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替代品到互补品：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人力资本配置

《Economic Modelling》：From substitutes to complements: Human capital allocation between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摘要：企业在将稀缺的人力资本分配于技术效率提升与社会创新之间时面临着重大挑战。诸如道德采购和循环供应链之类的社会举措有助于塑造品牌形象并实现产品差异化，但这类举措所需的透明度却会不可避免地将企业的运营秘诀泄露给竞争对手。我们明确了这两种投资之间的战略关系，并指出这种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在投入水平较低时，知识外溢效应占主导地位，两种路径表现为战略替代品；而一旦超过某个临界阈值，由此带来的差异化效果会削弱竞争压力，同时提升技术投资的回报，使二者变成战略互补品。这一转变在伯特兰定价、寡头竞争以及完全对称博弈环境下都具有稳定性。从福利角度而言，整个市场始终存在对社会创新供给不足的问题，而两项针对人才的庇古补贴恰好能够弥补这一缺口，为那些日益注重可持续性与效率的行业提供可行的政策设计依据。

引言：要维持竞争优势，企业必须对其创新组合做出明智的决策。当需要将专门化的人力资本分配到不同的创新路径上时，这一挑战尤为突出（Teece, 2007; O’Reilly and Tushman, 2013）。传统上，技术创新通过提升内部生产率及降低边际成本来创造私人收益（Lund Vinding, 2006; Sun et al., 2020）。相比之下，社会创新则旨在通过将道德、可持续或以社区为导向的解决方案融入企业核心战略，来应对更广泛的社会问题（Porter and Kramer, 2006; Gasparin et al., 2021）。推进社会创新需要企业做出战略承诺，以此提升品牌价值并实现产品差异化（Dionisio and de Vargas, 2020）。然而，由于社会创新涉及外部利益相关者以及公开的市场实践，它极易导致运营知识外溢，从而让竞争对手无意中降低成本（Cassiman and Veugelers, 2006; Veugelers, 1997）。

有许多案例表明，企业对社会创新的投入既提升了其市场差异化优势，又为竞争对手带来了成本降低效应，这就使得人力资本分配面临权衡。例如，巴塔哥尼亚通过“Worn Wear”计划对循环经济基础设施的投资极大地增强了其品牌差异化优势，但其逆向物流的运营方案已被其他户外服装品牌逐步模仿（Fürst and Akda?, 2025）。与此同时，推进社会创新还会与企业依赖的那些专门人才产生竞争，这些人才被用于企业自身的先进材料研发工作，比如H2No性能测试项目（Patagonia, Inc, 2026）。类似地，宜家的“IWAY”计划通过实施严格的劳动与环境标准来提升该品牌的差异化优势，但由此产生的审计流程和供应商发展工具为其他竞争对手提供了可借鉴的模板，降低了他们的实施成本。更为关键的是，构建此类社会基础设施还需要那些专门从事运营工程的人才，而这些人才正是宜家用来持续降低自身制造和物流成本的关键力量（Manufacturing Digital, 2024）。

巴塔哥尼亚和宜家的战略现实引出了若干现有文献尚未解答的问题：在何种条件下，当竞争对手逐步复制领先企业的社会基础设施（如逆向物流网络或经过审计的供应商标准）时，企业投资于自有成本降低技术的战略动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企业对这类社会举措的投入深度——无论是遵循基本合规标准，还是建立起完善的循环经济模式——又如何决定可持续性与发展技术效率究竟是会对人才资源造成竞争性消耗，还是能形成相互支撑的战略资产？此外，产品市场结构以及不同类型人才（如材料科学家与可持续发展审核员）的工资水平，又如何影响企业在这两条创新路径上的最佳资源配置？

以往关于创新战略的研究已经深入探讨了人力资本在提升技术效率方面的作用（Lund Vinding, 2006; Sun et al., 2020），以及社会责任在构建品牌价值方面的重要性（Porter and Kramer, 2006; Dionisio and de Vargas, 2020）。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将这两种创新路径视为独立存在的，隐含地假设运营效率与企业使命之间存在固定不变的关系。这其实是不够准确的，因为正如前述案例所示，企业往往需要利用同一批稀缺的专门人才来同时推进这两类创新。由于未能将这些决策整合为一个统一的资源配置问题，现有理论无法解释当企业加大社会创新投入时，其战略动机所发生的内部变化。因此，关于企业在面对这两种相互关联的创新路径时应如何配置人才资源的理论框架仍然不够清晰。

为明确这些动态关系，我们构建了一个经济模型，在该模型中，一家领先企业与一家跟随企业共同在产品市场上展开竞争。领先企业会将专门化的人力资本分配到两条创新路径上：一是用于技术研发，以降低企业的边际成本；二是用于社会创新，虽然这能提升产品差异化程度，但也会将企业的运营秘诀泄露给竞争对手。我们分析了这种双轨投资决策下的均衡状态，明确了两种投资何时表现为替代品，何时又表现为互补品，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配置所带来的福利效应。

我们的分析表明，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战略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由企业的社会创新投入水平内生决定的。我们发现，在投资水平较低时，知识外溢效应占主导地位：领先企业无意中为竞争对手降低了成本，从而加剧了产品市场的竞争强度。在这种情况下，两种创新路径会为了争夺稀缺的人力资本而激烈竞争，彼此表现为战略替代品。然而，一旦领先企业对社会创新的投入超过某个临界阈值，经济逻辑就会发生根本性转变。足够的产品差异化程度能够削弱市场竞争压力，从而为领先企业提供保护。这种市场保护效应实际上起到了战略放大器的作用：它使企业免受低价竞争的冲击，进而提升后续技术投资的边际回报。因此，最初的权衡关系会转化为强大的协同效应，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便成为彼此的战略互补品。

为确保这一转换机制的普遍适用性，我们测试了它在不同市场结构与投资环境下的稳定性。我们证明，无论企业是通过竞争产量还是价格来进行竞争（即伯特兰竞争），从替代品到互补品的转换依然成立，而且这一规律也适用于具有任意数量竞争者的寡头市场。此外，我们还放宽了原有的不对称假设，证明即使两家企业都被允许同时在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领域进行投资，这种内生的关系转变依然存在。最后，我们计算出了企业私人最优解与理想配置之间的社会福利差距，并指出在标准的成本和市场规模条件下，市场对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供给都是不足的；而两项针对人才的庇古补贴恰好能够弥补这一社会最优配置与市场实际配置之间的差距。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2节介绍基础模型并分析其序贯均衡状态，正式确立从替代品到互补品的转换机制；第3节测试该机制在不同竞争规则以及完全对称投资结构下的稳定性；第4节以封闭形式推导出福利差距，证明在标准条件下行业差距非负，并确定最优的庇古政策工具；第5节讨论这些研究结果对理论、管理实践以及公共政策的启示；第6节为全文总结。

基础模型：本节构建了我们核心的理论框架。首先，我们明确了模型中的基本要素，包括生产技术、消费者偏好以及创新机制，随后再展开均衡分析。

多企业竞争环境：为了解析市场结构如何影响我们的核心研究发现，我们现在将基础模型扩展，用以分析存在N?1家同类竞争企业（N≥2）时的市场竞争动态。我们保留了模型的核心结构，即只有企业L会依次将人力资本投入到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中，而所有其他竞争企业则生产与企业E的产品类似的替代品，且它们的成本函数也与企业E相近。为便于分析，我们假设所有竞争企业的情况都相同。

福利分析与最优政策：第2节介绍了基础模型，第3节探讨了在不同竞争规则以及完全对称投资结构下的模型稳定性，从而明确了企业的战略动机。接下来，我们转向社会福利规划者。后续分析将确定企业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规划者边际收益之间的差距，以封闭形式给出这些差距的表达式，并证明通过两项针对人才的庇古政策工具，就可以恰好实现社会最优配置。

讨论：我们的研究结果对理论研究、企业管理策略以及公共政策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企业社会责任与运营效率统一到一个连贯的人力资本配置问题之中。通过明确这两种创新路径之间的非线性动态关系，我们揭示了社会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战略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由企业社会创新投入的深度内生决定的。

结论：随着全球市场越来越要求企业将社会价值融入核心业务，公共产品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本文从微观层面阐述了企业应如何应对这一变革。我们证明，社会创新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慈善义务，也不是简单的营销开支，而是决定企业竞争格局的重要结构性因素。我们分析的核心观点是……

生成式AI工具的使用情况：在撰写手稿期间，我们仅使用Anthropic公司的Claude Sonnet 4.6版本来对作者撰写的文本进行语言编辑，以提高文本的语法规范性和清晰度。该工具并未被用于生成研究内容、推导过程、证明结果或分析数据。我们对所有修改建议都进行了审阅和修改，并对本手稿的内容负全责。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自己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本文研究结果的已知财务利益冲突或个人关系。

克里斯蒂安·特龙科索-瓦尔韦德 | 费利佩·查韦斯-布斯塔曼特
智利康塞普西翁4260000，康塞普西翁-塔尔卡瓦诺高速公路7100号，安德烈斯·贝略大学经济与商业学院经济政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