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青少年中，哪些特定的身体形象问题及情绪调节障碍维度能够预测饮食失调行为的出现与持续？一项纵向研究

《Body Image》：Which distinct body image concerns and emotion dysregulation dimensions predict the onset and persistence of disordered eating behaviors among Iranian adolescents? A longitudinal study

　　•基线时的身体形象问题可预测饮食失调行为的出现与持续。•减肥愿望可预测行为的出现，而对身体重量/形态的担忧则可预测行为的持续。•情绪调节障碍并非饮食失调行为出现或持续的稳定预测因素。

引言
饮食失调行为表现为严重的进食行为紊乱，会对青少年的日常功能产生深远影响，还会伴随心理和生理疾病以及生活质量下降（Robinson等人，2020；Wu等人，2019）。在众多与饮食失调相关的生物、心理和社会文化因素中，情绪调节困难以及不健康的身体形象认知一直被视为青少年时期尤为突出且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因此，人们采取了诸如学校营养与体育活动计划、媒介素养教育，以及倡导健康行为而不强调减肥的策略，以降低青少年出现饮食失调风险（Leme等人，2020）。这一发展阶段对于早期干预至关重要，因为它是青少年身体、情感和心理发育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干预这些行为有助于避免长期的健康问题（Leme等人，2020）。在美国，饮食失调行为也与青少年生活质量下降相关（美国；Jenkins等人，2014）。由于饮食失调行为可能从幼年持续到青春期，有时甚至发展成正式的饮食障碍诊断，这表明其具有潜在的慢性化趋势（Herle等人，2020）。这就凸显出亟需通过早期干预和预防措施来打破这一发展轨迹，防止长期后果。为制定更有效的针对青少年的干预和预防策略，有必要识别出那些既影响饮食失调行为的发展又与其持续存在相关的因素，尤其是那些有理论依据且适合早期干预的因素。

情绪调节障碍理论指出，人们在识别、接纳和管理情绪方面的困难可能导致问题行为，尤其是饮食失调行为（Weinbach等人，2018）。在本研究中，情绪调节障碍被视为一个多维度概念，涵盖多个方面的缺陷，包括情绪清晰度不足、难以实现目标导向的行为、冲动控制困难、缺乏情绪调节策略，以及无法接纳自身的情绪反应。这些因素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情绪困扰会加剧不健康的饮食行为，而这些行为又会进一步加重情绪问题。这一框架在青春期尤为重要，因为这一阶段的青少年情绪反应更为强烈，自我调节能力仍在发展中，且更容易采取不健康的应对方式（Gupta和Gehlawat，2020；Weinbach等人，2018）。因此，情绪调节障碍是饮食失调行为的重要心理相关因素（Arexis等人，2023；Micanti等人，2017）。

例如，先前的研究显示，在日本（Murayama等人，2021）和澳大利亚（Trompeter等人，2021；Trompeter等人，2022），情绪调节障碍与青少年更多的禁食、暴食及补偿性行为有关。在澳大利亚，有饮食障碍症状的青少年在情绪调节障碍相关方面的得分往往高于没有症状的青少年（Trompeter等人，2021）。重要的是，在英国（Vuillier等人，2024）和瑞典（Holmqvist Larsson等人，2020），针对情绪调节技能的干预措施不仅减少了饮食障碍症状，而且情绪调节障碍的改善也与饮食障碍症状的减轻相关，这进一步强调了情绪调节障碍作为饮食失调行为出现和持续存在的跨诊断风险因素的重要性（McClure等人，2022）。

尽管已知青少年时期的饮食失调行为与情绪调节障碍之间存在关联，但美国（Weinbach等人，2018）和澳大利亚（Trompeter等人，2021；Trompeter等人，2022）的大部分研究都是横断面研究，因此我们对其两者之间的时间关系知之甚少。据我们所知，只有少数纵向研究在美国的成年人群中前瞻性地探讨了情绪调节障碍与饮食障碍症状之间的关系（例如Bodell等人，2019），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情绪调节能力较差以及负面情绪水平较高的人，其暴食症状会更严重，饮食障碍程度也会更高。例如，在澳大利亚的一组大学生中，McClure等人（2022）发现，除了“目标设定”维度外，其他各情绪调节维度的较高基线水平都预示着8个月后会出现暴食和补偿性行为。此外，每个维度都预示着8个月后补偿性行为的持续，而“冲动”“策略”和“非接纳”维度则预示着暴食行为的持续（McClure等人，2022）。在澳大利亚另一项针对青少年的研究中，Trompeter等人（2023）发现，基线时情绪调节障碍程度较高的人，在1年后更可能出现暴食、禁食和催吐行为。同样，通过生态瞬时评估方法，不健康的情绪调节也预示着美国青少年和成人次日的暴食和催吐行为发生率更高（Mikhail等人，2024）。

这些研究表明，情绪调节障碍在饮食失调行为的出现和持续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大多数研究都是在成年人群中进行的，而唯一一项针对青少年的研究是Trompeter等人（2023）在澳大利亚进行的研究，该研究并未明确指出哪些具体的情绪调节维度与饮食失调行为的出现和持续相关。此外，所有研究都在英语国家开展，因此其研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非英语国家，如伊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伊朗，青少年中饮食失调行为比饮食障碍认知更为常见，且伊朗青少年的饮食失调行为发生率也高于英语国家（Sahlan等人，2021a）。因此，有必要在这一文化背景下研究这些关联，以便制定合适的预防和干预策略。情绪调节障碍可能通过多种方式导致饮食失调行为。例如，那些难以应对强烈负面情绪的青少年可能会采取暴食、禁食或补偿性行为等不健康方式来应对痛苦或暂时缓解情绪压力。同样，情绪调节困难也可能增加他们受到与身体形象相关的社会文化压力影响的脆弱性，从而进一步加剧饮食失调行为。了解伊朗青少年的这些机制，对于制定能够同时解决饮食障碍情感和行为问题的文化敏感型干预措施至关重要。

身体形象是另一个已被充分证实且强有力的饮食失调行为预测因素（Grilo等人，2019a；Grilo等人，2019b）。重要的是，身体形象是一个广泛的多维度概念，包括个体对其外貌的感知、想法、感受和行为，而身体不满仅是这一更广泛概念中的一个特定态度成分（Cash和Pruzinsky，1990；Thompson，2004）。身体形象问题可能涉及多种态度，其中与饮食障碍最为相关的是身体不满、对体重和/或体型的过高评价、过度关注体重和体型、害怕体重增加、觉得自己胖，以及想要减肥，这些通常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人群中被较多研究（Grilo等人，2019a；Grilo等人，2019b；Linardon等人，2018a；Linardon等人，2018b；Mehak和Racine，2021；Striegel-Moore等人，1986；Trompeter等人，2022）。针对饮食障碍的认知行为疗法模型认为，身体形象与饮食失调行为是通过认知扭曲和不健康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Fairburn等人，2003）。根据这一框架，那些对体重和体型评价过高或对身体持续感到不满的个体，可能会通过饮食失调行为来试图缓解痛苦或达到他们所认为的标准的外貌。虽然这些行为可能暂时缓解焦虑，但它们会进一步强化身体形象问题，形成恶性循环，使痛苦持续存在（Fairburn等人，2003）。

同样，辩证行为疗法的理论框架也将情绪调节障碍视为导致不健康应对行为的核心机制，包括饮食失调行为，尤其是在个体难以应对强烈情绪体验时（Linehan和Chen，2005；Rozakou-Soumalia等人，2021；Vuillier等人，2024）。这一理论视角并非侧重于治疗策略，而是将情绪调节障碍视为一种可能强化不健康身体形象认知以及后续饮食失调行为发展和持续的过程。认知行为疗法和辩证行为疗法的理论框架共同为身体形象问题、情绪调节障碍与饮食失调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互补的解释（Calugi和Dalle Grave，2019；Linehan和Chen，2005；Rozakou-Soumalia等人，2021；Vuillier等人，2024）。事实上，身体形象问题始终被认为与饮食失调行为的发展和持续密切相关（Lewer等人，2016）。

例如，多项横断面研究显示，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成年人及饮食障碍患者中，不同的身体形象问题，如身体不满、对体重和/或体型的过高评价、过度关注体重和/或体型以及觉得自己胖，都与暴食、禁食及补偿性行为有关（De Young等人，2010；Grilo等人，2019a；Grilo等人，2019b；Linardon等人，2018a；Linardon等人，2018b；Mehak和Racine，2021；Trompeter等人，2022）。除了横断面研究之外，一些在英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开展的纵向研究也表明，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青少年、大学生及饮食障碍患者中，基线的身体不满、对体重和/或体型的过高评价、过度关注体重和/或体型以及觉得自己胖，都能在后续随访中预测暴食和补偿性行为的发生（Askew等人，2020；Prnjak等人，2021；Sharpe等人，2018；Sonneville等人，2015；Trolio等人，2021；Trompeter等人，2023）。这些关联在多个随访周期中都有体现，包括6个月（Trolio等人，2021）、1年（Prnjak等人，2021；Trompeter等人，2023）、2年（Askew等人，2020；Sonneville等人，2015）以及15年（Sharpe等人，2018）。在澳大利亚针对成年人开展的另一项为期6个月的研究中，Linardon（2024）发现，基线时身体不满、对体重和/或体型的过高评价以及害怕体重增加，都预示着禁食行为。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身体形象问题是饮食失调行为发展和持续的核心因素。尽管现有文献证据较为充分，但关于身体形象问题与饮食失调行为之间关系的多数纵向研究都来自英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这些发现可能无法推广到非英语国家，如伊朗。

在伊朗的背景下，近期研究显示，青少年中饮食失调行为较为普遍。例如，大约20%的青少年有暴食行为，约4%至23%的青少年有补偿性行为，如自我诱导呕吐、滥用泻药、过度运动等（Sahlan等人，2021a；Sahlan等人，2021c）。此外，约12%至17%的伊朗青少年有禁食行为，这进一步凸显了在这一群体中研究这些行为的必要性（Sahlan等人，2021a；Sahlan等人，2021c）。

在伊朗，关于美貌标准、理想体型以及与体重和体型相关的社会规范的差异，会显著影响身体形象问题及饮食失调行为的表现（Sahlan等人，2021b；Sahlan等人，2022）。同时，针对伊朗人群的研究表明，西方化的社会文化因素，如对瘦削体型的追求以及基于媒体的社会比较，也与身体形象问题及饮食失调行为有关（例如Sahlan等人，2020a；Sahlan等人，2020b；Sahlan等人，2022；Shoraka等人，2019），这说明这些现象反映了当地文化规范与全球传播的美貌标准之间的相互作用（He和Barnhart，2024）。在伊朗，这种本土文化背景是由宗教价值观（如谦逊规范和性别期望）、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以及嵌入波斯语中的与身体相关的讨论共同塑造的，其中包括具有文化特色的表达、家庭对话以及关于体重、外貌、吸引力及健康的社会观念，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年轻人如何解读和应对与身体相关的压力（Sahlan等人，2023a；Gattino等人，2023；Shoraka等人，2019）。重要的是，伊朗的青少年既受到强调端庄、健康和家庭荣誉的本土观念影响，又接触到宣扬苗条与魅力的全球化媒体形象，这种双重影响造就了独特的社文化环境，使得身体形象问题由此产生，而并非仅仅源于西方化。虽然饮食失调问题传统上主要在女孩和女性中研究，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男孩也会出现身体形象问题和相关的饮食失调行为，只不过表现形式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在探讨青少年时期的身体形象问题及饮食失调时，应同时考虑性别和文化背景。由于伊朗社会中的性别角色和对外貌的期望存在差异，这些社文化因素对女孩和男孩的影响也可能不同。女孩可能面临更大的瘦身和外貌压力，而男孩则可能面临与肌肉量及传统男性化体型标准相关的不同外貌压力（Sahlan等人，2020a）。尽管如此，女孩和男孩都可能内化由文化塑造的体型标准，进而引发身体形象问题及饮食失调行为。在此背景下，情绪调节障碍似乎存在于各种文化环境中，但它在与饮食失调症状的关系上，可能会受到伊朗青少年如何应对这些相互冲突的文化压力的影响。例如，难以调节负面情绪以及过度反应性可能会加剧对苗条标准的认同和身体不满，从而增加这类人群出现暴食、补偿性行为以及严格节食的倾向（Sahlan等人，2021b；Sahlan等人，2022；Khodabakhsh等人，2015）。因此，情绪调节困难不仅反映了常见的心理机制，还可能作为一种中介过程，让更广泛的文化矛盾，如端庄规范与注重外貌的媒体之间的矛盾，影响到个体的经历并进而影响其行为（Khodabakhsh等人，2015）。综合来看，这些考量凸显了将个体报告的饮食失调行为置于更广阔的社文化背景中加以分析的重要性。尽管存在这些文化差异，但很少有研究指出，与饮食失调症状相关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在美国、欧洲国家以及伊朗之间是相似的（即跨国家背景下的相似性）。例如，西方社文化因素，如追求苗条、对苗条标准的认同以及社会比较，都与欧洲（如英格兰、波兰、意大利、罗马尼亚）和伊朗社会的饮食失调症状有关（Gattino等人，2023；Sahlan等人，2020a；Sahlan等人，2020b；Sahlan等人，2021b；Sahlan等人，2022）。虽然跨国比较（而非宽泛定义的跨文化差异）能够进一步验证这些模式的共通性，但导致饮食失调症状的因素具有相似性，这表明在英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开发的干预措施也可能适用于伊朗人群。与英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研究结果一致，情绪调节困难和特定的身体形象问题也被认为与伊朗的饮食失调行为有关。例如，在一项针对伊朗大学生的研究中，情绪调节障碍与饮食失调症状呈正相关（Khodabakhsh等人，2015；Tahmouresi和Pashang，2018）。同样，在另一项针对伊朗大学生的研究中，对体重和/或体型的过高评价与暴食及补偿性行为相关（Sahlan等人，2021b）。先前的研究还表明，许多伊朗成年人也存在其他身体形象问题，如身体不满（Sahlan等人，2023a）、担心体重增加、觉得自己胖以及想要减肥的愿望（Abdollahi & Mann，2001）。值得注意的是，想要减肥和担心体重增加被认定为饮食失调的最核心症状，这表明它们可能在饮食失调行为中起重要作用。然而，这些研究都是横断面研究，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伊朗青少年出现和持续出现暴食、禁食及补偿性行为。此外，也不清楚情绪调节障碍和特定的身体形象问题是如何促成伊朗青少年出现和维持饮食失调行为的。本研究将通过四个具体目标来填补这些关键空白。首先，我们考察了基线时的整体情绪调节障碍水平及其特定维度，作为预测那些在基线时无症状的青少年在一个月后是否会出现核心饮食失调行为（即暴食、补偿性行为、禁食）的指标。其次，我们研究了基线时的情绪调节障碍水平（包括整体和特定维度），作为预测那些在基线时已有这些行为的青少年在后续随访中这些行为是持续存在还是缓解的指标。与英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前的纵向研究结果一致（美国、澳大利亚；Bodell等人，2019；McClure等人，2022；Trompeter等人，2023），我们假设在单变量模型中，较高的整体情绪调节障碍水平及其特定维度与后续随访中出现症状及症状持续的可能性更大相关。第三，我们考察了基线时的特定身体形象问题，作为预测那些在基线时无症状的青少年在后续随访中是否会出现相同饮食失调行为的指标。第四，我们研究了基线时的特定身体形象问题，作为预测那些在基线时已有这些行为的青少年在后续随访中这些行为是持续存在还是缓解的指标。与英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前的纵向研究结果一致（美国、澳大利亚；Askew等人，2020；Prnjak等人，2021；Sharpe等人，2018；Sonneville等人，2015；Trolio等人，2021；Trompeter等人，2023），我们假设在单变量模型中，较高的特定身体形象问题水平与后续随访中出现症状及症状持续的可能性更大相关。最后，我们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具有显著意义的情绪调节障碍和身体形象维度的独特贡献。这一具有探索性的目标旨在明确基线时哪些情绪调节障碍和身体形象维度与后续随访中饮食失调行为的出现和持续有独特关联。

参与者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于2024年1月至2月期间两个时间点。基线评估和一个月后的随访分别对应这两个时间点。第一时间点的基线数据来自1243名年龄在10至19岁之间的青少年（其中75.9%为女孩），他们的平均年龄为15.31岁，标准差为1.75。这些参与者的标准化体重指数范围为-2.18到5.05，平均值为0.0，标准差为1.0。在第二时间点（即一个月后随访时），有856名年龄在10至19岁之间的青少年参与研究（其中52.5%为女孩），他们的平均年龄为15.38岁，标准差为1.75。

样本特征
无症状组的总样本量分别为：暴食组（n=419），补偿性行为组（n=554），禁食组（n=529）。出现症状组的总样本量分别为：暴食组（n=78），补偿性行为组（n=75），禁食组（n=120）。症状得到缓解组的总样本量分别为：暴食组（n=635），补偿性行为组（n=744），禁食组（n=735）。最后，症状持续存在的组的总样本量分别为：暴食组……

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究情绪调节障碍（包括整体调节障碍和特定方面）以及特定的身体形象问题是否能够预测伊朗青少年群体中核心饮食失调行为的出现和/或持续存在。我们采用了单变量和多元模型来分析这些潜在的关系。单变量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预测因子（情绪调节障碍、身体形象问题）与结果变量（饮食失调行为）之间存在许多显著关联，而……

结论
总体而言，本研究将以往主要在英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开展的关于情绪调节障碍、身体形象问题与饮食失调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扩展到了伊朗青少年群体。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调节障碍和身体形象问题的诸多方面都与饮食失调行为的出现和持续存在有关，不过相比情绪调节障碍因素，身体形象因素可能与饮食失调行为有更紧密的联系。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Reza Nahid Sahlan：写作——审阅与编辑，写作——初稿撰写，可视化，验证，监督，软件使用，资源获取，项目管理，方法论，研究实施，数据整理，概念构建。Wesley R. Barnhart：写作——审阅与编辑，写作——初稿撰写，监督，软件使用，资源获取，项目管理，方法论，正式分析。Casey Stern：写作——审阅与编辑，写作——初稿撰写。Jake Linardon：写作——审阅与编辑。Mariel……

伦理声明
在学生参与本研究之前，已获得大学的批准。

资金支持
本研究未获得任何特定资金支持。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自己没有已知的可能影响本文研究结果的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
我们感谢所有让这项研究得以完成的参与者。

Reza N. Sahlan | Wesley R. Barnhart | Casey Stern | Jake Linardon | Mariel Mess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