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修复的司法激励：中国环境刑事裁判中的自愿修复与缓刑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Judicial incentives for ecological repair: voluntary restoration and probation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criminal judgments

　　

在环境刑事司法中，判决前由被告人发起的修复（pre-judgment voluntary restoration）与法院在裁判主文中命令的修复（court-ordered restoration）来自制度上两种不同的来源。研究人员基于2014至2020年中国92,365份一审环境刑事裁判文书，估计两类修复与缓刑（probation）这一可观测量刑从宽形式的关联。线性概率模型（Linear Probability Model, LPM）纳入省份、年份、月份、罪名类型与法院层级固定效应，并控制法定量刑要素；Logit、Probit、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熵平衡（Entropy Balancing, EB）、Oster敏感性分析与108种设定的设定曲线（specification curve）均确认该模式。结果显示：自愿修复与缓刑适用概率约高10个百分点（percentage points, pp）相关，而法院命令修复的关联明显更弱且在统计上不稳定。研究人员进一步检验三种机制：信号机制（signalling mechanism，修复传递悔罪与担责信号）、生态恢复机制（ecological-recovery mechanism，对因验证有效的恢复给予从宽）与操作机制（operational mechanism，缓刑便于被告完成修复任务）。在自愿修复案件中，经验证有效的修复并不比普通实物或专项资金修复更强相关，实物修复也不比资金修复更强——该模式支持信号机制。结论指出：通过司法渠道强化环境治理，不仅需要以可预测的量刑激励鼓励早期、可验证的修复，还需发展独立的生态绩效核验与防范“以钱买宽”的保障。

研究背景方面，环境犯罪惩治同时承载传统刑罚目的与补救生态损害的治理关切。既有文献多将“生态修复”作为聚合变量处理，罕有区分判决前被告人自发修复与裁判主文法院命令修复，亦未追溯二者在缓刑适用上的差异。2014至2020年样本处于《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与司法解释修订之前，记录的是“司法实践先行、制度规则后至”的早期阶段，为评估法院如何将修复转化为量刑激励提供前改革实证。该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环境刑案中量刑是否系统与修复事实相关？若相关，是自愿修复还是法院命令修复的关联更稳定？这一区分直接指向不同政策杠杆——鼓励早期担责 versus 强化判后监督。

研究人员利用中国裁判文书网（China Judgments Online, CJO）构建92,365份2014至2020年一审环境刑事判决书样本，文本识别得8,641份含修复事实（自愿6,224、命令3,069、重叠652）。以缓刑（?《刑法》第72条）为二值结果变量，核心解释量为自愿修复与法院命令修复二值指标；控制自首、坦白、立功、认罪认罚、赔偿、未成年、累犯等7项量刑要素，并加入省、年、月、罪名、法院层级五组固定效应。估计采用LPM为主，辅以Logit/Probit平均边际效应、PSM（1:1与1:3近邻）、EB、Oster省略变量偏误敏感性（R_max=1.3×R_full）、108设定规格曲线及2017年司法解释前后交互检验。

主要结果如下。描述统计显示全样本缓刑率65.24%，有修复事实组76.35%，无修复组64.10%；纯自愿组78.79%，纯命令组70.87%。M3（全样本+LPM+控制+FE）中自愿修复系数+10.00 pp（95%CI 7.54,12.47），法院命令+3.06 pp（CI跨0）；M4限缓刑适格（拘役或≤3年有期徒刑，n=83,100）自愿+9.13 pp、命令+2.25 pp。Wald检验V=C在M3 p=0.000712、M4 p=0.000556。Logit/Probit的AME约+11.03/+11.06 pp；PSM的ATT +8.74~+9.28 pp；EB加权差+9.78（全样）/+8.80 pp（适格）；Oster δ=8.45~10.30，表明需极强未观测混杂方能消解关联；108规格曲线中自愿系数全正且显著（中位+9.54 pp），命令仅3/108显著（中位+1.95 pp）；2017年后交互?1.15 pp（p=0.656）说明非单一政策节点驱动。机制检验中，自愿修复内部分型（实物2,351例+11.95 pp、专项资金1,375例+11.49 pp、验证有效92例+5.64 pp不显著、承诺型318例+6.69 pp不显著）显示“是否有效”未产生更强关联，支持信号机制而非生态恢复或操作机制。

讨论部分指出，自愿修复稳定正向关联缓刑，符合恢复性司法与Braithwaite再整合羞耻理论、Bazemore“挣得救赎”框架：法院将其读解为悔罪（刑法第72要件之一）与再犯风险降低的可信信号，且独立于自首坦白等其它悔罪通道。法院命令修复因属强制义务、不携带事前担责信息，关联弱且不稳。但信号机制有边界：Hanan所指悔罪认定偏误、White所提支付能力差异可能使经济优势被告更易展现“可见修复”，故制度化需配套修复内容标准化记录、生态结果独立核验与防“pay-for-leniency”公平保障。生态正义视角下，唯有修复真实且可监测，从宽才有稳固根基。

研究结论翻译：在环境刑事裁判中，判决前被告人自愿修复与缓刑适用存在稳定约10 pp的正关联，法院命令修复关联弱且统计不稳；该模式由信号机制而非生态恢复或操作机制主导。通过司法渠道强化环境治理，应依靠可预测的量刑激励鼓励早期可验证修复，同时建立独立生态绩效核验与防范以资换刑的公平护栏。论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