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错误”的目标？针对被认为不值得实体的气候抗议策略被视为不道德、不公正，并减少对活动家的支持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Disrupting the “wrong” target? Climate protest tactics affecting entities deemed undeserving are perceived as immoral, unjust, and reduce activist support

　　

近年来，破坏性气候抗议组织——如灭绝叛乱（Extinction Rebellion）、停止石油（Just Stop Oil）和最后一代（Last Generation）——通过故意中断日常生活的行动试图传达气候危机的紧迫性。其中许多策略针对的是被认为对气候变化责任相对较小的实体，如文化机构、美术馆或普通公众，而其他策略则针对被认为责任重大的实体，如化石燃料公司或能够监管这些公司的政府。然而，很少有实证研究考察目标的感知责任——以及由此产生的感知值得性——如何塑造公众对破坏性气候抗议的反应。通过两项使用美国参与者（研究1；N = 246）和英国参与者（研究2；N = 640）的预注册研究，研究人员发现，针对被认为不值得（相对于值得）目标的抗议策略被判断为更不道德，引起对活动家更大的愤怒，并减少了对他们的支持。研究2进一步表明，这些行动被评价为更不公正。然而，目标值得性并未影响对更广泛气候运动、事业或政策的支持。这些发现突显了感知目标值得性在形成公众对破坏性抗议判断中的重要性，并表明气候活动家可以通过将策略指向被认为对气候危机负有更大责任的实体来减少其行动主义所引发的反弹。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

近年来，以“灭绝叛乱”（Extinction Rebellion）、“停止石油”（Just Stop Oil）和“最后一代”（Last Generation）为代表的破坏性气候抗议组织通过故意中断日常生活（如封锁道路、干扰公共事件、针对文化遗址的象征性行动）来传达气候危机的紧迫性。然而，这些抗议的目标差异巨大：从政府、化石燃料公司到公共基础设施和普通公众。引人注目的是，许多高调行动针对的是对温室气体排放或政策决策责任相对较小的参与者（如通勤者、博物馆参观者或体育赛事参加者）。尽管这些针对公众的策略常被辩护为制造紧迫感的注意力吸引手段，而非直接干预排放活动，但它们引发了大量反弹。观察性和实验性研究表明，这些行动经常吸引负面媒体报道，并引发道德辩论。评论员、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反复批评，认为抗议者应针对被认为对气候危害负责的机构，而非无关或脆弱的对象。然而，迄今为止，很少有实证研究系统性地检验目标感知责任（即感知值得性）如何塑造公众对极端气候抗议策略的反应。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抗议策略本身的特点（如极端性、暴力性），而忽视了抗议目标——即承担抗议成本的对象——这一关键维度。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实验方法，检验目标值得性（即目标是否被认为应承担抗议成本）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公众对破坏性气候抗议的道德评价、情绪反应和支持意愿。

**研究概述与结论**

研究人员开展了两项预注册实验，分别以美国参与者（研究1，N = 246）和英国参与者（研究2，N = 640）为样本。研究1采用双组间设计，参与者阅读一篇模仿新闻文章，描述气候活动家放气运动型多功能车（SUV）轮胎的场景。在值得条件下，目标为来自富裕社区的“BlackGold Corp.”石油公司亿万富翁首席执行官（CEO）；在不值得条件下，目标为来自中产阶级社区的当地高中教师。研究2采用三组间设计（值得、不值得、控制），描述活动家向“贝尔法斯特银行”（Bank of Belfast）总行外墙喷漆。在值得条件下，该银行被描述为向化石燃料项目贷款超过9.76亿英镑；在不值得条件下，该银行被描述为向可再生能源项目贷款超过9.76亿英镑，且无化石燃料贷款历史；控制条件下不提及任何贷款信息。两项研究均测量了感知值得性（操纵检查）、感知活动家道德性、对活动家的愤怒、对活动家的支持、对活动家事业的支持、对更广泛气候运动的支持，以及（研究2中）感知不公正性和气候政策支持。

**主要结论**：针对被认为不值得（相对于值得）目标的抗议策略被判断为更不道德（研究1和2），且更不公正（研究2）；引起对活动家更大的愤怒（研究1和2）；并减少对活动家的支持（研究1和2）。然而，目标值得性并未影响对活动家事业（如禁止城市SUV或停止化石燃料项目）的支持、对更广泛气候运动的支持，或气候政策支持（研究2）。这表明，目标值得性主要影响对活动家本身的评价，而非对气候事业或政策的支持。

**意义**：本研究首次系统性地通过实验证明，感知目标值得性是公众评价破坏性气候抗议的重要心理机制，补充了“活动家困境”框架（Feinberg et al., 2020），表明抗议的声誉后果不仅取决于破坏方式，还取决于谁承担成本。研究为气候活动家提供了战略启示：将策略指向被认为对气候变化负有更大责任的实体（如化石燃料公司或政策制定者），可能减少公众反弹，而针对无关实体的策略则可能引发道德谴责和愤怒。

**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的核心方法为两项在线实验，通过Prolific平台招募参与者，样本来源分别为美国（研究1，N=246，平均年龄39.9岁，97名男性，146名女性，3名非二元性别）和英国（研究2，N=640，平均年龄46.3岁，269名男性，366名女性，4名非二元性别，1名其他）。研究采用假新闻文章作为刺激材料，操纵目标值得性：研究1通过改变目标人物身份（石油CEO vs. 高中教师）；研究2通过改变银行描述（资助化石燃料 vs. 可再生能源 vs. 无信息）。所有参与者完成操纵检查（感知值得性）和因变量测量（感知道德性、愤怒、支持等），使用Likert量表（1-5点）。研究设计为完全随机化组间设计，数据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研究1）和方差分析（ANOVA）及Bonferroni校正事后比较（研究2）。所有研究设计、样本量、假设和排除标准均预先注册于OSF平台。

**研究结果**

**研究1（N=246）**
**操纵检查**：值得条件下的目标（石油CEO）被感知为比不值得条件下的目标（高中教师）更值得（p < .001，Cohen's d = 0.85）。
**感知活动家道德性**：针对不值得目标（高中教师）的活动家被判断为更不道德（p = .030，d = 0.28）。
**对活动家的愤怒**：针对不值得目标引发更大的愤怒（p < .001，d = -0.52）。
**对活动家的支持**：针对不值得目标导致支持显著降低（p = .050，d = 0.25）。
**对活动家事业的支持**：目标值得性未影响对禁止城市SUV事业的支持（p = .610，d = -0.07）。
**对更广泛气候运动的支持**：无显著差异（p = .224，d = -0.16）。
**SUV购买意图**：无显著差异（p = .581，d = 0.07）。

**研究2（N=640）**
**操纵检查**：值得目标（资助化石燃料的银行）被感知为显著更值得（p < .001，d = 1.32），控制条件居中（d = 0.65），不值得条件最低。
**感知活动家道德性**：针对不值得目标的活动家被判断为更不道德（p < .001，d = 0.56），值得条件显著高于控制条件（d = 0.43），控制与不值得无显著差异（p = .868，d = 0.11）。
**感知不公正性**：针对不值得目标被判断为更不公正（p < .001，d = 0.90），控制条件显著高于值得条件（d = -0.58），控制条件显著低于不值得条件（d = -0.31）。
**对活动家的愤怒**：针对不值得目标引发更大愤怒（p < .001，d = -0.54），控制条件愤怒高于值得条件（p < .001，d = -0.39），控制与不值得无显著差异（p = .676，d = -0.13）。
**对活动家的支持**：针对不值得目标导致支持降低（p < .001，d = 0.57），值得条件支持高于控制条件（p < .001，d = 0.39），控制与不值得无显著差异（p = .285，d = 0.18）。
**对活动家事业的支持**：值得条件支持高于控制条件（p = .012，d = 0.28），但其他比较不显著（p = .227，d = 0.17；p = .845，d = -0.10）。
**对更广泛气候运动的支持**：无显著差异（p = .132，η²_p < 0.01）。
**气候政策支持**：无显著差异（p = .566，η²_p < 0.01）。

**总结讨论与结论**

**总结讨论**：两项研究一致表明，破坏性气候抗议策略针对被视为不值得目标时，会引发更强烈的道德谴责（更不道德、更不公正）、更大的愤怒和更低的直接支持，但这些负面评价并未扩散到对更广泛气候事业、气候运动或气候政策的支持。这一模式支持了“活动家困境”框架，即破坏性策略可能吸引注意力但损害活动家声誉，同时表明目标值得性是独立于策略极端性的重要维度。研究2中控制条件与不值得条件在多数结果上无显著差异，暗示公众在缺乏明确信息时默认将目标视为不值得，这为活动家通过沟通明确目标责任提供了战略意义。讨论还指出，尽管感知值得性在操纵中成功区分了条件，但绝对水平仍较低（即使值得目标也仅被评价为中等值得），这可能反映了公众对施加成本行为的普遍道德保留。路径分析（探索性）支持感知值得性作为中介机制。未来研究应扩展至不同文化、政治背景和社会运动，并考察自然情境下的生态效度。

**结论**：虽然破坏性策略常以紧迫性或有效性为由，但本研究表明，向被认为对气候危害责任较弱的实体施加破坏可能会削弱公众支持，即使更广泛的事业得到广泛认可。从实践角度看，气候抗议的战略有效性可能部分取决于将抗议目标与普遍感知的气候变化责任对齐。明确针对被认为因果责任方的策略（如化石燃料公司或政治决策者）可能比针对无关公众或相对良性的机构更不易引发道德反弹。更广泛地，结果强调了关于伤害和应得性的道德判断如何塑造公众对气候行动主义的反应，这对于理解抗议何时动员支持、何时可能引发反对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