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port Exercise and Health》：Creative non-fiction stories about parenthood in Finnish sport: care ethics and reproductive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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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期的定性研究挑战了母亲身份与高水平竞技体育不相容这一长期假设，突显了运动员母亲复杂且有时具有赋权性的经历。然而，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个体经验，较少关注那些使母亲身份在精英体育系统中成为可能、受到限制或被隐匿化的关系性与结构性条件。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运用
摘要：近期的定性研究挑战了母亲身份与高水平竞技体育不相容这一长期假设，突显了运动员母亲复杂且有时具有赋权性的经历。然而，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个体经验，较少关注那些使母亲身份在精英体育系统中成为可能、受到限制或被隐匿化的关系性与结构性条件。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运用关怀伦理（care ethics）与生殖正义（reproductive justice）的概念，考察母亲身份如何在精英及竞技体育的日常实践中被经历和协商。研究人员对九位芬兰体育从业者进行了生命史访谈（life-story interviews，N=18），这些从业者担任运动员、教练和领导职务，以理解关怀伦理如何在叙事层面围绕育儿决策和经验被建构，以及这揭示了何种生殖正义问题。运用叙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和创意非虚构（creative non-fiction，CNF）肖像法，研究人员创作了三幅肖像，每幅分别呈现不同的关怀方式及生殖正义的多个侧面。这些CNF故事突显了实现生殖正义所需的必要条件，并展示了关怀的缺失如何使一些人远离父母身份，同时给在体育中竞争的家长们带来压力和伦理张力。通过揭示关怀缺失如何在体育家长中产生生殖不公正和道德困境，本研究将育儿重新界定为一个关系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议题，而非单纯的个人选择问题。研究人员认为，生殖正义为理解体育文化、治理结构和人际关系如何塑造生儿育女、照料子女以及继续留在体育领域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批判性视角。
芬兰体育中的父母身份与生殖正义：基于关怀伦理的创意非虚构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长期以来，母亲身份与高水平竞技体育被认为难以共存。近年来的定性研究虽已挑战这一假设，指出运动员母亲经历中的复杂性和赋权维度，然而此类研究多聚焦个体经验层面，较少系统考察关系性与结构性条件如何使母亲身份在精英体育系统中得以实现、受到制约或遭到遮蔽。换言之，既有文献对运动员母亲个人调适策略的呈现较为充分，但对体育组织制度、治理结构与文化规范如何参与塑造育儿可能性缺乏深入剖析。在这一背景下，芬兰体育系统提供了一个颇具启示性的研究场域：尽管该国拥有广泛且慷慨的育儿支持政策，运动员父母在结合体育与育儿时仍面临显著困难。这提示制度性福利政策本身并不足以保障生殖正义，体育文化中深层的规范与价值取向同样发挥着关键作用。
本研究正是基于上述问题意识展开。研究人员借鉴关怀伦理与生殖正义两大理论框架，旨在回答以下核心问题：芬兰体育从业者如何在叙事中围绕育儿决定与经验建构关怀伦理？这一建构过程揭示了体育情境中何种生殖正义面向？通过引入生殖正义视角，本研究尝试将育儿从个体选择的话语中解放出来，重新定位为在关系网络、制度安排与政治结构中生成的社会现象。
**二、研究方法概述**
该研究依托“谁被排除在精英体育性别平等之外？”（SportEX）跨学科项目（2023–2024），获得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656/13.00.04.00/2023），并获得芬兰教育与文化部资助（资助号OKM/72/626/2023）。研究人员对九名芬兰高水平体育系统从业者（六名女性、三名男性；身份涵盖运动员、教练、领导者及其他体育专业人士）进行了每人两次的生命史访谈，共计18次访谈，每次时长56至99分钟（平均86分钟）。访谈通过Zoom或Microsoft Teams在线进行，或应参与者偏好进行面对面访谈。样本中一名参与者参与残奥体育项目，七人自述为芬兰族、北欧族、白人等高加索人种，一人自我认同为混血，一人未作答。招募途径包括研究团队专业网络、芬兰奥委会合作以及体育相关活动与研讨会的直接邀请。所有参与者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并获得化名，可识别性细节在转录阶段予以删除。数据分析采取迭代的阅读、解释、写作与对话过程，首先整体理解个体育人生命故事，继而运用关怀伦理与生殖正义视角对叙事进行再解读，最终选定三名参与者，采用创意非虚构肖像法呈现研究结果。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第五版）被伦理性地用于润色英语语言表达。
**三、研究结果**
**叙事主题**：跨数据集的分析揭示了关怀意义建构的两大主题。第一个主题“自己的空间”以隐喻形式表达，指个体需求得到满足的可能性，包括接受他人关怀、享受支持性结构、实现自我关怀与职业发展机会以及自我表达自由。该主题指向与体育及育儿结合所需的个人条件。第二个主题“我在世界中的位置”涵盖为他人及社会整体付出的一切，包括对家庭和体育社群的贡献，以及育儿中（期望的）劳动分工。两大主题在每个参与者的生命故事中均有呈现，但内涵宽窄不一。其内容、平衡性及张力在肖像层面呈现出生殖正义的重要维度。
**亨利的故事：享有特权者**：亨利是一位体育组织领导者，前高水平运动员，五十多岁，与同为前运动员的女性伴侣育有两名学龄儿童。其故事揭示了结构性及关系性特权如何使育儿与运动生涯的结合显得“顺畅”。作为优先运动员身份的叙事，亨利在“自己的空间”主题中表现出明显的倾斜，将育儿责任淡化为可轻易解决的“方案”问题，伴侣及公共托育服务承担了大部分实际照护工作。这一模式体现了男性特权与“特权性不负责任”（privileged irresponsibility）概念，即关怀被置于“后台”运行而无需受到关注、讨论或质疑。
**卡特里的故事：安静的变革者**：卡特里是四十多岁的成功教练，因照护责任中断职业生涯十年后重返岗位。其故事展示了制度安排如何边缘化承担照护责任的母亲。因婴儿夜间照护需要无法满足周末连续教育项目的要求，卡特里被实质性地排除在职业发展机会之外，此后多年未被再次邀请参与同类项目。其经历揭示了“结构性不相容”（structural incompatibility）——以无附带责任的日程为前提的组织规则，本质上是为无照护负担的人群设计的，直接阻碍了母亲教练的职业进阶。
**里娜的故事：精疲力竭者**：里娜是三十多岁的女性运动员，兼职教练，与男性伴侣育有一名幼儿。尽管伴侣在比赛期间临时接管育儿，里娜仍承担大部分日常照护责任和道德负担。她以发现叙事（discovery narrative）建构自己的运动参与，将其视为“纯粹为自己做的事”，然而每次离家参赛都伴随着内疚感，并以预先准备餐食、留言等方式进行补偿。其故事最突出地呈现了两大主题间的激烈冲突：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决定被经验为运动生涯的终结，使她不得不在母亲身份与运动生涯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这直接表明了照护支持缺失对生殖自主性的损害。
综合三则肖像可见：亨利的故事体现了特权和关怀的私有化与隐匿化；卡特里的故事揭示了制度安排对母亲教练的边际化效应；里娜的故事则表明照护分配不均如何影响生殖决策。三者共同展现了有子女、照护儿童及继续参与体育的可能性如何在关系责任、制度安排与文化性关怀理解中被塑造。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识别出阻碍体育中生殖正义实现的三个相互关联的障碍。第一，体育系统的组织规则往往无法容纳育儿相关需求；第二，以表现叙事为核心的狭隘运动生涯理解，将不受干扰的持续投入奉为圭臬，同时将关怀贬斥为不具有合法性的价值与实践；第三，关于生殖与照护的性别化话语持续塑造着“谁应承担照护责任”的预期——在全部三幅肖像中，儿童均被假定主要由女性在家庭私人领域中照料。这些模式不仅再现了母亲作为“天然照护者”的建构，也强化了关怀的私有化。从生殖正义的视角来看，性别化权力关系不仅运作于家庭内部，也通过依赖并再生产不平等照护分工的体育治理结构发挥作用。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的贡献在于将生殖正义引入体育领域的关怀分析，拓展了该框架在能动性、不平等与结构性权力等问题上的解释力。研究结论指出，推进生殖正义需要将关怀视为一种集体性和制度性责任，嵌入体育参与的时间、物质与组织条件之中。芬兰情境表明，私人关系往往承担了体育组织未能充分回应的责任。尽管芬兰的家庭政策为照护创造了正式条件，体育环境仍围绕不间断参与、流动性和随时可用的预期加以组织。因此，运动员母亲面临的挑战反映了体育文化与结构对照护责任的系统性排斥。使体育更具家庭友好性，不仅需要提供实际支持，更要求对组织规则、规范以及关于可用性、表现和照护的预设进行批判性审查。体育组织应发展支持有照护责任的运动员和职员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同时承认关怀是集体责任，是体育参与可持续性与公正性的核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