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Sustainability and Scop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iscretion Making for Sustainability
编辑推荐：
可持续性的可测量性是一个持续争论的话题。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是此类评估的重要前因，但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因此，研究人员对四个组织进行了跨案例研究，发现产品公司和服务公司在如何定义其可持续性自由裁量权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由不同的机会叙事(Oppor
可持续性的可测量性是一个持续争论的话题。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是此类评估的重要前因，但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因此，研究人员对四个组织进行了跨案例研究，发现产品公司和服务公司在如何定义其可持续性自由裁量权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由不同的机会叙事(Opportunity Narratives)塑造并反过来塑造了这些叙事。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在强监管与弱监管背景下，公司在行使可持续性自由裁量权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由不同的后果性叙事(Consequentiality Narratives)塑造并反过来塑造了这些叙事。本文通过将自由裁量形成(Discretion Making)概念化为可持续性评估的前因，推进了先前的研究。此外，研究人员表明，可持续性战略的（去）合法化不仅发生在实施阶段，也发生在自由裁量形成阶段。第三，研究人员对可持续性的常规方法与颠覆性方法提供了更细致的视角，强调了公司在不同监管背景下如何“形成”其自由裁量范围的关键作用。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方面，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的可测量性一直是学术界持续争论的焦点。现有文献多采用“结果视角”（outcomes perspective），关注如何通过透明化提升可持续性绩效，却忽视了组织参与可持续活动的关键前提——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自由裁量权在战略管理领域已有长期讨论，但可持续性研究对此关注不足，常将其视为受外部因素（如监管）和内部因素（如资源禀赋）决定的固定变量。然而，管理能动性（Managerial Agency）在定义和行使自由裁量权中扮演核心角色，例如产品公司与服务公司在可持续性改善中采用不同方式。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组织成员通过哪些实践来形成自由裁量权，以塑造其可持续性旅程？特别关注组织如何应对内部（商业模式）和外部（监管）约束。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探索性跨案例研究，选取四个在商业模式（产品vs服务）和监管约束强度（强vs弱）上存在差异的组织。通过55次半结构化访谈及文档证据（包括电子邮件、LinkedIn帖子、网站数据），采用基于案例的理论构建方法（Eisenhardt, 1989）进行五步结构化分析。研究发现，产品公司和服务公司分别采用不同的自由裁量定义实践（Discretion Defining Practices）：“衡量”（Sizing）实践基于物质资源进行测量和比较，服务公司则采用“延伸”（Stretching）实践，将可持续性概念扩展到已知主题。这些实践分别塑造并依赖于不同的机会叙事（Opportunity Narratives）：产品公司形成具体机会叙事，服务公司形成模糊机会叙事。此外，弱监管公司采用“提升”（Elevating）实践，改变核心产品/服务以实现可持续性，并培养强后果性叙事（Strong Consequentiality Narratives）；强监管公司则采用“降级”（Demoting）实践，使可持续性成为次要要求，并培养弱后果性叙事（Weak Consequentiality Narratives）。这些发现整合为一个自由裁量形成框架，揭示了不同商业模式和监管背景下实践与叙事的互构关系。
论文发表在《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将自由裁量形成概念化为可持续性评估的前因，弥补了“结果视角”对输入端的忽视；其次，表明可持续性战略的（去）合法化不仅发生在实施阶段，也发生在自由裁量形成阶段；第三，对可持续性的常规方法与颠覆性方法提供了新视角，强调弱监管环境通过提升实践激励组织深度参与可持续性，从而支持替代假说。
关键方法上，本研究采用探索性跨案例设计，基于四个组织（Alpha、Beta、Gamma、Delta）的样本，这些组织在商业模式（产品vs服务）和监管约束强度（强vs弱）上有所不同。数据收集包括55次半结构化访谈和文档证据（如电子邮件、LinkedIn帖子、网站数据）。数据分析采用基于案例的理论构建方法，包括五步结构化分析：识别产品vs服务公司中的自由裁量定义实践和机会叙事，以及强vs弱监管公司中的自由裁量行使实践和后果性叙事，最终整合为自由裁量形成框架。
研究结果部分：
**4.1 自由裁量定义实践：产品公司vs服务公司**
产品公司（Alpha和Beta）采用“衡量”实践，通过物质替代实验、可持续性与财务计算等测量和比较活动来定义自由裁量。例如，Alpha通过分解产品元素并测试可再生材料，Beta通过实验减少包装材料。服务公司（Gamma和Delta）采用“延伸”实践，将可持续性扩展到高效组织、人力资源等已知主题，避免具体定义。例如，Gamma将项目灵活性归为可持续性，Delta将流程优化视为可持续性的一部分。
**4.2 机会叙事：产品公司vs服务公司**
产品公司通过“衡量”实践培养具体机会叙事，如心理捷径：Alpha要求区域性采购，Beta接受可持续替代品的小幅财务牺牲。这使组织成员能明确判断机会。服务公司通过“延伸”实践培养模糊机会叙事，可持续性概念模糊，难以比较选项，导致员工对可持续性感到困惑甚至厌倦。
**4.3 自由裁量行使实践：弱监管公司vs强监管公司**
弱监管公司（Alpha和Gamma）采用“提升”实践，改变核心产品/服务：Alpha开发旗舰产品的生态替代品，Gamma将核心服务转向帮助客户实现气候中性。强监管公司（Beta和Delta）采用“降级”实践，使可持续性成为次要要求：Beta的固体洗发水因经济原因被退市，Delta的软件开发者未考虑能源效率，可持续性在服务开发中优先级低。
**4.4 后果性叙事：弱监管公司vs强监管公司**
弱监管公司通过“提升”实践培养强后果性叙事，将可持续性视为竞争优势和DNA，并公开宣传。强监管公司通过“降级”实践培养弱后果性叙事，将可持续性视为社会义务或次要考虑，日常沟通中降低其重要性。
讨论部分总结：本研究通过概念化自由裁量形成作为可持续性评估的前因，弥补了“结果视角”的不足，强调组织成员通过实践和叙事共同塑造自由裁量范围。此外，可持续性战略的（去）合法化在自由裁量形成阶段已开始，产品公司因具体实践更易建立合法化，服务公司则面临去合法化风险。最后，弱监管环境促使组织通过提升实践追求深度可持续性，支持替代假说，即组织以可持续性差异化为补偿。研究结论翻译如下：
**结论与局限**：自由裁量权及其如何“形成”仍然是可持续性文献中理论化不足的话题。基于对四个组织的分析，我们的发现通过强调自由裁量形成实践的表演性角色，将其概念化为可持续性绩效及其跨组织可测量性的前因，推进了先前的研究。此外，通过表明可持续性战略的（去）合法化不仅发生在实施阶段，也发生在自由裁量形成阶段，我们补充了可持续性战略文献。我们还对可持续性的常规方法与颠覆性方法提供了更细致的视角，强调了公司如何“形成”其自由裁量范围的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