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Supply Chain Digitalisation and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Structural and Resource Empowerment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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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企业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已成为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的核心议题。基于2010至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共13,917个观测值），本研究从供应链网络视角构建了结构赋能与资源赋能双路径框架，系统揭示供应链数字化影响企业ESG
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企业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已成为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的核心议题。基于2010至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共13,917个观测值），本研究从供应链网络视角构建了结构赋能与资源赋能双路径框架，系统揭示供应链数字化影响企业ESG表现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供应链数字化显著提升ESG表现（β = 4.4127, p < 0.01），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进一步显示，数字化通过提高企业的网络中心性（β = 0.4036, p < 0.01）和结构洞位置（β = ?0.1668, p < 0.05）产生结构赋能，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β = ?0.8366, p < 0.01）和促进实质性绿色创新（β = 0.6263, p < 0.05）产生资源赋能。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正向效应在规划、生产和物流环节，在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在产业链上游企业，在低环境不确定性以及高市场竞争环境下更为显著。本研究从中观网络视角拓展了企业ESG表现形成机制的相关文献，并为寻求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协同的企业提供了实证依据。
**1. 研究背景与问题**
随着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的协同推进，通过数字技术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成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目标。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016年的22.6万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59.2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48%；A股上市公司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披露率从2019年的不足10%升至2025年的59.5%。然而，数字化与绿色发展的结构性脱节依然存在：领先企业如海尔、美的通过部署先进数字供应链基础设施实现了ESG表现显著提升，而大量中小制造商受限于数字投资失衡、吸收能力不足和业务系统碎片化，难以将数字化转化为ESG竞争优势。现有研究存在三个局限：一是分析视角单一，多聚焦微观企业或宏观制度，缺乏对供应链网络中观层面的系统考察；二是对网络的理解线性化，忽视数字化引发的网络重构，未能捕捉网络嵌入性差异带来的分化机制；三是机制解释碎片化，结构路径与资源路径相互割裂，未能统一解释其协同效应。为此，本研究整合数字赋能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资源编排理论，构建“结构赋能—资源赋能”双路径框架，系统探究供应链数字化如何影响企业ESG表现，并考察其在不同供应链环节、行业特征、产业链位置和市场环境下的异质性表现。
**2. 研究内容与结论**
本研究以2010–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共13,917个观测值），通过文本分析构建供应链数字化指标，运用社会网络理论量化企业在供应链网络中的中心性和结构洞，建立面板回归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机制，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处理内生性。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1）供应链数字化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β = 4.4127, p < 0.01），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更换因变量、自变量、聚类标准误、固定效应结构、样本调整、滞后变量等）中保持稳健。（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通过两条平行路径发挥作用：结构赋能路径——提高网络中心性（β = 0.4036, p < 0.05）和结构洞优势（β = ?0.1668, p < 0.05），增强企业在供应链网络中的信息整合与资源控制能力；资源赋能路径——缓解融资约束（β = ?0.8366, p < 0.01）并促进实质性绿色创新（β = 0.6263, p < 0.05），为ESG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突破。（3）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在规划、生产和物流环节的ESG赋能效应显著强于采购和销售环节；在资本密集型行业（β = 10.0106, p < 0.01）和劳动密集型行业（β = 6.6840, p < 0.01）中效果显著，而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不显著；上游企业（β = 5.9866, p < 0.01）的获益大于中下游企业；低环境不确定性（β = 5.9136, p < 0.01）和高市场竞争（β = 7.8692, p < 0.01）条件下效果更突出。（4）维度分解表明，数字化主要提升环境（E）和治理（G）维度，对社会（S）维度的影响尚不显著。该研究发表在《Sustainability》期刊。
**3.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基于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部分的关键词词频构建供应链数字化指标（Dsc），并拆分为规划、采购、生产、销售、物流五个维度。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根据年报披露的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信息构建企业间交易网络，通过Pajek软件计算网络中心性（Degree）和结构洞（STH）。ESG表现数据来源于彭博ESG综合评分（Bloomberg ESG Composite Score）。融资约束采用KZ指数衡量，绿色创新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专利数据库，分为实质性绿色创新（绿色发明专利申请）和策略性绿色创新（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样本来源为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4年数据，财务与治理变量来自CSMAR数据库。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
ESG表现均值为31.1591，中位数29.3331，标准差10.6839，表明整体水平中等且企业间差异显著；供应链数字化均值为0.0483，中位数0.0181，最大0.2490，显示多数企业处于早期阶段，为识别边界效应提供基础。
**4.2 基准回归分析**
仅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时，Dsc系数为5.9685（p < 0.01）；加入企业特征控制变量后，系数为4.4127（p < 0.01），表明供应链数字化显著提升ESG表现，支持假设H1。
**4.3 中介效应分析**
**4.3.1 结构赋能的中介效应**
以网络中心性（Degree）为中介变量，Dsc系数为0.4036（p < 0.05）；以结构洞（STH）为中介变量，Dsc系数为?0.1668（p < 0.05），表明数字化通过提高网络中心性和扩大结构洞优势间接促进ESG表现，支持假设H2a和H2b。
**4.3.2 资源赋能的中介效应**
以融资约束（KZ）为中介变量，Dsc系数为?0.8366（p < 0.01）；以绿色创新为中介变量，实质性绿色创新（EnvrInvPat）系数为0.6263（p < 0.05），而策略性绿色创新不显著，表明数字化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实质性绿色创新提升ESG表现，支持假设H3a和H3b。
**4.4 内生性处理**
采用工具变量法（行业-年均数字化水平IV1和滞后一期数字化IV2），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第二阶段Dsc系数为9.6848（p < 0.01），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倾向得分匹配（1:2近邻匹配和半径匹配）后，Dsc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结论稳健。
**4.5 稳健性检验**
更换因变量（华证ESG评分）后Dsc系数为4.7600（p < 0.01）；更换自变量（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政策DID设计）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采用企业层面聚类标准误、加入企业固定效应、行业-年份交互固定效应后结果仍显著；剔除2020年样本、使用滞后一期和两期Dsc、加入破产企业样本后结论不变；进一步检验显示，文本指标Dsc与数字无形资产（DigAsset）显著正相关（β = 18.2796, p < 0.01），排除“数字漂绿”担忧。
**4.6 异质性分析**
**4.6.1 供应链环节异质性**：规划阶段（β = 52.9480, p < 0.10）、生产阶段（β = 28.6170, p < 0.05）和物流阶段（β = 7.9368, p < 0.05）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ESG，采购和销售阶段不显著。
**4.6.2 行业要素密集度异质性**：资本密集型（β = 10.0106, p < 0.01）和劳动密集型（β = 6.6840, p < 0.01）行业效果显著，技术密集型行业不显著。
**4.6.3 产业链位置异质性**：上游企业（β = 5.9866, p < 0.01）效果强于中下游企业（β = 3.6570, p < 0.01）。
**4.6.4 环境不确定性异质性**：低不确定性组（β = 5.9136, p < 0.01）显著，高不确定性组不显著。
**4.6.5 行业竞争异质性**：高竞争组（β = 7.8692, p < 0.01）显著，低竞争组不显著。
**4.6.6 ESG维度异质性**：环境维度（E）和治理维度（G）显著提升，社会维度（S）不显著。
**5. 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以2010–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研究借助数字赋能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资源编排理论，构建了结构赋能与资源赋能的双路径框架，系统考察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传导机制及边界条件。主要发现如下：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水平越高，企业总体ESG表现越好，该结论在多重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中保持稳健。这些发现将供应链数字化经济后果的研究从效率视角拓展至可持续性维度，为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的协同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供应链数字化通过两条平行路径提升ESG表现：通过结构赋能，提高企业的网络中心性和结构洞优势，增强其在供应链网络中的信息整合与资源控制能力，从而间接促进ESG表现；通过资源赋能，缓解融资约束——为ESG相关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促进以核心环境技术突破为导向的实质性绿色创新。该机制分析厘清了供应链数字化影响ESG表现的内在逻辑，将供应链从交易性链条重新概念化为价值创造网络，超越了以往研究单一机制的解释。供应链数字化的ESG提升效应具有高度异质性。在规划、生产和物流环节的数字化对ESG的正向影响强于采购和销售环节（后两者效应较弱或不显著）；在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效果比技术密集型行业更显著；上游企业的获益大于中下游企业；在低环境不确定性和高市场竞争条件下效果更强。这些结果表明，供应链数字化对ESG表现的影响并非均匀扩散，而是由企业网络位置和制度环境共同塑造，体现出强烈的情境依赖性。供应链数字化驱动的ESG改善集中于环境与治理维度，对社会维度尚未产生显著影响。这表明当前数字化转型实践仍以经济效率和环境合规为导向，尚未将员工权益、供应链社会责任等社会关切充分嵌入数字系统，为优化数字化战略以实现更均衡的ESG发展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