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织合法性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国际商务以及更广泛的管理学研究领域的核心位置（例如，Chan & Makino, 2007；Kostova & Zaheer, 1999；Kostova等人，2008；Suddaby等人，2017）。先前的研究已经证实，合法性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条件，对于在不同制度环境中运营的跨国企业而言更是如此（例如，Khan等人，2026；Lu & Xu, 2006；Zimmerman & Zeitz, 2002）。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反全球化压力增大、技术民族主义兴起、监管干预增多以及国内文化政治争议频发的背景下，合法性研究的实际意义还将进一步凸显（Cui等人，2023；Luo, 2022, 2024；Luo & Van Assche, 2023）。
任何组织的合法性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行为和特征，还受到其他相关组织的影响。Kostova和Zaheer（1999）提出了“合法性溢出效应”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不同实体之间在合法性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国际商务研究中，合法性溢出效应通常在研究跨国企业及其海外子公司的情境中被探讨。不过，如今随着企业所处的环境日益呈现出复杂的跨境相互依赖关系、对海外分支机构的审查越来越严格，以及评价性判断的快速传播，合法性溢出效应也为理解更多当代国际商务现象提供了有用的视角。例如，福特计划在美国建立的电动汽车电池工厂就因为从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企业引进技术而遭到公众质疑（Shepardson, 2024），这表明即便通过间接的合同关系，合法性问题也可能波及到相关企业。另一个例子是，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的一些有争议的政治行为导致该公司在多个海外市场面临合法性挑战（Reuters, 2025），这说明合法性评价可以从个人延伸到与其有关联的组织。
自Kostova和Zaheer（1999）提出这一重要概念以来，合法性溢出效应在国际商务以及战略、组织理论、伦理学、创业学等相关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研究（例如，Galloway等人，2023；Jonsson等人，2009；Kuilman & Li, 2009；Zhou & Wang, 2020），同时也被纳入社会科学的其它研究范畴（例如，Isaak & Walby, 2022；Jolly & Hansen, 2022）。这些研究大大拓展了研究范围和实证覆盖面，探讨了不同主体、不同情境以及不同评价背景下的合法性溢出效应。但与此同时，这些研究也基于一些多样且有时不够完善的假设，比如关于合法性溢出效应的形成机制、参与溢出过程的主体是谁，以及合法性评价是如何跨越组织和国家界限传播的。因此，那些研究类似现象的成果往往建立在不同的概念基础之上，限制了对国际商务中合法性溢出效应的系统性理解。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基于105篇发表在国际商务及相关领域的经过同行评审的文章，构建了一个整合性的合法性溢出效应过程模型，该模型汇总了现有的研究成果，并明确了其中的各种假设。该模型在一个统一的过程导向框架内，将引发溢出效应的因素与认知机制以及组织层面的结果联系起来，同时考虑了主体多样性、观察与意义建构以及跨境情境的作用。它解决了现有文献中的四个常见研究盲点。首先，以往的研究往往将合法性结果视为二元对立的，只关注正面或负面的溢出效应，而没有探讨合法性水平的渐进式变化和方向性变动。其次，很多国际商务研究都采用以跨国企业为中心的视角，重点研究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系（例如，Kano & Iriyama, 2023；Surroca等人，2013；Yiu & Makino, 2002），而对其他参与合法性评价的主体关注较少。第三，许多研究将合法性溢出效应视为一个隐性的过程，没有揭示出将触发因素与结果联系起来的认知机制。最后，以往的研究相对忽视了跨境制度和文化背景以及意义建构过程如何影响合法性溢出效应在不同主体之间的传播范围。
我们的研究为国际商务领域做出了两项贡献。首先，这个过程模型将合法性溢出效应的各个关键要素整合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解决了现有文献中的四个常见研究盲点。更重要的是，它明确了受众形成和概括合法性评价的三种认知策略，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相同的触发条件下，不同企业和不同情境下会出现不同的溢出效应。因此，该模型为开展更系统的国际商务中合法性溢出效应研究提供了共同的理论基础。其次，基于该模型的结构，我们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旨在推动针对这一现象的更具累积性、以机制为基础且符合具体情境的理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