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ldren》：Sports Injuries and Mental Health in Child and Adolescent Athletes: A Systematic Review
背景：儿童和青少年运动员的运动损伤可能影响身体健康、情绪健康、睡眠、生活质量、自信心、运动参与以及重返运动的准备状态。目的：本系统综述综合了关于19岁及以下运动员中运动相关损伤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证据，同时考虑了与损伤易感性相关的心理因素以及损伤后的心理社会结局。方法：该综述遵循PRISMA 2020指南进行。检索了PubMed、Web of Science、Scopus和Google Scholar，时间从建库至2026年7月8日，资格限定于2021年至2026年发表的研究。使用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oanna Briggs Institute）关键评估工具评估偏倚风险，并对结果进行叙述性综合。结果：纳入21项研究。较低的健康水平、焦虑、压力、疲劳、睡眠障碍、运动恐惧症（kinesiophobia）以及心理准备度降低与损伤发生、症状负担、恢复或再损伤相关。反之，损伤与焦虑、抑郁症状、睡眠问题、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降低、自信心下降、运动身份（athletic identity）受损以及重返运动困难相关。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在更广泛的生物心理社会（biopsychosocial）背景下，运动损伤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潜在的双向关联。然而，异质性和以观察性设计为主的研究限制了因果推断。
1. 引言
参与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被广泛认为对身体、心理和社会发展有重要贡献。体育运动提供了改善体能、发展运动技能、加强同伴关系、促进情绪调节以及建立健康生活习惯的机会。然而，运动参与也使年轻运动员面临急性、复发性和过度使用性损伤，这些损伤可能扰乱训练、比赛、学业常规和社交互动。在儿童和青少年中，运动损伤的后果不应仅从身体或生物力学角度解释，因为损伤发生在身份、自主性、自尊、情绪调节和应对策略仍在发展的敏感发育时期。在此背景下，运动损伤涵盖了因运动参与导致的急性、复发性和过度使用性状况，这些状况可能限制训练、比赛或正常日常功能。
年轻运动员中运动相关损伤的心理社会影响在儿科运动医学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受伤的儿童和青少年在康复和重返运动过程中可能会经历沮丧、悲伤、愤怒、孤立、动机减退、对再损伤的恐惧、对恢复的不确定性以及自信心丧失。这些反应在青春期尤为相关，此时运动参与往往与日常规律、社会归属感、运动身份和未来抱负密切相关。因此，损伤不仅可能代表暂时的身体限制，还可能扰乱自我认知、同伴联系和感知能力。此外，成人运动员中观察到的心理反应不一定能外推到年轻人群，因为儿童和青少年在情绪发展、对家庭和教练的依赖、应对资源以及对损伤和恢复的理解方面存在差异。
近期证据直接探讨了年轻运动员中运动损伤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双向关系。Chow等[11]对221,095名10-24岁青少年和年轻成人进行了84项定量研究的预注册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他们的结果支持两个方向的关联：运动损伤与较差的心理健康及健康水平相关，而较差的心理健康及健康水平与随后运动损伤的风险增加相关。然而，在调整了潜在的发表偏倚后，后一关联不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强调了在将心理因素解释为损伤预测因子时需要谨慎。
若干心理因素可能影响损伤过程，包括竞技焦虑、抑郁症状、对再损伤的恐惧、疼痛灾难化（pain catastrophizing）、应对策略、感知压力、心理韧性（resilience）、运动身份和社会支持。对再损伤的恐惧是运动损伤后最常见的心理障碍之一，可能对康复依从性、运动自信心、表现和重返运动的心理准备度产生负面影响。同样，运动身份可能加剧损伤的情绪后果，因为通过运动强烈定义自己的年轻运动员在无法训练或比赛时可能会经历更大的痛苦。这些发现支持将心理康复视为儿科和青少年运动损伤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更广泛的运动背景也可能塑造损伤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早期运动专项化、过度训练量、过度训练和倦怠（burnout）与青少年运动员的身体和心理社会风险相关。同样，运动类型和竞技环境可能影响心理社会结局，因为团队运动可能提供保护性社会支持，而个人运动可能涉及更大的感知压力和对表现的个人责任。因此，损伤相关的心理健康结局应在生物心理社会框架内理解，该框架包含运动员的发育阶段、既往损伤史、家庭支持、教练沟通、同伴关系、运动需求以及重返运动预期。近期文献进一步强调了在儿科运动员中运动参与和损伤的心理健康及心理社会后果，以及运动心理学方法对损伤预防和心理风险管理的潜在贡献。
本综述被定位为一项补充性和更新的综合，而非首次探讨双向性的综述。与Chow等[11]相比，本综述应用了更严格的19岁上限年龄，从而排除了20-24岁的年轻成人，并纳入了截至2026年7月8日发表的证据。在本综述纳入的21项研究中，只有两项与Chow等[11]纳入的研究重叠；13项发表于2024年至2026年，因此超出了其检索时期。因此，本综述的额外贡献主要在于提供一项专门针对19岁及以下儿童和青少年运动员的更新综合，涵盖损伤发生、康复和重返运动过程中的心理和心理社会因素。
在此基础上，本综述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在儿童和青少年运动员中，运动相关损伤与心理健康如何在损伤发生、恢复和重返运动过程中相关联？因此，主要目标是综合关于这一关系的现有证据。具体而言，本综述旨在识别与运动损伤相关的心理健康结局，检查心理因素是否可能作为损伤的风险因素或后果，并描述青少年运动员在损伤发生、康复和重返运动过程中涉及的主要心理社会变量。
2. 材料与方法
2.1. 设计
本系统综述按照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优先报告条目2020声明（PRISMA 2020）[17]进行并报告。该综述旨在识别、评估和综合关于儿童和青少年运动员中运动相关损伤与心理健康结局之间关系的现有证据。双向性被先验地操作化，通过检查两种互补的关联方向：心理或心理社会因素先于或与随后运动损伤相关，以及运动损伤后出现的心理或心理社会结局。综述过程包括研究问题的制定、资格标准的定义、系统文献检索、研究选择、数据提取、偏倚风险评估以及结果的叙述性综合。综述方案是先验制定的，随后在PROSPERO（CRD420261459540）中进行回顾性注册。
2.2. 资格标准
研究纳入标准为：(1) 涉及19岁及以下参与有组织或竞技体育的儿童或青少年；(2) 检查了运动相关损伤、损伤史、损伤风险、康复或重返运动；(3) 评估了至少一个与损伤相关的心理健康或心理社会变量；(4) 报告了原始实证数据。
合格的研究设计包括观察性研究、定性研究、病例系列以及随机或非随机干预研究的二次分析，前提是它们满足预定义的人群、运动损伤以及心理或心理社会结局标准。
选择19岁的上限年龄是为了涵盖整个青春期发育期，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定义的10-19岁青春期一致[18]。年幼儿童也被纳入，因为本综述专门针对儿童和青少年运动员。
两种关联方向均被考虑：与随后损伤发生相关的心理因素，以及运动损伤后的心理健康或心理社会结局。
排除标准为：涉及年龄超过19岁的参与者且未单独报告或可独立提取19岁及以下参与者数据的研究；检查非运动损伤的研究；未评估与损伤相关的心理或心理社会变量的研究；或者是综述、病例报告、社论、会议摘要、方案或共识声明。
未对性别、运动类型、竞技水平、国家或损伤类型施加限制。仅纳入2021年至2026年间以英文或西班牙语发表的全文文章。选择2021年的较低发表日期下限，是为了将综述重点放在最新证据以及评估和管理青少年运动损伤中心理和心理社会因素的当代方法上。这一限制旨在提供对快速发展的文献的更新综合，而非该领域的历史概述。
2.3. 信息来源与检索策略
在PubMed、Web of Science、Scopus和Google Scholar中进行了系统文献检索。检索涵盖了从数据库建库至2026年7月8日的所有可用记录。使用布尔运算符“AND”和“OR”组合与运动损伤、心理健康、儿童、青少年和运动员相关的检索词。检索策略优先考虑广泛的心理健康构念和几种常见报告的心理社会结局，而非详尽列出后续研究筛选过程中识别的每一个心理社会变量。对于Google Scholar，筛选了检索返回的前300条结果，按平台提供的顺序进行。检索于2026年7月8日进行。鉴于Google Scholar的补充性质以及检索返回的大量结果，筛选仅限于前300条记录。检索策略根据每个数据库的语法进行了调整。还筛选了合格研究和相关综述的参考文献列表，以识别额外研究。完整的检索策略见表1。
2.4. 研究选择
通过数据库检索识别出的所有记录均导入参考文献管理程序，并删除重复记录。两名评审员根据预定义的资格标准独立筛选标题和摘要。随后对潜在相关文章进行全文评估。
评审员之间的分歧通过讨论解决，必要时咨询第三名评审员。记录全文阶段排除文章的原因。研究选择过程见PRISMA 2020流程图（图1）。
数据库检索识别出1845条记录：PubMed 420条，Web of Science 515条，Scopus 610条，Google Scholar 300条。删除620条重复记录后，筛选了1225条记录的标题和摘要。其中，1160条被排除。65篇全文报告被评估为符合条件，44篇因不适用人群、缺乏损伤相关心理社会结局、缺乏运动损伤变量、发表类型、成人样本无单独青少年数据或无法获取全文而被排除。共纳入21项研究进行定性综合。
2.5. 数据提取
两名评审员使用标准化数据提取表独立提取数据。从每项研究中收集以下信息：作者和发表年份、国家、研究设计、参与者特征、样本量、运动和损伤类型、研究目标、心理或心理社会变量、评估工具以及主要发现。
评审员之间的任何分歧通过讨论解决，必要时咨询第三名评审员。当相关信息不明确或不完整时，在做出最终决定前审查全文和补充材料。
2.6. 偏倚风险评估
两名评审员使用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BI）关键评估工具（根据每项研究设计选择）独立评估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19]。对队列研究、分析性横断面研究、病例系列和定性研究应用了特定设计的JBI关键评估工具。对于Castellana等[20]（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的探索性二次分析），使用了随机对照试验的JBI关键评估检查表，特别关注随机化、分配、随访、结局测量、统计分析和原始试验设计的偏离。由于情绪症状亚组分析是探索性的且回顾性定义的，而非原始试验的预先指定主要分析，因此不能排除选择性报告的可能性。这一限制导致对干预结果的更谨慎解释，并将该研究归类为存在一些偏倚风险担忧。
每个标准被评定为“是”、“否”、“不明确”或“不适用”。没有研究因偏倚风险评估而被排除，也未进行正式的敏感性分析或证据确定性分级。相反，偏倚风险判断用于指导叙述性解释：来自较高偏倚风险研究的结果被给予较少的解释性强调，并不作为综述结论的主要支持。
为描述目的，总体偏倚风险判断来源于适用JBI项目回答模式的汇总。所有或几乎所有适用标准被评为“是”且无重大方法学局限性的研究被归类为低偏倚风险；有一个或多个“否”或“不明确”评级，表明可能存在重要但非关键局限性的研究被归类为存在一些担忧；有多个“否”或“不明确”评级影响关键领域（如参与者选择、暴露或结局测量、混杂、随访或统计分析）的研究被归类为高偏倚风险。这些类别用作解释性总结，并非正式的JBI评分类别。
由于多项研究使用不同工具评估了多个心理或心理社会结局，还对与结局测量和缺失数据相关的领域进行了结局层面评估。这些评估考虑了每个结局所用工具的适当性和有效性、不同参与者之间结局测量的一致性以及缺失结局数据的程度和管理。结局特异性判断在补充表S1中报告，而总体研究层面偏倚风险判断在结果部分总结。
对于由本综述团队成员共同撰写的研究，偏倚风险评估由一名未参与原始研究的第三名评审员独立验证。关于项目层面评估、结局特异性判断或总体偏倚风险分类的任何分歧均通过评审员之间的讨论解决。
2.7. 数据综合
鉴于研究设计、损伤类型、心理和心理社会结局、评估工具以及效应测量指标存在显著异质性，统计合并被认为不适当。还考虑了针对类似损伤-结局组合的研究子集进行定量合成的可行性。然而，即使在更频繁代表的领域（如运动相关脑震荡和前交叉韧带（ACL）损伤），研究在设计、参与者特征、结局定义、评估工具、随访期和报告效应测量指标上存在差异。因此，没有研究子集被认为足够同质以支持方法学上适当的合并估计。因此，采用结构化叙述性方法综合结果。首先根据所检查的关联方向对研究进行分组：(1) 与随后损伤发生、症状负担、恢复或再损伤相关的心理或心理社会因素；(2) 运动损伤后的心理健康或心理社会结局。在这些组内，根据损伤类型、心理结局、恢复阶段和研究设计比较结果。当结果不一致或矛盾时，检查研究设计、参与者特征、损伤定义、结局测量、随访期和偏倚风险的差异作为潜在解释，并保留分歧的结果，而非简化为单一总体效应方向。
定量结果使用主要研究中报告的影响测量指标呈现（如可用）；由于研究设计、结局、工具和分析方法的差异，效应估计值未跨研究转换或标准化。样本量未用作统计加权因子，研究也未正式排名。相反，解释考虑了研究设计、时间方向、样本量、测量方法和偏倚风险，对小型、横断面、回顾性或较高风险研究的结果给予更谨慎的解释。
定性证据通过识别与情绪反应、运动身份、社会支持、沟通、康复经历和重返运动自信心相关的重复主题进行单独综合。随后通过叙述性比较将这些结果与定量证据整合，检查定性主题是否与定量关联一致、互补或提供背景解释。定性和定量结果未进行统计合并。个体研究特征和结果被总结以促进跨研究比较。
3. 结果
3.1. 研究特征
共纳入21项研究进行定性综合。纳入研究的主要特征见表2，包括发表年份、国家、研究设计、样本特征、运动或损伤类型以及研究目标。
研究发表于2021年至2026年，在美国、瑞典、西班牙、澳大利亚、爱尔兰和古巴进行。纳入的证据包括前瞻性和回顾性队列研究、横断面研究、观察性恢复研究、临床队列、一项病例系列、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的二次分析以及定性研究。
研究人群包括患有运动相关脑震荡、前交叉韧带重建（ACL reconstruction）、踝关节损伤、急性和过度使用性肌肉骨骼损伤、既往损伤史的青少年运动员，以及前瞻性监测损伤风险的运动员。心理和心理社会变量包括焦虑、抑郁症状、主观健康水平、压力、睡眠质量、疲劳、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运动恐惧症（kinesiophobia）、对再损伤的恐惧、自信心、运动身份以及重返运动心理准备度。
心理变量、评估工具、主要发现和偏倚风险总结于表3。
3.2. 主要发现
纳入的研究在研究设计、损伤类型、心理变量和评估时机上显示出显著异质性。总体而言，证据涉及两种互补的关联方向：心理和心理社会因素作为运动损伤的潜在预测因子，以及损伤后的心理健康或心理社会结局。
几项前瞻性研究检查了损伤前的心理因素。较低的主观健康水平与青少年精英运动员随后更大的损伤风险和严重程度相关，而更严重的损伤也与较差的健康水平相关[21]。在青少年地板球运动员中，较高的压力、较差的睡眠和较低的健康水平与随后一周的损伤风险增加相关[28]。基线心理健康水平和既往心理健康困难也被检查为精英青少年运动员后期损伤的预测因子[37]。竞技焦虑，特别是担忧和注意力分散，与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更大的损伤易感性相关[32]，而较高的认知和躯体焦虑预测了年轻运动员的损伤发生、数量和严重程度[39]。
运动相关脑震荡是最常被研究的损伤类型之一。脑震荡后不久，青少年运动员报告了焦虑、抑郁、疲劳、疼痛干扰、身体功能和同伴关系的损害，大多数领域在恢复过程中以及重返运动时有所改善[23]。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在脑震荡或急性踝关节损伤后也逐步改善，尽管脑震荡与学校功能更大损害相关，而踝关节损伤与更多身体限制相关[24]。较严重的睡眠相关症状严重程度与持续症状和延长脑震荡恢复相关[25]。脑震荡史还与多个领域的较差睡眠质量相关[33]。具有高负荷新发情绪症状的青少年在处方亚症状有氧运动后显示出改善的恢复结局[20]。
肌肉骨骼损伤后的心理恢复特别在前交叉韧带重建（ACL reconstruction）运动员中进行了探讨。较大的心理准备度与随后重返竞技运动相关[26]，而较高的运动恐惧症（kinesiophobia）和对再损伤的恐惧与较差的重返运动准备度相关[31]。术后心理准备度评分也与青少年运动员随后同侧或对侧再损伤风险相关[38]。
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和更广泛的心理社会功能在不同运动损伤中进行了检查。受伤的女性青少年排球运动员经历了总生活质量、身体、学校和心理社会生活质量的降低，特别是在更严重或赛季结束性损伤后[22]。损伤类型与不同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特征相关，脑震荡与更大的疲劳和学业困难相关，而过度使用损伤与较差的移动能力相关[30]。纵向证据表明，大多数生活质量维度随时间改善，尽管结局因性别、手术治疗和停止运动而异[36]。目前受伤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比未受伤的运动员报告了更大的焦虑和抑郁症状以及更差的生活质量，一些差异在重返比赛后仍持续存在[40]。
定性证据强调了损伤的情绪和社会后果。年轻精英运动员描述了沮丧、害怕落后以及康复期间沟通和支持的重要性[27]。受伤运动员还报告了情绪困扰、运动身份丧失、继续参与的社会压力、自信心下降以及重返运动期间的挑战[35]。
其他研究检查了与心理健康和损伤相关的背景因素。在青少年垒球运动员中，既往手臂过度使用损伤与较高的抑郁症状相关，而运动专项化本身并不与焦虑或抑郁一致相关[29]。疲劳和心理健康指标与年轻橄榄球运动员的损伤模式相关[34]。在纳入的研究中，关联的强度和方向因损伤类型、运动背景、评估方法和研究设计而异。
3.3. 偏倚风险
纳入的21项研究的偏倚风险各异。9项研究被评为低偏倚风险，11项为存在一些担忧，1项为高偏倚风险。
最常见的方法学局限性是横断面或回顾性设计、依赖自我报告的损伤和心理数据、对潜在混杂变量的控制有限、样本量小或选择性样本以及关于随访或参与者流失的信息不完整。几项研究还在同一时间点评估了损伤史和心理健康变量，限制了关于时序性和因果性的结论。
被评为低偏倚风险的研究通常使用前瞻性或纵向设计、明确定义的样本、经过验证的评估工具、重复测量和系统损伤监测。被归类为存在一些担忧的研究通常提供了相关证据，但受限于横断面分析、回顾性临床数据、自我报告结局或对混杂因素调整不足。被评为高偏倚风险的研究在研究设计、测量和替代解释控制方面有更大的局限性。
4. 讨论
本系统综述旨在综合关于19岁及以下儿童和青少年运动员中运动相关损伤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现有证据。具体而言，它试图识别与损伤相关的主要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结局，确定心理因素是否可能作为损伤的前因或后果，并描述它们在损伤发生、康复和重返运动过程中的作用。总体而言，结果支持一种复杂、多因素且潜在双向的关系。在一些研究中，较低的健康水平、竞技焦虑、压力、睡眠障碍、疲劳、运动恐惧症（kinesiophobia）和心理准备度降低与损伤发生、恢复或再损伤相关。反之，损伤与焦虑、抑郁症状、情绪困扰、睡眠问题、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降低、运动身份（athletic identity）破坏、自信心下降以及重返运动困难相关。
这一总体模式与Gil-Caselles等[41]的综述综述一致，该综述得出结论，心理健康症状可能先于运动损伤并增加易感性，而损伤同时可能促发心理困扰并干扰恢复。它也符合Chow等[11]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该分析在青少年和年轻成人中识别出两个方向的关联。然而，Chow等发现，在考虑了潜在发表偏倚后，较差心理健康与随后损伤之间的前瞻性关联减弱。因此，现有证据更一致地支持损伤后的心理社会后果，而非心理变量预测随后损伤的能力。因此，结果应被解释为相互作用的证据，而非直接因果循环的证明。
本综述纳入的前瞻性研究提供了关于损伤前心理因素的最强证据。较低的主观健康水平与青少年精英运动员随后更大的损伤风险和严重程度相关[21]。类似地，较高的压力、较差的睡眠和较低的健康水平与青少年地板球运动员随后一周的损伤风险增加相关[28]。Lindman等也前瞻性地检查了心理健康水平和既往心理健康困难与随后损伤的关系[37]。这些发现与运动损伤文献中描述的综合生物心理社会观点一致，其中损伤风险反映了压力暴露、应对资源、生理反应、训练需求、恢复以及运动员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2,10,15]。因此，心理健康水平应被理解为应对运动和非运动需求的更广泛动态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孤立的危险因素。
一些前瞻性研究中使用的短评估间隔特别具有信息量。每周健康水平、压力、疲劳和睡眠的波动可能比单一基线评估更能捕捉与训练负荷、比赛、学业压力、人际困难和恢复不足相关的变化。这一解释与Tranaeus等[10]的共识声明一致，该声明将心理变量概念化为在损伤风险、康复、重返运动和再损伤中起作用的动态因素。然而，这些措施不应被解释为预测哪个个体运动员会受伤的工具，因为它们的意义取决于并发因素，如暴露、既往损伤、成熟度、身体调理、睡眠、训练负荷和运动特异性需求。
竞技焦虑是另一个相关因素。较高的竞技焦虑，特别是担忧和注意力分散，与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更大的损伤易感性相关[32]，而认知和躯体焦虑与年轻古巴运动员的损伤发生、数量和严重程度相关[39]。过度的焦虑可能合理干扰注意力控制、预期、决策和运动协调，而躯体唤醒可能增加肌肉紧张并降低运动效率。这些机制与更广泛的运动损伤心理模型一致[10,16]。然而，纳入的焦虑研究是横断面或相关性的，意味着焦虑可能先于损伤，由既往损伤经历导致，或反映其他因素如竞技水平和训练暴露。因此，这些结果支持一种关联，但并未确立焦虑为损伤的独立或确定性原因。
关于疲劳和睡眠的证据进一步支持了这种多因素解释。较差的睡眠与青少年地板球运动员随后损伤风险相关[28]，而更大的感知疲劳与年轻橄榄球运动员的损伤模式相关[34]。睡眠不足和累积疲劳可能影响注意力、反应时间、情绪调节、神经肌肉控制、疼痛感知和身体恢复。这些观察与儿科运动文献一致，该文献强调了强化训练、恢复不足、过度使用损伤和倦怠之间的相互作用[3,4]。然而，橄榄球研究具有高偏倚风险和小样本，因此其发现应被视为支持性而非结论性。
关于运动专项化的发现更为细致。Zeller等[29]发现，既往手臂过度使用损伤与青少年垒球运动员较高的抑郁症状评分相关，而高度专项化本身与更大的焦虑或抑郁无关。这表明专项化不应自动被视为直接的心理风险因素。其影响可能取决于全年训练、过多训练量、自主性减少、成人压力、恢复有限以及既往疼痛或损伤的组合。这一解释与Brenner等[4]和Brenner等[5]一致，他们描述了专项化的身体和心理社会后果是依赖于背景的。因此，损伤经历和专项化发生的条件可能比专项化状态本身对心理健康更相关。
关于损伤的后果，纳入的证据表明在情绪、身体、社会和学业领域存在损害。受伤的女性青少年排球运动员经历了总生活质量、身体、学校和心理社会生活质量的降低[22]。目前受伤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比未受伤的运动员报告了更大的焦虑和抑郁症状以及更差的生活质量，一些差异在重返比赛后仍持续存在[40]。Verma等发现，大多数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结局随时间改善，尽管轨迹因性别、手术治疗和停止运动而异[36]。这些发现与既往儿科文献一致，该文献描述了损伤恢复过程中的悲伤、沮丧、社会孤立、自信心丧失和不确定性[1,7,8,9]。
损伤的心理影响在青春期可能尤为显著，因为运动通常提供日常结构、同伴归属感、感知能力、身份和未来抱负。因此，暂时离开运动可能不仅涉及身体活动的丧失；它可能破坏运动员的社会角色和自我感。Park等[13]同样得出结论，较强的运动身份（athletic identity）可能增加儿科运动员肌肉骨骼损伤后抑郁症状的易感性。因此，对损伤的情绪反应不太可能仅由组织损伤或恢复持续时间解释，而也由运动参与的意义以及身份、社会联系和能力的替代来源的可获得性解释。
定性证据强烈支持了这一解释。年轻精英运动员描述了沮丧、害怕落后以及获得护理和沟通在康复中的重要性[27]。Summersby等识别出情绪困扰、身份破坏、尽管疼痛仍继续参与的社会压力以及重返运动期间自信心下降[35]。这些发现与Sheehan等[12]的定性系统综述一致，该综述表明青少年运动相关疼痛和损伤的经历受到社会关系、期望、验证和运动文化的影响。因此，心理反应不应仅被理解为个体特征，而是由教练、家长、同伴、临床医生和体育组织塑造的经历。
运动相关脑震荡是最常代表的损伤类型。脑震荡后不久，运动员报告了焦虑、抑郁、疲劳、疼痛干扰、身体功能、同伴关系和其他健康领域的损害，随后在恢复过程中普遍改善[23]。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在脑震荡或踝关节损伤后也随时间改善，尽管脑震荡与学校功能更大破坏相关，而踝关节损伤与更大身体限制相关[24]。这些损伤特异性模式表明心理和心理社会后果在不同状况下并非一致。脑震荡可能特别破坏认知活动、学业参与、睡眠和症状耐受性，而肌肉骨骼损伤可能产生更明显的移动性和身体独立性限制。
睡眠成为脑震荡恢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较大的睡眠相关症状严重程度与持续症状和延长恢复相关[25]，而脑震荡史与较差的睡眠持续时间、潜伏期、干扰、日间功能和整体睡眠质量相关[33]。这些发现得到Noordeen等[42]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的证实，该分析得出结论，脑震荡显著破坏青少年睡眠质量，尽管研究间存在变异。睡眠障碍可能是脑震荡的后果，也是疲劳、易怒、焦虑、抑郁症状、疼痛敏感性和注意力困难的促成因素，支持其作为恢复领域而非仅仅是次要症状的相关性。
Castellana等[20]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干预相关视角。具有高负荷新发情绪症状的青少年在处方亚症状有氧运动后，持续脑震荡后症状的风险较低。这一发现与随机证据一致，该证据表明个体化亚症状有氧运动可以加速青少年运动相关脑震荡的恢复[43]，并与系统综述证据一致，该证据支持早期亚症状有氧运动以减少症状负担和持续脑震荡后症状的风险[44]。Castellana等通过暗示益处可能在高负荷新发情绪症状的青少年中特别相关，扩展了该文献。然而，由于他们的研究是两项随机对照试验的二次分析，这一亚组发现应被视为探索性的，需要专门设计测试情绪症状负担作为潜在调节变量的试验。
心理准备度和对再损伤的恐惧在前交叉韧带重建（ACL reconstruction）后特别相关。六个月时较大的准备度与十二个月时重返竞技运动相关[26]，而较大的运动恐惧症（kinesiophobia）与青少年运动员较差的准备度相关[31]。McAleese等进一步发现，术后准备度评分与随后同侧或对侧ACL损伤相关，且具有性别特异性模式[38]。这些发现强化了身体恢复与心理准备度之间的区别：运动员可能满足功能标准，同时继续经历恐惧、不确定性或不足的自信心。
本综述的ACL发现与Xiao等[45]的荟萃分析一致，在该分析中，ACL重建后重返运动的运动员显示出比未返回者更大的心理准备度、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和较低的运动恐惧症（kinesiophobia），尽管临床膝关节功能评分大致相似。然而，准备度评分不应被解释为孤立的清除阈值，因为它们可能受到恢复阶段、运动机会、身体状况、动机和个体风险感知的影响。性别也可能改变心理恢复。McAleese等[38]报告的性别特异性关联与Obradovic等[46]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一致，该分析发现ACL重建后男性的心理准备度略高于女性，尽管两组均达到了提议的重返运动阈值的平均值。该荟萃分析中报告的大量异质性表明，性别本身并不能解释准备度；运动类型、损伤史、康复背景、社会期望、竞技机会和手术时间也可能有贡献。
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有助于捕捉超出症状负担的后果。纳入的研究识别出身体功能、疲劳、移动能力、学业参与、同伴关系、情绪功能和感知健康的变化[22,23,24,30,36,40]。不同损伤也产生了不同的特征：脑震荡与疲劳和学业困难更密切相关，而过度使用或急性肌肉骨骼损伤与移动能力和身体功能限制相关[24,30]。这些发现强调了多维、年龄适当的患者报告测量指标的价值，因为仅靠临床症状计数可能无法捕捉相关的社会、情绪和学业困难。
尽管大多数纵向发现表明改善，但组均值不应被解释为普遍恢复。一些运动员在医疗许可后继续经历焦虑、抑郁症状、睡眠问题、自信心下降或较差的生活质量[36,40]。因此，重返比赛不一定等同于完全心理恢复。这些发现表明心理恢复可能遵循与身体恢复不同的轨迹，并可能在康复和重返运动的不同阶段变化。
证据的偏倚风险限制了结论的强度。9项研究被评为低偏倚风险，11项为存在一些担忧，1项为高偏倚风险。横断面和回顾性设计、自我报告损伤史、选择性临床样本、对混杂因素调整有限以及随访不完整是常见问题。这些限制在解释双向性时尤为重要，因为损伤史和当前心理症状的同时测量无法确定心理健康困难是否先于损伤、在损伤后出现或反映了共享决定因素。因此，最强证据来自使用重复心理评估和系统损伤监测的前瞻性研究[21,28,37]。来自存在一些担忧或高偏倚风险研究的结果被相应视为支持性证据，并且不被认为单独足以支撑主要结论。
证据基础的另一个限制是其集中于脑震荡和ACL重建。尽管这些损伤在临床上很重要，但这种不平衡限制了向过度使用状况、复发性损伤、轻微损伤以及在专科服务之外管理的损伤的推广。研究在年龄、性别、运动、竞技水平和测量工具方面也差异很大。这些差异可能部分解释了结果的不一致性，并进一步支持使用叙述性而非定量综合。
本综述的主要贡献在于其专注于19岁及以下运动员，并整合了损伤发生、康复和重返运动过程中的两个关联方向。与仅关注损伤后精神症状的方法不同，本综述还考虑了睡眠、疲劳、主观健康水平、生活质量、学业功能、身份、自信心、运动恐惧症（kinesiophobia）和心理准备度。尽管这些变量不一定代表精神障碍，但它们是发育中运动员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功能的临床相关组成部分。
综合来看，这些发现与Wiese-Bjornstal等[47]提出的运动损伤心理反应综合模型一致，该模型将损伤反应概念化为个人和情境因素、认知评估、情绪反应和行为结果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更近期的运动损伤研究进一步强调了心理、生理、社会和环境因素在损伤风险、康复、重返运动和再损伤中的动态相互作用[10]。然而，本综述中识别的关联也可能反映替代或共享机制，包括训练暴露、既往损伤、身体功能、睡眠、成熟度、康复阶段以及社会或运动背景。因此，心理因素不应被解释为孤立的因果决定因素，而是更广泛和动态损伤过程的组成部分。
5. 研究的局限性
在解释本系统综述的发现时，应考虑若干局限性。首先，纳入的研究在研究设计、运动类型、损伤特征、参与者年龄、心理变量、评估工具和测量时机上显示出显著异质性。这种变异性限制了研究间的直接比较，并排除了荟萃分析。
其次，许多研究使用了观察性、横断面或回顾性设计，限制了建立时序或因果关系的能力。在几种情况下，无法确定心理困难是先于损伤、作为损伤的后果出现，还是反映了两个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些研究还依赖自我报告的损伤史和心理症状，这可能引入了回忆和报告偏倚。
偏倚风险评估表明纳入证据的方法学稳健性存在变异性，9项研究被评为低偏倚风险，11项为存在一些担忧，1项为高偏倚风险。跨研究识别的主要局限性包括小样本或选择性样本、对混杂变量控制有限、随访不完整以及损伤暴露、严重程度或复发性的报告不足。
证据在损伤类型上也分布不均。运动相关脑震荡和前交叉韧带重建（ACL reconstruction）比过度使用、复发性和其他肌肉骨骼损伤更频繁地被代表，这可能限制了发现向更广泛青少年运动损伤谱的推广。
一些研究还根据性别、运动、竞技水平或临床环境纳入了范围狭窄的样本，进一步限制了向更广泛儿童和青少年运动员群体的推广。在纳入的研究中，参与者年龄范围为8至19岁，这一广泛年龄范围内的发育阶段差异可能影响心理反应，但未得到一致检查。
检索策略未包括所有潜在相关的心理学特异性数据库或所有结局特异性术语，可能降低了检索灵敏度。它也未明确包括一些青少年竞技类别术语（如U18、U-18、under-18、junior、academy）或英式拼写变体‘paediatric’或‘paediatrics’，这可能进一步限制了检索。将资格限制在2021年及以后发表的研究也可能排除了相关早期证据，因此在解释综述的全面性时应予以考虑。
最后，仅纳入了以英文或西班牙语发表的全文文章。综述方案未前瞻性注册，尽管随后在PROSPERO（CRD420261459540）中进行了回顾性注册。尽管综述遵循了PRISMA 2020建议，但这些因素可能引入了语言、选择和报告偏倚。
6. 实际应用
这些发现支持将心理和心理社会评估纳入儿童和青少年运动员的损伤预防、康复和重返运动过程。筛查焦虑、抑郁症状、睡眠问题、疲劳、对再损伤的恐惧、自信心下降、生活质量受损以及心理准备度差，可能有助于识别需要进一步评估或额外支持的运动员。
心理筛查不应单独用于预测损伤。其解释应考虑既往损伤、训练暴露、身体功能、恢复状态、睡眠、成熟度和运动特异性需求。
心理监测在恢复的关键阶段重复进行时可能特别有用，因为情绪和心理社会反应可以从急性期到康复期和重返运动期发生变化。在具有持续症状、长期缺席运动、明显身份破坏、睡眠差、对再损伤恐惧高或自信心低的运动员中可能需要更多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