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旅游行业面临的脆弱性日益凸显的当下，由于各目的地在环境、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层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Pollock, 2019），再生旅游便应运而生，成为应对这些快速而深刻变革的重要举措。与传统模式不同，再生旅游通过旅游活动积极改善环境与社会状况，从而超越了单纯追求可持续发展的范畴（Luong, Manthiou, Kang, & Nguyen, 2024; Reed, 2007; Schmidt-Rojas, Sand, & Gross, 2024）。再生旅游被定义为“一种旨在充分发挥旅游地潜力，通过提升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实现繁荣并创造净正面效应的变革性方法”（Bellato, Frantzeskaki, & Nygaard, 2023, p. 1034）。它通过栖息地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手段恢复生态系统，同时通过赋能当地社区和振兴文化遗产来重振社会结构（Becken & Kaur, 2021; Cave & Dredge, 2020）。
从游客的角度来看，再生旅游对他们自身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它仅仅是重新思考和调整的过程，还是能给游客的生活带来更深远的影响？本文认为，由于游客在与目的地在再生体验过程中共同创造了价值，再生旅游确实能够对个体产生深远影响。在再生旅游中，旅游体验的核心在于共创，而目的地则成为推动这一变革过程的催化剂。那些寻求再生体验的游客，其动机是通过改变周边环境来实现让目的地变得比原来更好的目标，同时获得个人成长与转变（Luong et al., 2024; Magrizos, Kostopoulos, & Powers, 2021; Bellato et al., 2023）。这种对目的地与个体双重层面的转变，正是再生旅游区别于其他形式可持续旅游的关键所在。
以往关于再生旅游的研究主要从不同角度探讨其定义与概念，包括旅游经营者视角（如Bellato et al., 2023; Luong et al., 2024）、公共部门视角（Becken & Kaur, 2021）、居民视角（如Zaman, Aktan, Agrusa, & Khwaja, 2023）、案例研究视角（如Bellato et al., 2023; Duxbury, Bakas, Vinagre de Castro, & Silva, 2020）以及文献计量学研究视角（如Bellato & Pollock, 2023; Corral-Gonzalez, Cavazos-Arroyo, & Garc?a-Mestanza, 2023; Zaman, 2024），但缺乏对价值共创以及再生旅游对游客自身产生的深远影响的系统全面研究。鉴于再生旅游仍处于发展初期且具有很强的情境依赖性，本研究采用了顺序混合方法（定量-定性）设计，先通过定量方法检验所提出的关系，再通过定性方法解读并验证其在具体情境中的意义。之所以需要这种方法，是因为仅靠调查问卷无法把握游客的意义构建过程，而仅靠定性证据也无法充分验证所提出的理论路径。
通过将旅游消费与亲社会行为联系起来，人们无论是通过改善目的地的活动，还是通过支持公益的行动，都在为地球和社会的福祉做出贡献（Magrizos et al., 2021）。这些行为恰恰体现了再生旅游如何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成长。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游客如何看待再生型休闲价值共创体验，以及再生旅游能为个体带来怎样的变革性影响。具体而言，本研究的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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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在再生旅游背景下，人们如何评价价值共创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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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共创过程带来的个人成果，包括生命意义、个人转变，以及最终实现的公益行为。
本研究从三个方面为旅游学术研究与实践做出贡献。首先，它从游客视角出发探讨再生旅游，拓展了价值共创理论，表明共创影响的是个体的体验而非目的地的结果。其次，随着旅游领域从可持续发展转向再生与修复理念，本研究为这一处于起步阶段的领域提供了实证依据（Luong et al., 2024; Zaman, 2024）。最后，它为研究人员、管理者和旅游经营者在设计、营销和管理再生型休闲体验方面提供了实用见解，明确了促使游客参与的动机以及增强他们参与度的方法。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再生旅游是一条通往积极变革的道路，而不仅仅是减少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