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问责机制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因果效应:来自中国环境督察制度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The Causal Effect of Official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on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s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 System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16日 来源: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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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全球空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以及各国在环境治理方面寻求制度创新,通过制度设计提升环境政策的效果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以中国的环境监察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官员问责机制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因果影响。通过差异比较法及相关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官员问责机制对空气质量有

  

摘要

随着全球空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以及各国在环境治理方面寻求制度创新,通过制度设计提升环境政策的效果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以中国的环境监察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官员问责机制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因果影响。通过差异比较法及相关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官员问责机制对空气质量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这种问责机制主要通过加强地方环境治理力度和推动区域产业升级两大途径来改善空气质量。此外,我们还发现市场力量显著影响着问责机制的环境效果——市场规模较大、市场活力较强且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能从问责机制中获得更大的环境效益。本研究为官员问责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有力的因果证据,也为全球范围内设计混合式制度与市场治理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尤其对那些希望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章节节选

理论框架

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非相互排斥,利用生态优势可以实现两者的协同发展(Buttel,2000;Cai & Li,2018)。然而,在中国的环境治理模式下,顶层政策设计由中央政府负责,而具体实施则由地方政府承担。在GDP至上的激励机制下,地方官员往往会牺牲

加强环境治理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以地域管理作为环境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而这已成为制约污染控制效果的关键制度瓶颈(Young等人,2015)。地域管理导致了监管与问责职能的重叠、监管效率低下,甚至出现监管部门与污染企业之间的暗中勾结现象(Liu等人,2016;Yu等人,2019)。借鉴Gunnar Myrdal的“软国家”理论,

财政压力差异性

各地区之间的财政压力差异可能制约环境治理的效果,从而导致空气质量方面的区域差异。财政压力不仅反映特定时期公共收入与支出之间的结构失衡,还体现了地方政府分配财政资源及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在面临较大财政压力的地区,有限的预算资源可能会削弱

市场规模差异性

市场规模的差异可能对空气质量改善产生不同的影响,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往往能产生显著的倍增效应。市场规模不仅指特定市场在一定时期内能够维持的经济活动总量,还体现为其潜在需求的上限。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不断降低的边际成本会促使企业将研发投资用于污染控制技术的发展。这种变化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时间跨度为2012年至2022年,选取了中国30个省份(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数据作为样本。选择这一数据集的原因是,中国的省级行政单位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治理方面都是相对独立且完整的实体。中国各省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及资源调配能力

变量测量

因变量:空气质量(Air)。我们以中国各省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的自然对数作为空气质量(Air)的替代指标。为提高分析的稳健性,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还使用了各省烟尘排放量的自然对数作为空气质量的另一衡量指标。
自变量:环境保护监察制度(Inspection)。环境保护监察制度是至关重要的

基准回归分析

基于上述数据集,我们运用方程(1)进行回归分析,以研究官员问责机制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分析结果见表2。第(1)列展示了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根据这一分析结果,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为负,表明环境保护监察制度的实施带来了

平行趋势检验

差异比较法的一个核心假设是,在政策实施之前,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因变量趋势是平行的。也就是说,在干预措施生效之前,两组之间的因变量趋势不应存在显著差异。为验证这一假设,我们采用了Beck(2010)提出的方法,以政策实施年份作为参照标准

中介机制检验

在前文中,我们已通过差异比较法确认了环境监察制度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并通过多种检验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结论的稳健性。在本节中,我们将通过实证分析,探讨官员问责机制影响空气质量的内在机制,重点检验研究中提出的两条关键中介路径。我们纳入了两个中介变量——即

结论

在全球空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以及环境治理制度创新的关键时刻,通过制度设计提升环境政策的效果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本文以中国的环境保护监察制度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官员问责机制对空气质量的影响。通过准自然实验的方法

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

根据研究结果,我们也明确了当前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首先,虽然本研究聚焦于中国环境保护监察制度下的官员问责机制,并采用准自然实验设计来验证其因果关系,但研究背景主要基于中国的行政体制和治理环境。问责机制的作用路径和效果可能在其他

资金支持

本研究得到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智能供应链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编号:24BJL109)的支持

未引用参考文献

Conefrey等人,2013;Wang等人,2021

CRediT作者贡献说明

周畅:文章撰写——初稿撰写、数据整理、概念构建。吴永民:文章撰写——审阅与编辑、研究指导、资源协调、资金获取、概念构建。李文宇:文章撰写——初稿撰写、软件应用、方法设计、数据收集、定量分析。
Zhou Chang|Yongmin Wu|Wenyu Li
吉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中国长春13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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