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Emotion regulation and anxiety disorder symptoms: Within-person relations from age 6 to 18 in a birth co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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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现情绪调节与焦虑症状之间存在个体内关系。该关系可能归因于两者的共同因素。改善情绪调节可能无法在个体水平上降低焦虑风险。
未发现情绪调节与焦虑症状之间存在个体内关系。该关系可能归因于两者的共同因素。改善情绪调节可能无法在个体水平上降低焦虑风险。
**《情绪调节与焦虑障碍症状：出生队列中从6岁到18岁的个体内关系》论文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
焦虑障碍在儿童和青少年中患病率接近10%，且首次发作常出现在童年期，并可能持续至成年期，导致学业、人际关系等多领域功能损害，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然而，现有干预措施短期效果有限，长期疗效更不理想，其根本原因可能是未能针对焦虑症状的病因学及维持因素。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 ER）被假设为焦虑的风险因素，已有横断面和前瞻性研究支持二者关联，但多数研究（如使用交叉滞后面板模型，CLPM）未能区分稳定的个体间差异（即一个孩子是否比其他孩子情绪调节更好、焦虑更少）与个体内变化（即情绪调节变化是否预测个体水平焦虑症状变化）。因此，前瞻性关联可能被错误指定，混淆了共同因素（如共享遗传、人格、教养的稳定效应）。为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旨在分离个体内与个体间效应，检验情绪调节变化是否预测焦虑障碍症状变化，并探索年龄和性别的调节作用。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关键技术与方法**
研究基于挪威特隆赫姆早期安全研究（Trondheim Early Secure Study, TESS）出生队列，从2003/2004年出生队列中招募家庭，通过优势和困难问卷（SDQ）进行分层抽样，以增加变异。最终分析样本包括911名参与者，在6、8、10、12、14、16、18岁七次评估。焦虑障碍症状采用半结构化年龄适应临床访谈（PAPA/CAPA/K-SADS/SCID）评估，由经过培训的访谈员分别访谈父母和儿童，症状编码为有无。情绪调节采用情绪调节核查表（ERC）的情绪调节子量表，由父母和教师分别报告（多信息源以减少共同方法偏差）。统计分析采用随机截距交叉滞后面板模型（RI-CLPM），分离个体内和个体间效应，并控制未观测的时间不变混杂因素。使用Mplus 8.11进行估计，应用人口权重调整抽样，缺失数据采用完全信息最大似然法（FIML）处理。
**研究结果**
**4.1 情绪调节与焦虑症状的个体内关系**
通过RI-CLPM分析，除父母报告情绪调节与特定恐惧症的两条路径外，未发现情绪调节与焦虑障碍症状之间的前瞻性个体内关联。具体而言，年龄等同性检验显示，父母报告的情绪调节与广泛性焦虑障碍（GAD）症状、社交焦虑症状、总焦虑症状之间无年龄差异；教师报告的情绪调节与各焦虑症状之间也无年龄差异。仅父母报告情绪调节与特定恐惧症模型中，三条路径存在年龄差异：14岁父母报告情绪调节增加预测16岁特定恐惧症症状减少（β=0.11, p=0.010）；6岁特定恐惧症症状增加预测8岁父母报告情绪调节升高（β=0.11, p=0.016）；其他路径无显著效应。在个体间水平，情绪调节与大多数焦虑测量之间存在中等至小负相关（范围-0.51至-0.19）。个体内同期相关在10-16岁间部分显著，但效应量微小。
**4.2 性别差异**
多组RI-CLPM分析显示，除教师报告情绪调节与社交焦虑模型外，其余模型均无显著性别效应。在教师报告情绪调节与社交焦虑模型中，14岁情绪调节至16岁社交焦虑的路径在女孩中显著（β=-0.27, p<0.001），男孩中不显著，表明女孩中情绪调节降低预测社交焦虑增加，但男孩中未发现此效应。其他模型性别差异不显著。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研究结果不支持情绪调节困难作为焦虑症状发展的风险因素，也不支持反向因果路径（焦虑阻碍情绪调节发展）。个体内效应缺失表明，先前观察到的前瞻性关联可能源于焦虑与情绪调节共享的稳定因素（如气质、教养、遗传），而非个体水平因果效应。年龄和性别差异仅少数显著，需谨慎解释。结论部分翻译如下：多种理论提出情绪调节不良可能增加焦虑障碍风险，而高焦虑也可能阻碍适应性情绪调节发展；这些观点得到横断面和前瞻性研究支持。然而，这些研究混淆了个体间与个体内信息。本研究分离了这些信息，未发现任何证据支持个体水平上情绪调节改善会降低焦虑症状风险，或焦虑症状减少会改善情绪调节，且这一结论跨越6-18岁、不同障碍类型和性别。然而，个体间水平及同期波动相关仍存在，且传统CLPM分析重复了前期前瞻性发现。因此，结果提示先前报告的关联归因于两者共同因素，而非情绪调节作为焦虑病因的一部分，或焦虑抑制适应性情绪调节发展。因此，主要针对情绪调节来预防或减轻焦虑的干预措施可能难以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