜力是否得以实现。本研究研究了2013–2024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24,126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使用年报词汇衡量数字化转型，而绿色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则指示绿色创新。实证设计通过公司和年度固定效应以及公司聚类标准误来估计公司内部的变化，并附加了吸收行业-年度和省份-年度冲击的设定。在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的指导下，能力相关资源配置（capability-related resource configuration, CRC）被构建为一个公司-年度档案代理变量，其来源于知识投资、资源配置灵活性和专业人力资本支持，对应于先前中国A股研究中所使用的吸收、适应和创新维度。财务资源可用性（financial resource availability, FRA）被视为CRC与绿色创新关系的一个边界条件。滞后和替代的数字化衡量指标、倾向得分匹配以及工具变量设定被用作补充检验。估计结果显示，更大的数字化转型与更多的绿色创新相关联。CRC携带一个正向间接关联，数值为0.002152，相当于总关联的9.2231%，这使得它成为一个部分而非主要的路径。在低FRA水平下，CRC斜率在统计上无法与零区分；在平均和高FRA水平下，斜率为正。尽管补充估计保留了基准方向，但证据不足以支持确切的因果主张。总体而言，研究结果与资源配置解释一致，即财务连续性调节了CRC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在资源稀缺、环境约束和可持续发展承诺的背景下，企业开发更清洁的技术已成为重要任务。数字化可能通过加速信息处理、协调分散资源和扩大技术选项来促进绿色创新，但现有研究未能明确从数字化输入到绿色产出的转化机制，特别是企业内部资源组织和财务连续性的作用。为此，本研究基于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引入能力相关资源配置（capability-related resource configuration, CRC）作为中介变量，并将财务资源可用性（financial resource availability, FRA）作为边界条件，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人员收集了2013–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24,126个公司-年度观测值，利用年报文本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数（DIG_A），以绿色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衡量绿色创新（GI），并从知识投资、资源配置灵活性和专业人力资本支持三个维度构建CRC，以融资约束的反向指标衡量FRA。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以及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工具变量（IV）等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呈正相关，CRC部分中介了这一关系（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9.22%），且FRA正向调节了CRC与绿色创新的关系。该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的资源配置路径和财务连续性边界条件，对企业和政策制定具有启示意义。论文发表在《Sustainability》。

为开展研究，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样本来源为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13–2024年），排除ST、PT公司后共24,126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主要方法包括：使用公司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模型，并吸收行业-年度和省份-年度冲击以控制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中介效应检验采用三步法，通过Sobel检验和Bootstrap计算间接效应显著性；调节效应检验通过引入CRC与FRA的交互项；稳健性检验采用滞后一期数字化指标、替代词典（Zhao et al., 2021）、1:1近邻匹配的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工具变量（2SLS，使用历史城市邮电业务量等外生变量）。所有标准误在公司层面聚类。

研究结果部分总结如下：

**4.1 描述性统计**：样本中GI均值为0.431，中位数为0，表明绿色专利申请集中在部分观测值；DIG_A均值为3.473，变异较大；CRC均值为?0.019，FRA均值为0.547。

**4.2 基准回归**：在控制公司和年度固定效应及其他控制变量后，DIG_A系数为0.023329（p=0.0029），且吸收行业-年度和省份-年度冲击后仍显著，表明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正相关，支持H1。

**4.3 中介效应分析**：DIG_A与CRC正相关（系数0.0267），CRC与GI正相关（系数0.0806），间接效应为0.002152，占总效应9.2231%，Sobel检验显著（统计量3.1530），Bootstrap置信区间不含零，表明CRC部分中介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的关系，支持H2。

**4.4 调节效应检验**：CRC与FRA的交互项系数为0.269840（p=0.0009），表明FRA正向调节CRC与GI的关系。在低FRA（均值减一个标准差）时，CRC斜率不显著（0.008922，p=0.7488）；在平均FRA和高FRA时，斜率显著为正（分别为0.085523和0.162123），支持H3。

**4.5 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滞后一期DIG_A、替代词典DIG_B、PSM匹配样本均得到正向系数（分别为0.021370、0.023545、0.020376，均显著）；工具变量2SLS估计系数为0.063341（p=0.0025），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Kleibergen–Paap rk Wald F=3341.764）和过度识别检验（Hansen J p=0.3582），补充了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5.1 异质性分析**：分组回归显示，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的正向关系在国有企业（系数显著为正）、高科技企业（系数显著为正）以及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系数显著为正）中更为明显，而在非国有企业、低技术企业和西部地区企业中不显著。

讨论部分（5.2）总结指出，基准结果与近期企业层面证据一致，但明确基于过程解释；CRC是这一转化过程的可观测部分，但仅占9.2%，说明其他机制（如感知、管理判断、组织学习、治理等）也重要；FRA的调节作用支持财务缓冲的解释，即财务连续性有助于维持配置资源以完成绿色专利开发。这些发现与资源配置解释一致，其中财务连续性调节了CRC与绿色创新的关系。

研究结论部分（6.1）翻译如下：本研究收集了2013–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24,126个公司-年度观测值，结合年报数字化指标、绿色专利申请、CRC和FRA。模型评估了公司内部关联、一个提出的组织路径以及该路径的财务条件。三个突出结果：DIG_A系数在吸收行业-年度和省份-年度冲击后仍为正；CRC具有统计上可检测但适度的同期间接关联，且在控制额外的研发和技术人员变量后仍为正，DIG_A仍进入绿色创新方程；CRC斜率随FRA增大而上升，在低可用性时与零无差异。滞后和替代文本指标、PSM和IV估计保留了基准方向。探索性子组系数在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东部和中部企业中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