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What Drives CS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Evidence from Viet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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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制度视角分析了越南的企业社会责任（CSR）实践，越南是一个存在制度空白和竞争性规范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数据收集自对463家越南公司的463名管理人员的调查。然后，使用PLS-SEM模型评估了个体层面（IND）变量和组织背景（ORG）在CSR中的作用，以
本研究采用制度视角分析了越南的企业社会责任（CSR）实践，越南是一个存在制度空白和竞争性规范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数据收集自对463家越南公司的463名管理人员的调查。然后，使用PLS-SEM模型评估了个体层面（IND）变量和组织背景（ORG）在CSR中的作用，以及外部社会环境（EXT）的影响。结果表明，ORG是与CSR最强烈相关的内部因素（β = 0.258；p < 0.001）。IND与CSR呈微弱的负相关（β = ?0.074；p = 0.033），这与理论预期相反。EXT对IND-CSR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中治理和传统比现代性更为显著。其意义表明，转型经济体中的CSR可能是混合的，并且存在制度层级。
研究背景与问题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CSR）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工具，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关注。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企业不仅要对股东负责，还必须满足员工、客户、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以维持合法并创造可持续价值。随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推进，CSR已成为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获取合法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然而，现有的CSR研究多基于西方高度发达的自由市场体制，这些理论在应用于转型经济体时面临巨大挑战。在转型经济体中，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存在制度空白，政府在经济中仍扮演关键角色。将西方的CSR理论直接套用到这些具有不同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可能会导致误导性结论。此外，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分析年度报告或单一视角，缺乏将宏观制度因素、组织情境和管理者个体背景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尤其在越南这样一个兼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受儒家和佛教传统文化深刻影响，且正积极参与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FTAs）的转型经济体中，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制度压力如何交互作用并影响CSR的开展，仍缺乏充足的实证证据。基于此，研究人员开展了本研究，该论文发表在《Sustainability》期刊上。研究旨在基于制度理论，探究在越南这一转型经济体中，哪些制度因素驱动了企业为促进可持续发展而实施CSR，以及外部社会环境如何影响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来评估变量间的复杂关系。数据来源于对463家越南企业管理人员的问卷调查，样本队列框架基于越南税务总局合法注册的企业数据库构建，并采用按地理区域（北部、中部/高地、南部）和企业规模进行比例分层抽样的方法以确保代表性。在数据处理中，运用了IBM SPSS 26和SMARTPLS 4软件，采用非连接的两阶段方法论进行分析。此外，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全共线性评估以及程序性控制结合统计证据来降低共同方法偏差和社会期望偏差，并利用Fornell-Larcker准则和异质-单质比率（HTMT）检验判别效度。
研究结果
测量模型分析
在测量模型分析阶段，研究人员首先对数据进行了初步检验，剔除了因子载荷量低于0.7的观察变量（包括IND5、IND6、ORG1、ORG2、ORG3、CSR4和CSR5）。剔除这些变量不仅基于统计学标准，也经过了理论重估以确保内容效度。剩余指标的载荷量在0.709至0.934之间。各变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和组合信度（CR）均高于0.7的阈值，证明了测量的高信度。通过Fornell-Larcker检验和HTMT比值确认了变量间具有良好的判别效度。在构建外部社会环境（EXT）这一二阶构念时，治理（GOV）和传统（TRA）的权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而现代性（MOD）虽权重不显著，但其载荷系数高于0.5，对构念的整体完整性有充分贡献，因此被保留。多重共线性检验显示所有变量的VIF值均低于3.3，排除了多重共线性威胁。
结构模型分析
在结构模型评估阶段，通过5000次重抽样的方法评估了路径系数的显著性。研究表明，组织背景（ORG）对CSR具有正向且统计上显著的影响（β = 0.258；p < 0.001），假设H2得到支持，说明良好的组织环境是实施CSR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个体层面（IND）对CSR的影响呈负向显著（β = ?0.074；p = 0.033），假设H1被拒绝。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外部社会环境（EXT）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EXT正向调节IND与CSR之间的关系（β = 0.076；p = 0.049），假设H3a得到证实。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在EXT较低时，IND对CSR的负向影响最强；随着EXT水平的提高，这种负向影响逐渐减弱直至趋于平缓，说明有利的外部制度环境可以抵消个体因素对CSR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EXT对ORG与CSR关系的调节作用在95%置信水平下不显著（p = 0.055），假设H3b未被支持。模型解释力方面，自变量和调节关系解释了CSR 37.3%的变异，且模型具备良好的样本外预测相关性。
讨论部分总结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研究结果证实了在转型经济体中组织背景在驱动CSR方面起主要作用，而并非如以往理论所假设的管理者个人信念最具决定性。外部社会环境正向调节个体层面与CSR的关系，印证了不同层级的制度共同作用于现代企业实践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构成外部社会环境的三个维度中，传统（TRA）权重最高，其次是治理（GOV），而现代性（MOD）贡献最低。这表明在越南，受儒佛教和社区价值观影响的非正式制度主导了企业的外部环境，政府的政策和法规通过强制性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由国际标准和全球化带来的现代性由于缺乏执行力，更多表现为形式上的合法而非实质性的改变，揭示了转型经济体中CSR的混合属性以及制度存在的层级差异。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
研究结果表明，在越南企业中，组织背景比管理者的个人感知与CSR的实施具有更强的正向关联。当外部社会环境足够理想，特别是当传统价值观和国家治理质量共同强化外部社会环境时，个体因素与CSR的正向关联会变得更强；若缺乏这两项制度基础，单凭现代性不足以解释CSR的差异。通过阐明促成CSR实践的复杂交互作用和制度要素多样性，本研究为考察其他转型经济体中的CSR提供了实证框架。研究还指出了在进一步研究的领域中探索内生、正式和外部制度层之间的共存、竞争和互补性质的方向。研究结论表明，强化有利于CSR的制度环境能够促进企业有效整合可持续发展要素。现有研究仍存在局限性，数据主要基于管理者的自我评估，且横截面数据限制了因果推断的效力。未来研究可开展纵向研究或多国比较的跨层次制度模型分析，并引入更多独立数据源以验证和扩充测量量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