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下而上的环境监管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中国公众环境意识提升的实证研究

《Economic Modelling》：Bottom-up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firm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vidence from rising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China

　　摘要：本文探讨了以公众环境意识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环境监管是否能够加速中国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借助2015年纪录片《穹顶之下》播出所带来的外部冲击——该纪录片显著提升了中国各城市的环保意识——我们运用差异对比法，以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数据为分析基础。初步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公众环境意识会显著推动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表明，环保意识的提升促使公众更多报告污染事件，从而给工业企业带来更大压力，迫使它们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创新和绿色发展。进一步的研究则显示，在公众环境意识较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对数字经济的重视以及更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对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起着关键作用。

引言：空气污染仍是全球最普遍的环境问题之一，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尤为严重。大量研究表明，空气污染会危害人类健康（Greenstone和Hanna，2014；Ebenstein等人，2017），降低劳动生产率（Graff Zivin和Neidell，2012；Fu等人，2021），并减少社会福利（Ito和Zhang，2020）。这些成本使得污染控制成为治理领域的核心挑战，同时也引发了关于环境压力如何影响企业行为的诸多疑问。传统上，政府依靠正式的监管措施来强制或激励企业减少排放。然而，如今污染治理也越来越依赖于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能够促使他们举报污染行为、监督企业行为，并揭露那些污染严重的企业（Tu等人，2020），从而引发监管机构的反应，同时也让企业面临更严格的公众监督。现有研究显示，这种公众压力能够改善企业的污染控制行为（Gu等人，2021；Zhou和Ding，2023）。不过，它是否会影响企业除直接治理污染之外的决策，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本文研究的正是此类决策之一：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指的是企业通过信息、计算、通信和连接技术带来的变革，来提升自身绩效的过程（Vial，2019）。这一指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为它既不属于狭义的污染控制措施，也不是常规的合规响应。相反，它要求企业投入资金、管理资源以及组织能力，以实现技术和运营层面的升级。因此，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推动企业实现运营革新、提升战略灵活性以及重新定位市场竞争地位（Chen和Srinivasan，2024；Cong等人，2024；Gaspar等人，2024）。与此同时，数字技术还能帮助企业减少排放、提升环境绩效（Tang等人，2023；Wei等人，2024），这使得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应对环境压力的一种重要方式。研究这一结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公众环境意识是否促使企业采取超越单纯污染控制的更广泛战略调整。不过，从理论上来看，这种响应的方向并不明确。波特假说认为，严格的环境压力能够促使企业寻找、采用或开发更清洁的技术，同时调整产品和生产流程，从而提升环境和经济绩效（Porter和van der Linde，1995）。这一假说主要是在正式的、自上而下的环境监管背景下提出并得到验证的，在那种环境下，合规成本会直接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而公众环境意识则代表另一种形式的压力。与通过法律制裁强制要求合规的正式监管不同，公众环境意识属于一种软性监管形式（Gu等人，2021）或非正式制度（Tao等人，2023），它并非通过提高违规成本来影响企业，而是通过改变企业主动采取环保行动的收益来发挥作用。在这种自下而上的压力之下，数字化转型可能成为一种向各方利益相关者展示企业环保承诺的明显战略举措。数字技术通过推动更绿色的生产方式、促进知识整合（Tang等人，2023），以及通过提升生产效率直接减少排放（Wei等人，2024），为这一过程提供支持。因此，公众环境意识可能会促使企业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实现绿色发展的途径。不过，公众环境意识也可能阻碍数字化转型。资源分配理论指出，企业必须在各种相互竞争的活动之间分配有限的资源（Bower，2018）。当企业面临强烈的外部环境压力时，它们可能会增加即时的环境投资，比如建设污染控制设施或投入治理费用（Zhang等人，2019；Liu等人，2022；Zhang和Zhang，2024）。由于数字化转型成本高昂、风险较大且对企业的组织能力要求很高（Vial，2019），处于压力下的企业可能会优先考虑那些能够立即看到成效的合规投资，而非那些前景不确定的数字化项目（Wang等人，2024；Xiao等人，2024）。这种替代效应究竟会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具体的监管环境以及不同应对措施的替代可能性。这两种效应的强度则取决于环境压力的性质以及企业响应的特征。在正式监管环境下，合规是法律规定的，可采用的应对措施也较为有限；企业可以通过按规定投资污染控制设备来表明自己已遵守规定，因此在财政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企业更有可能放弃其他更广泛的战略举措。而在软性监管环境下，没有固定的行动准则，企业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应对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很难被传统的末端治理投资所替代，因为数字化转型是一种持续性的组织变革，能够被利益相关者观察到，而且无法通过空谈来模仿。同时，数字化转型本身成本高昂且对组织能力要求高，所以对于那些财政状况不佳的企业来说，资源分配机制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在软性监管环境下，数字化转型的信号作用为企业提供了一种途径，让公众环境意识能够推动那些在正式监管环境下难以实现的战略转型。因此，其总体效应应该是积极的，不过其具体程度仍需通过实证研究来确定。我们在中国工业领域背景下探讨了这一问题。工业企业是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来源，因此既面临着严格的监管审查，也承受着巨大的公众环境压力。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重要地位：2022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总量的30.2%，这意味着中国工业的数字化升级不仅对经济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也对环境可持续性有着重要影响。中国政府也将工业数字化转型列为重要政策目标，通过国家战略和地方试点项目来推动数字化进程。然而，尽管有这些举措以及数字化转型的潜在好处，许多企业仍然不愿增加数字化投资。在如此大的环境压力、强烈的政策推动以及企业自身数字化意愿不足并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这一背景来研究公众环境意识是否能够成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另一股力量。不过，要确立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面临着两个主要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测量误差。现有研究通常使用调查数据（Liu和Mu，2016）或网络搜索指数（Kahn和Kotchen，2011；Tao等人，2023）来衡量地区层面的公众环境意识。基于调查的测量方法往往受到成本和覆盖范围的限制，因为这类调查只在特定的年份和地区进行，难以构建一个时间跨度长且地理范围广的面板数据。而基于搜索指数的测量方法虽然覆盖面更广，但也存在其他问题：研究人员往往会选择不同的关键词或不同的组合方式，这不仅降低了不同研究之间的可比性，还可能影响测量的准确性。第二个挑战是遗漏变量偏差。公众环境意识受多种地区特征的影响，包括人口结构、经济状况、环境风险、教育水平以及媒体报道程度（Liu和Mu，2016）。这些因素中的很多也可能影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决策（Wang等人，2024）。由于这些地区特征难以完全准确地衡量，传统的回归分析可能会将公众环境意识的影响与其他当地的数字化决定因素混为一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理想的实证设计应该利用那些能够产生合理外部变化的冲击事件，然后通过差异对比法来估算其影响（Gu等人，2021，2022）。我们以2015年纪录片《穹顶之下》的播出作为准实验冲击。这部由前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执导制作的纪录片，深入调查了雾霾问题，分析了其成因、危害及可能的解决方案。该纪录片播出后引发了广泛的公众关注，极大地提升了公众的环保意识（Qin等人，2020），同时也提高了公众愿意为改善环境质量付出成本的意愿（Tu等人，2020）。由于不同城市对这部纪录片的关注程度存在差异，我们可以利用《穹顶之下》引发的环保意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构建差异对比模型。由于这种由纪录片引发的公众关注变化是通过客观的网络搜索数据在城市层面进行衡量的，这种方法也能有效缓解测量误差的问题。我们使用指数法构建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指数，研究发现，《穹顶之下》播出后，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比样本平均水平高出约4%。使用词典法构建的数字化转型指标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为了减少潜在混淆因素对我们实证结果的影响，我们控制了当地互联网普及率、教育水平以及环境政策等因素。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这部纪录片的播出依然对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积极影响。这些结果表明，较高的公众环境意识会加速工业领域的企业数字化进程。前述分析指出了公众环境意识可能通过多种渠道改变企业战略。更高的环保意识能够激励公众更积极地参与环境治理，从而给企业施加压力，促使它们采取更具创新性的做法。与这一解读相符的是，纪录片播出后，各地居民的环保参与度指标，包括向当地官员在线投诉以及搜索环保投诉热线的行为，都出现了显著上升。公众环境意识还能推动企业加大创新力度，包括增加研发投资和专利申请数量，这与波特假说是一致的。通过分析企业响应的构成，我们发现，公众环境意识虽然能整体上推动企业创新，但推动数字化转型主要是通过企业采用现有技术，而非专门开展数字化相关的研发工作。这种模式符合战略信号传递的逻辑：企业利用现有的数字解决方案来展现自身的环保承诺，而将真正的创新努力投入到传统的研发工作中。财务约束显著影响了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响应程度。我们将企业按照冲击前的财务约束指数进行分类，发现那些原本财务约束就比较严重的企业在面临公众环境压力时，数字化转型的程度更低。这一发现与资源分配理论相符：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企业会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立即看到成效的合规投资，而非那些前景不确定的数字化项目。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虽然区域内的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财务约束，但它并不能有效帮助企业利用数字化转型来应对日益严重的公众环境压力。这可能是因为，尽管财务资源是实施数字化转型所必需的，但并非充分条件。企业能否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取决于是否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支持。因此，我们研究了各地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以及法律环境，是如何影响公众环境意识与数字化转型之间关系的。对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视能够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而健全的法律环境则能保障这些努力的成果。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在那些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或拥有完善法律框架的地区，公众环境意识对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为显著。这表明，如果政府希望推动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那么他们还必须努力营造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环境。本文为相关研究做出了三方面的贡献。首先，它拓展了我们对环境治理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解。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数字化转型的决定因素，这些因素既包括企业内部的特征（如Cai等人，2024；Cao等人，2024；Li等人，2023），也包括外部环境因素（如Liu等人，2024；Wang等人，2024；Zhang等人，2024；Zhang和Jing，2024；Zhen等人，2023；Zou等人，2025）。近期，学者们开始研究作为关键宏观政策工具的环境监管如何影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张和张，2024；肖等，2024）。然而，现有文献主要关注企业对正式法规要求的合规性回应。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非正式的环境压力也在影响企业的决策，其范围远超单纯的污染治理，涵盖从财务报告到环境投资等多个方面（胡等，2024；吴等，2025）。不过，这种自下而上的压力如何影响更广泛的战略转型，其理论机制仍需进一步发展。我们扩展了波特假说，将从正式监管下的合规驱动创新延伸至软性监管下的信号驱动战略转型，并提供了公共环境关切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的实证证据。在方法论上，我们以纪录片《穹顶之下》的播出作为准实验冲击，以此解决以往研究中存在的测量误差和内生性问题。其次，本研究推动了关于公共环境关切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的研究。现有研究已记录了个体层面的行为反应，如增加购买绿色产品的意愿（明顿和罗斯，1997）以及更频繁地报告污染行为（王和周，2021）。而公共环境关切是否会影响涉及大量资源投入和长期组织变革的企业战略决策，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充分探讨。我们证明了公共环境关切会因果性地影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同时指出公民参与和创新活动是其中的关键渠道。由此，我们为自下而上的环境压力不仅影响个体行为，还影响企业层面的战略决策提供了证据。第三，本研究也为关于大众媒体社会经济影响的文献做出了贡献。早期研究主要探讨大众媒体如何塑造公众态度和个体行为（根茨科夫和夏皮罗，2008；凯尼和莱文，2015），而近年来的研究则侧重于特定信息冲击的影响（涂等，2020）。我们通过研究表明，媒体传播的环境知识不仅影响公民在环境治理中的参与度，还影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决策。这一发现揭示了一条在媒体经济学文献中较少被关注的传导路径：即从媒体到公众关切，再到企业战略。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节阐述制度背景，第三节介绍数据与实证方法，第四节呈现实证结果，第五节给出结论。

制度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最初的30年里采取了粗放型发展战略。虽然这种模式带来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吸引了全球目光，但也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2007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有16个位于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年度经济损失约占该国GDP的10%。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的实证研究基于三个主要数据源。首先是中国股市与会计研究数据库（CSMAR），该数据库结合了COMPUSTAT等权威数据库的专业标准，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是一种用于分析中国上市公司行为的精准研究型数据库。CSMAR提供了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财务状况等方面的关键信息。

基准结果
表2展示了实证模型（1）的结果，该模型分析了纪录片《穹顶之下》的播出对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第（1）列中，我们仅控制了企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结果发现，公众对该纪录片的关注度提高显著促进了这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为减少遗漏变量可能带来的偏差，第（2）列增加了更多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结论
本文研究了自下而上的公共环境关切是否以及通过何种渠道影响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我们以2015年纪录片《穹顶之下》引发的环境问题关注度激增作为外生冲击，采用了差分法，利用不同城市在关注度反应强度上的差异来进行分析。在各种基准设定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

利益冲突声明
无。

致谢
我们感谢编辑和匿名审稿人对我们手稿的细致评审以及他们提出的富有建设性和洞察力的意见。同时，我们也衷心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4BJL086）的资助。其余所有错误均出在我们自身。

文强
中国四川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