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范围内，水产养殖产量大幅增长，从1950年的1900万吨增至2022年的1.85亿吨[1]。在“蓝色革命”（1970–1990年）期间，随着生产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一行业在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都发生了变革，以应对过度捕捞和全球鱼类消费量上升的问题[2]。尽管水产养殖为就业、收入创造以及当地和国际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3]、[4]，但其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及其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也受到了批评[5]。
生活在养殖场附近的社区越来越担心该行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包括海洋污染、生态系统退化、藻类大量繁殖以及疾病爆发等问题[6]、[7]、[8]。这些担忧促使人们呼吁采用更可持续的生产方式，通过清洁技术和循环经济理念来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废物再利用[9]。在关于可持续海洋发展的讨论中，人们开始关注恢复性水产养殖，这种理念不仅旨在减轻环境压力，还要提升生态系统的功能、沿海地区的抵御能力以及海洋生产系统的社会认可度[10]、[11]。在这一背景下，双壳类动物养殖被认为尤为重要，因为贝类养殖能够提供诸如过滤、栖息地供给和养分循环等生态系统服务，且不需要外部饲料投入，相比许多鱼类养殖系统，其对环境的压力也相对较小[12]、[13]。
同时，水产养殖在许多沿海地区带来了重要的社会经济利益，尤其是创造了就业机会并提升了当地收入，从而提高了人们对这一行业在保障民生方面作用的认可度[4]、[14]、[15]、[13]。不过，这些利益的政策意义不仅取决于经济表现，还取决于当地社区是否认为水产养殖是合理且值得提倡的海洋资源利用方式。在那些水产养殖与其他沿海活动共存的地区，由于在环境质量、土地使用和发展优先级方面的冲突，这一问题更为突出。
在智利，水产养殖业主要由两大产业主导：鲑鱼养殖和贝类养殖。从经济和社会重要性来看，鲑鱼养殖都是非常重要的产业，为就业和当地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6]。而在就业和收入创造方面，贝类养殖仅次于鲑鱼养殖，使得智利成为全球最大的贝类出口国[17]、[18]。这两大产业主要集中在智利南部的洛斯拉戈斯地区，是该地区重要的就业来源[19]。
该地区的水产养殖业也并非没有争议。这一产业也会带来一些环境问题，如浮游植物大量繁殖、污泥堆积、恶臭、病原体爆发、底栖生物死亡以及有机废物排放，这些都会改变底栖生物的多样性[20]、[21]、[16]。最近的环境监测报告表明，养殖区的底栖环境状况有所改善，符合标准的比例从2021年的61.3%上升到了2022年的71.0%[22]。然而，由于处理设施有限以及垃圾填埋场已饱和，贝壳和塑料废物等垃圾处理问题依然存在[23]。
该产业带来的正面与负面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了人们对其表现评估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接受度的担忧。虽然从理性角度而言，人们应该能够在不同领域保持一致的观点，即能够做出无偏见的评估，但实际上，人们的想法、观察和行为之间往往存在矛盾，这就有可能导致认知失调[24]、[25]。当人们试图避免持有相互矛盾的信念时，就会出现这种不适感[26]。因此，人们往往会追求内部一致性，使自己的观点和行为形成统一的整体，而那些不一致之处，尤其是相互矛盾的决定，则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25]。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认知之间的冲突如何影响智利洛斯拉戈斯地区贝类养殖业的社会接受度。
本研究的目标是探讨在智利，人们对贝类养殖业的社会经济效益与其环境影响的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来说，我们要回答以下问题：哪些社会经济效益会显著影响人们对环境影响的认知？哪些效益与不同领域的认知一致性或不一致性相关？虽然以往的研究大多分析了总体上的水产养殖业认知情况，考虑了个体价值观、地理位置以及捕鱼或养殖经验等因素[27]、[28]、[29]，但很少有研究像本研究一样，聚焦于同一产业内社会经济领域与环境领域认知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比如贝类养殖业。
我们假设，人们对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影响的认知是相互依存的，而非相互抵消的，也就是说，积极的社经评价可能与负面的环境认知共存，从而根据具体情境和个体特征形成认知一致或不一致的模式。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使用了来自智利洛斯拉戈斯地区贝类养殖业所在社区的居民的原始调查数据，并构建了一个有序多元概率模型，用以分析不同领域中人们认知之间的相关性，进而评估个体评估的一致性与不一致性。这项分析的结果不仅有助于理解当地的认知状况，也对沿海地区的水产养殖管理、社会接受度以及政策制定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2部分阐述理论框架，重点介绍认知失调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以便理解社会经济效益与环境影响之间相互关联的认知。第3部分介绍研究方法、数据及实证策略。第4部分为结果分析，第5部分为讨论，第6部分则给出结论和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