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ds》：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for Consumer Food Waste Reduction: A Multi-Level Governance Perspective
消费者食物浪费是食物系统可持续性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也是一个无法仅靠个体行为改变解决的治理问题。以往的综述探讨了食物浪费的成因或评估了具体的干预策略，但较少关注如何在整合的分析框架内审视行为驱动因素、干预策略以及治理主体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本综述旨在综合消费者食物浪费的行为驱动因素，对主要的行为干预类型进行分类，并构建一个多层治理视角以连接这些要素。通过采用叙述性综述方法并结合结构化文献检索，本综述识别出三大类行为驱动因素，即认知偏差（cognitive biases）、动机驱动因素（motivational drivers）以及环境与情境影响（environmental and situational influences）。随后将行为干预分为五种类型：基于信息的干预（information-based interventions）、社会规范干预（social norm interventions）、选择架构与环境设计干预（choice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interventions）、基于激励的干预（incentive-based interventions）以及教育与能力建设干预（education and capacity-building interventions）。本综述表明，没有任何单一干预类型可能在所有环境中都有效。相反，干预结果与被针对的行为驱动因素、干预策略、消费情境和治理支持之间的匹配程度密切相关。从多层治理视角出发，本综述将消费者视为参与日常食物相关实践的行动者，企业视为消费环境和运营流程的设计者，政策制定者视为制度、信息和经济支持的提供者。通过将行为驱动因素、干预策略与治理角色纳入一个共享的分析框架，本综述超越了碎片化的、以个体为中心的食物浪费减排方法。该框架表明，当消费者实践、企业环境和政策条件相互支持时，食物浪费减排努力可能得到更有效的实施和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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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食物浪费被认为是21世纪最具挑战性的可持续性问题之一，具有深远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影响。在环境方面，食物浪费不仅导致土地、水和能源等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还加剧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4年食物浪费指数报告，2022年全球食物浪费总量约为10.5亿公吨，占零售、餐饮服务和家庭层面消费者可获得食物总量的近五分之一。食物浪费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排放的8%至10%，约为航空业的5倍。在经济方面，食物浪费造成近1万亿美元的损失，降低食物系统效率，增加资源错配和公共治理成本。在社会方面，食物浪费与全球超过7亿人遭受饥饿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加剧全球粮食危机和社会不平等，削弱食物系统韧性。因此，减少食物浪费已成为全球可持续治理的重要议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12.3明确呼吁到2030年将零售和消费层面的全球人均食物浪费减半，并减少生产及供应链上的食物损失，为各国制定食物浪费治理政策和行动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食物供应链各阶段中，消费阶段尤为重要，因为该阶段的浪费规模大且成因复杂。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消费阶段浪费占总食物浪费的很大比例。在中国，各阶段食物损失和浪费率约为22.7%，总量约4.6亿吨，消费是食物损失和浪费最重要的阶段之一。与生产分配阶段主要受技术和基础设施制约不同，消费阶段的食物浪费主要源于购买、储存和消费过程中的个体行为决策。这些决策受认知偏差、动机驱动因素以及环境与情境影响的综合影响。因此，减少消费者食物浪费不仅需要技术和制度措施，还需要从行为角度理解日常生活中浪费是如何产生的。
传统减少食物浪费的政策常依赖监管约束和市场激励，但其有效性受实施条件限制。监管措施如强制性捐赠和《反食物浪费法》可能因法律条款模糊、机构协调有限以及与特定消费场景匹配不足而削弱。市场激励如税收减免和补贴也可能受目标不精确、执行机制不完善和行为反应不确定等限制。这些局限性表明，仅靠制度约束和市场激励不足以应对消费者行为的复杂性。因此，能够嵌入日常决策环境、以相对较低成本运行并对行为机制作出反应的方法成为食物浪费治理研究的重要方向。
行为干预可以重塑产生消费者食物浪费的决策过程。行为干预不单纯依赖强制性监管或强经济约束，而是通过修改信息呈现、社会规范线索、选择环境、感知成本收益以及行动的实际条件来改变行为。来自家庭、零售和餐饮服务环境的证据表明，设计良好的干预措施可在适当条件下遏制食物浪费。
现有综述已从多个互补视角对消费者食物浪费进行了综合，包括行为驱动因素和家庭实践、食物浪费预防干预及其有效性，以及考察个体、家庭、社会和更广泛背景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形成食物浪费结果的行为或多层框架。总体而言，这些综述为追踪该领域的最新发展提供了有用基础。从2015年至2025年的发展来看，消费者食物浪费研究呈现出逐步拓宽的重点。早期研究主要关注理解食物浪费发生的原因并确定可行的预防点。随后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将行为理解与干预设计联系起来，同时更加关注干预实施的更广泛背景。最近的研究更强调评估干预有效性，包括通过直接测量食物浪费结果和更关注评估质量，以及实施和扩展的条件。这一发展大致与全球和欧洲的食物浪费治理相平行，后者已从目标设定和协调预防转向标准化测量、可持续食物系统集成、基于证据的消费者行动和更强的实施承诺。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现有研究在连接这些脉络方面仍存在重要空白。现有综述较少关注将行为驱动因素、干预类型以及干预得以实施和维持的条件整合到一个共享的分析框架中。为了弥补这种碎片化，本综述构建了一个关于消费者食物浪费减排行为干预的多层治理视角。核心论点是，消费者食物浪费不应仅从个体层面的行为因素来理解。相反，食物相关实践既受行为驱动因素影响，也受企业塑造的消费环境和政策塑造的制度条件影响。因此，行为干预需结合其所针对的行为机制、食物相关决策发生的环境以及支持其实施的治理条件来考虑。在此视角指导下，本综述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哪些行为驱动因素导致了消费者食物浪费，它们通过什么机制运作？第二，使用了哪些类型的行为干预来减少消费者食物浪费，它们的行为逻辑如何与本综述识别的驱动因素和机制相关联？第三，如何通过消费者、企业和政策制定者的相互关联角色来支持、实施和维持这些干预？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本综述通过将行为驱动因素、干预策略与治理角色连接在一个整合的分析框架中，为文献做出了贡献。
本综述采用叙述性综述方法，通过行为干预视角综合消费者食物浪费研究。首先将消费者食物浪费的行为驱动因素组织为三类：认知偏差、动机驱动因素以及环境与情境影响。然后将行为干预分为五种类型：基于信息的、社会规范的、选择架构与环境设计的、基于激励的以及教育与能力建设的干预。在此基础上，文章构建了一个多层治理视角，阐明消费者、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如何共同塑造行为干预得以制定、嵌入和维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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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
本综述采用叙述性综述方法，并辅以结构化文献检索。该设计适合整合分散的跨学科证据，识别消费者食物浪费的主要行为驱动因素和主要干预策略类型，并构建多层治理视角，而非估计干预的汇总效应或进行所有相关研究的详尽系统综述。
相关文献检索于2026年1月30日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进行。检索涵盖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SCI-EXPANDED）、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新兴来源引文索引（ESCI）。使用主题字段搜索标题、摘要、作者关键词和Keywords Plus。开发了两个检索块，并使用布尔运算符AND组合。第一个块识别消费者或家庭层面的食物浪费研究，第二个块涵盖行为驱动因素和食物浪费减排干预。完整检索策略为：TS = ((“food waste” OR “plate waste”) AND (consumer OR household OR customer)) AND TS = ((behavio* OR factor* OR decision OR determinant OR driver OR cognitive OR awareness OR motivation OR convenience OR habit OR routine OR food management) OR (intervention* OR reduc* OR prevent* OR norm* OR information OR nudg* OR incentive OR education))。检索限制为2010年1月至2026年1月期间发表的英文同行评审期刊出版物。通过资格标准排除了会议记录、新闻项目、评论、信件和其他非期刊出版物类型。检索产生3675条记录，全部导出到EndNote X9进行参考管理和后续资格筛选。
研究被认为合格如果它们直接涉及消费者或家庭层面的食物浪费，或在零售-消费者和餐饮服务消费环境中，并提供了关于以下至少一项的实质性证据：行为驱动因素或决策过程、食物管理实践，或旨在预防或减少食物浪费的干预措施。在零售或餐饮服务环境中进行的研究仅在检查消费者行为或影响食物浪费产生或预防的消费环境特征时才被纳入。
导出到EndNote X9后，根据综述的范围和目标筛选检索记录的标题和摘要。排除未直接检查消费者或消费阶段食物浪费的记录，或食物浪费仅被偶然提及且不构成中心结果或分析焦点的记录。此阶段排除的记录包括主要关注消费前食物损失、下游废物处理或增值、一般废物管理以及消费者食物浪费行为或预防无关的其他主题的研究。随后对可能合格的文章进行全文评估。在此阶段，如果文章未提供与消费者食物浪费行为、行为驱动因素、食物管理实践或减排干预直接相关的实质性证据，则被排除。该筛选过程从结构化数据库检索中产生了113项研究。随后对这些研究进行向前和向后的引文追踪，以识别原始检索策略可能未捕获的其他相关出版物。另外8项研究符合相同的资格标准并被纳入，最终核心语料库为121项研究。用于概念定义、背景信息、政策背景和更广泛治理讨论的额外来源作为补充参考文献使用，不计入121项纳入研究。这些补充来源未经过与核心语料库相同的资格和筛选程序，而是根据其与所述概念或背景问题的相关性以及来源的权威性和适当性选择的。筛选过程涉及两名作者。一名作者进行初步的标题和摘要筛选，两名作者根据预定义的纳入标准独立评估可能合格研究的全文。任何资格判断差异通过讨论直到达成一致。
两名作者独立从纳入的研究中提取信息。对于纳入的研究，记录了作者、出版年份、出版来源、研究环境、研究设计和主要发现的基本信息。在此共同框架内，根据研究类型和贡献的主题小节组织附加信息。对于关注行为驱动因素的研究，特别关注与消费者食物浪费相关的因素和相应发现。对于减少食物浪费干预的研究，特别关注具体干预措施、主要报告结果以及相关的实施条件或限制。提取或解释上的差异通过讨论和重新检查相关全文解决，直到达成共识。未进行正式的方法学质量评估。但在解释结果时考虑了研究设计、研究环境和结果测量上的差异。
主题综合通过两个主要分析步骤进行。首先，比较关于消费者食物浪费行为驱动因素的研究，并根据它们主要通过认知判断和感知、动机优先级和目标冲突，或环境和情境条件来解释与浪费相关的决策和实践进行分组。这一过程产生了三大类：认知偏差、动机驱动因素以及环境和情境影响。其次，根据主要行为逻辑对减少食物浪费的干预研究进行分类，产生五种干预类型：基于信息的干预、社会规范干预、选择架构和环境设计干预、基于激励的干预以及教育和能力建设干预。两名作者使用上述分析标准共同对纳入的研究进行分类。如果一项研究贡献于多个主题类别，其主要归类通过讨论确定，而相关的跨类别贡献保留在叙述性综合中。判断上的差异通过重新检查相关全文解决，直到达成一致。
基于这两个步骤，本综述开发了一个多层治理视角，以解释行为干预如何通过消费者、企业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互动得到支持、实施和维持。该视角并非来自专门针对治理的单独文献检索，而是作为一个整合的分析框架，用于连接行为驱动因素、干预类型与治理角色。图3展示了本综述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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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食物浪费的行为驱动因素与机制
理解消费者为何浪费食物是设计有效行为干预和阐明治理支持需求的必要起点。消费者食物浪费不是单一非理性决策的结果，也不能仅用简单的意识缺乏或道德关切来充分解释。相反，它是通过购买、储存、准备、消费、再利用和处置等一系列食物相关决策发展起来的。这些决策和实践受有限理性、相互竞争的目标、习惯性惯例和即时环境线索的影响。
基于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消费者行为研究的见解，本综述将消费者食物浪费的行为驱动因素组织为三类：认知偏差、动机驱动因素以及环境与情境影响。这些类别在分析上是可区分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重叠并相互强化。识别这些驱动因素为下一节的干预类型学和文章后面提出的多层治理框架提供了分析基础。
3.1. 认知偏差
认知偏差是指当个体在信息处理和决策过程中依赖直觉推断或启发式规则时产生的系统性偏离完全理性判断的现象。在食物消费背景下，此类偏差影响消费者对食物价值、安全性、可用性和未来需求的感知。因此，食物浪费并不总是源于故意忽视；它也可能是不确定条件下反复出现的估计和判断偏差的结果。消费者在估计未来食欲、解释日期标签、评估食物可食用性或管理家庭库存时，常常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完整信息。在这些情况下，他们可能依赖产生系统性错误的启发式方法，这些错误的积累可能导致不必要的食物丢弃。
消费者食物浪费与几种反复出现的认知倾向有关。消费者可能低估他们浪费的食物量和后果，误解日期标签，表现出过度自信或乐观偏差，以及在日常食物管理实践中做出有偏差的判断。这些倾向在分析上是不同的，但在实践中经常重叠并相互强化。
3.1.1. 对浪费及其后果的低估
相关研究表明，消费者普遍低估了他们自身食物浪费的程度及其潜在后果；这种系统性低估已被确定为减少浪费行为的重要认知障碍。它可以削弱个人的紧迫感，并降低他们将减少浪费视为有意义消费目标的可能性。这不仅仅是信息缺乏，而是一种有偏差的感知，消费者通过这种感知认为自己产生的浪费不如实际那样频繁、广泛和有后果。
消费者经常低估他们丢弃的食物量，特别是在日常家庭环境中，浪费是以少量逐渐积累的，而不是单一可见事件。他们也可能对食物浪费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后果了解有限，这削弱了他们减少浪费的动机。更广泛地说，消费者对与食物生产和消费相关的环境影响也了解有限，这表明丢弃食物所体现的环境成本可能不易被察觉。消费者也可能低估日常食物管理决策对可避免浪费的累积贡献。这些认知差距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普遍关注可持续性的消费者仍可能参与浪费行为。
现有研究表明，纠正消费者对食物浪费的低估并加强他们的责任感并不一定会导致行为改变。尽管更认识到食物浪费的严重性与较低水平的浪费相关，但这种关系受个人习惯、实际技能和情境约束的影响。因此，仅靠提高意识不太可能产生持续的行为改变。当与具体的行动指导和实际支持相结合，帮助消费者将意识转化为日常减少浪费的实践时，它可能更有效。
3.1.2. 日期标签误解
误解食物日期标签是家庭可避免食物浪费的主要认知驱动因素。日期标签旨在传达不同类型的信息：“最佳食用期（best before）”日期主要表示食品保持其预期质量的期限，而“在此日期前使用（use by）”日期表示食品可以安全食用的期限。然而，许多消费者不能清楚区分这些术语。因此，消费者可能将质量相关的日期标签视为处置的固定期限，即使产品可能仍然可以接受，且感官评估是合适的。
这种现象不仅仅是由于对食物标签知识的缺乏。相反，它反映了消费者在判断食物是否仍然安全或可接受食用时，对不确定性做出的预防性反应。当消费者对食品的可食用性不确定时，他们可能采取预防性丢弃决策，将标签日期之前或之后不久处置视为更安全的选择，即使食物可能仍可食用。当标签系统分散、术语在不同产品和司法管辖区之间变化，以及消费者缺乏信心使用感官线索评估食物是否仍可食用时，这种倾向会增强。
提高消费者对标签含义的事实性理解本身可能不足以防止过早处置。即使消费者能在概念上区分不同标签，他们的实际决策仍可能受食物相关风险容忍度、损失厌恶、感知安全问题和产品特征的影响。这表明标签理解与处置行为之间存在差距。它还表明日期标签的行为效应不仅取决于所提供信息的清晰度，还取决于消费者在日常食物实践中如何感知和管理不确定性、风险和责任。从干预角度来看，标准化标签术语是重要一步，但除非伴随指导，帮助消费者区分质量恶化与真正的安全风险，并增强他们做出适当可食用性判断的信心，否则不太可能大幅减少食物浪费。
3.1.3. 过度自信与乐观偏差
过度自信和乐观偏差是导致消费者食物浪费的重要认知机制。过度自信是指对自己的知识、判断或能力过度自信，可能涉及对自己的表现高估和信念过度精确。乐观偏差是指倾向于以比客观合理的更积极的方式看待自己的结果或行为。在食物消费背景下，这些偏差可能扭曲消费者对食物相关知识的评估、对未来偏好和消费的预测，以及对自己浪费行为的评价。
在计划、购买和家庭食物管理中，消费者可能假设他们当前的偏好和意图将持续到未来。他们可能对预测未来食物偏好表现出过度自信，并高估当前喜好预测未来消费的程度，同时低估波动的食欲、变化的日程和情境线索对实际饮食行为的影响。这些预测错误可能导致选择或购买的数量与最终消费的数量不匹配。
过度自信还影响消费者如何解释食物相关信息和做出丢弃决策。消费者可能对理解日期标签、评估新鲜度或判断食物是否仍可接受食用的能力感到自信，即使他们的实际知识有限。这种知识过度自信与较早的日期相关处置有关，并可能降低消费者对纠正性标签信息的接受度。乐观偏差也被确定为食物浪费决策的重要预测因素，包括丢弃可能仍可食用的食物和本可以食用的剩菜。食品安全误解和消费错误估计已被确定为消费者食物浪费的两个重要且可能相互作用的途径。
这些偏差可能进一步被情境约束放大。关于饮食决策的研究表明，在客观时间压力下，过度自信的消费者可能会经历更高的主观时间压力和更大的感知选择困难。这表明，当消费者在时间压力、注意力有限或日常需求下做出食物相关判断时，过度自信可能会削弱他们对不确定性的认识，并增加他们对个人经验和即时判断的依赖。在食物浪费背景下，过度自信和乐观偏差可能通过强化不切实际的消费预期、过度依赖个人食品安全判断以及错误校准的食物相关判断和预期，增加过早处置的风险。这些发现表明，干预不应仅限于提供信息，还应帮助消费者校准他们的信心和预期。通过使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个人食品安全判断的局限性以及过于乐观假设的后果更加显著，此类干预可能有助于减少因信息不足或仓促判断而导致的处置决策。
3.1.4. 有偏差的食物管理实践
家庭食物浪费与计划、购买、储存、烹饪和剩菜再利用等日常食物管理决策中嵌入的有偏差判断密切相关。在这些过程中，消费者可能不准确地估计家庭需求、未能监控现有食物库存或对膳食计划和消费情况的变化调整不足，这可能逐渐增加可避免浪费的可能性。尽管每个判断错误可能看起来很小，但在食物管理的不同阶段重复错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累积，并最终导致大量浪费。因此，家庭食物浪费很少源于单一的错误决策；它更多是由日常食物管理中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判断和习惯性惯例产生的。
在计划和购买过程中，消费者可能低估现有库存、高估未来需求或忽视家庭日程的变化，导致膳食计划不足、重复购买和过度购买。这些有偏差的判断和管理缺陷会加剧获取的食物量与家庭实际消费能力之间的不匹配，从而增加食物未被使用、变质和被丢弃的可能性。在储存过程中，消费者可能无法准确监控现有库存、优先食用应先消耗的食物，或区分质量恶化与真正的食品安全风险。这些限制可能导致延迟使用、过早处置或不太可能被消费的食物积累。在烹饪和剩菜处理过程中，有限的烹饪和食物管理技能，包括不足的储存实践和难以将剩菜重新用于新餐，加上再利用剩余食物的动机薄弱和对剩菜的负面看法，可能会减少剩菜再利用并增加处置的可能性。
这些实践在连续阶段具有累积效应，因为计划和购买中的早期错误可能在储存、准备和剩菜再利用中造成后续困难。高估未来需求或未能检查现有库存产生的多余食物可能保持未使用状态，直到其质量恶化，使处置看起来越来越难以避免，并掩盖其与早期可预防的管理缺陷的联系。因此，家庭食物浪费应被理解为连续食物管理过程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最终的处置决策。干预应提供膳食计划、库存检查、需求和份量估计、新鲜度评估、烹饪技能和剩菜再利用方面的实际支持，从而加强日常食物管理能力并减少连续阶段错误的累积。
3.2. 动机驱动因素
除了判断和信息处理中的偏差外，消费者食物浪费行为还受动机驱动因素的影响。食物相关决策通常涉及多个目标之间的权衡，例如节省时间和金钱、寻求享受、关心他人、维护社会形象或减少浪费。当这些目标冲突时，如果消费者将便利、享乐满足或社会认可置于减少浪费之上，则更可能发生浪费行为。因此，食物浪费可能反映了一种目标冲突，即减少浪费在原则上被接受，但在实践中被赋予较低优先级，而不是对冷漠于可持续性。
便利导向、享乐动机和社会形象动机代表了可能增加食物浪费风险的三个重要动机驱动因素。尽管这些动机在分析上可以区分，但在现实世界的决策中经常重叠并相互强化。例如，消费者可能购买超出其直接需求的数量，因为这样做感觉方便、愉快且社会期望。
3.2.1. 便利导向
便利导向通常是指一种相对稳定的倾向，旨在最小化与食物相关实践（尤其是膳食准备、食物处理和消费）相关的时间、体力和脑力努力。在当代食物环境中，便利不仅仅是一种产品或服务属性，而是塑造日常食物相关决策的重要行为逻辑。便利导向可能导致食物浪费，不仅仅是因为消费者偏好速度或轻松，而是因为浪费预防依赖于一系列需要持续关注、技能和努力的日常食物管理实践。因此，具有更强便利导向的消费者可能更可能依赖低努力的食物实践，并且不太愿意参与仔细的食物管理，从而增加可避免浪费的可能性。
家庭和购物研究表明这种机制在日常消费中如何运作。便利导向的消费者倾向于报告更多的食物浪费事件，并表现出较低的选择折扣次优食物的意愿，特别是当这些食物需要额外处理或及时使用时。在严重依赖便利食品的消费者群体中也观察到类似模式。随意消费者和厨房逃避者报告了更高水平的浪费，但原因不同：前者更密切地与“买得多浪费多”模式相关，而后者以低烹饪参与度和有限的提前计划为特征。因此，便利不仅影响食物获取，还影响消费者参与购买后食物管理的意愿。当食物不再符合即时消费需求时，处置可能被视为相对低努力的响应。
食物配送应用程序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便利逻辑。通过减少订购努力、扩大食物选择和实现即时配送，食物配送平台可能鼓励消费者订购超出所需的食物。过量订购不仅受消费者的态度、感知便利性、信任和对剩菜再利用的期望影响，还受平台安排和消费条件影响，包括最低订单门槛、捆绑促销、固定或不清晰的份量以及有限的剩菜储存设施。因此，平台中介的便利将浪费机制从个体食物管理扩展到消费者动机、应用程序设计、平台安排和购买后处理条件之间的互动。
在这些背景下，便利通过多种途径塑造食物浪费。它可能通过减少投入食物管理的努力、使食物获取或订购与实际需求匹配更加困难，以及增加过度获取、过量订购或数量不匹配的可能性，从而增加浪费风险。这也表明，针对便利导向消费者的干预不应仅依赖额外的消费者关注或自我调节。相反，浪费预防本身需要变得更加便利，例如通过更清晰的份量和数量信息、更灵活的份量和捆绑设计，以及更便捷的储存、重新加热和剩菜再利用支持。
3.2.2. 享乐动机
享乐动机是指个体在消费中追求快乐、感官满足、积极情感体验和享受。在个体层面的价值理论中，享乐主义被概念化为以快乐和自我满足为中心的基本价值类型。在文化层面，对快乐、兴奋和多样性的相关强调反映在了情感自主（affective autonomy）的价值取向中。在食物消费背景下，此类动机尤为显著，因为饮食满足生理需求，同时也提供享受、放松和情感回报。当消费者将满意的饮食体验与新奇、多样性、新鲜度或即时享受联系起来时，享乐动机可能增加食物浪费风险。
享乐动机不一定直接导致食物浪费。它们的影响更可能是间接的、依赖于背景的，并且特定于食物消费和管理的特定阶段。它们可能削弱某些浪费预防实践，鼓励选择或获取超出即时需求的食物，并塑造关于食物是否仍然值得消费的感官判断。研究发现，享乐动机与家庭食物浪费预防显示出相对较弱且阶段特定的关联，其影响在剩菜管理中最为明显。更高的享乐购物价值也被发现与食物浪费预防行为呈负相关。在旅行背景下，随着新奇寻求和自我放纵增加了享乐和收益目标在食物消费决策中的相对重要性，消费者的环保行为可能会减弱。享乐考虑也可能影响剩余食物的感知期望性。例如，剩菜当它们被认为提供比新鲜制备的食物更不令人满意的感官体验时，即使它们仍然可食用，也可能变得不受欢迎。
当体验导向的消费优先于浪费预防时，享乐动机更可能增加食物浪费风险。追求快乐本身不是核心问题；当对新鲜度、多样性、感官吸引力和即时满足的偏好导致过度选择或降低剩余食物的感知期望性时，浪费风险就会出现。这一推理表明，干预不应仅依赖道德诉求或克制信息。相反，当浪费预防与消费者满意度、感知食物质量和愉快的饮食体验兼容时，可能更有效。
3.2.3. 社会形象动机
食物消费满足生理需求，同时也作为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自我呈现形式。在点餐、进食和处理剩菜时，消费者可能不仅考虑实际需求，还考虑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包括是否显得得体、慷慨、准备充分或社会尊重。因此，食物浪费可能反映了在特定互动环境中为支持印象管理和身份相关目标而做出的选择，而不是简单的疏忽或糟糕的食物管理。
相关研究表明，社会形象动机可能通过至少两种突出途径增加食物浪费风险。在社交餐饮环境中，消费者可能为了显得不吝啬、准备不足或不够热情好客而过量点餐，从而将食物用作展示温暖、慷慨和社会礼仪的象征性资源。与同伴一起点餐可以增强印象管理动机和过量点餐倾向。面子（Mianzi）也可能削弱个人规范对过量点餐态度的约束影响，而保全面子（face-saving）的担忧与较低的打包剩菜意愿相关。在在线和社交媒体环境中，食物可以充当生活方式、品味和社会地位的象征。食物图片、网红推广的餐厅以及他人的展示导向消费可能刺激从众、社会认同和寻求认可倾向，鼓励象征性、炫耀性或冲动的食物选择，这些选择偏离了实际消费需求，从而增加了过量点餐和后续浪费的风险。
因此，社会形象动机突显了一种受社会评价影响的目标冲突。当资源节约与维持有利的个人形象冲突时，特别是在社会评价公开且直接的情况下，消费者可能更优先考虑与形象相关的目标。然而，社会形象动机不一定会增加浪费；其行为后果取决于哪种消费形式得到社会认可和鼓励。因此，在社交环境中，仅依靠知识传播或信息提供通常不足以有效减少食物浪费。更有效的干预应结合实用信息、社会规范指导和基于形象的框架，使适度点餐、打包剩菜和减少浪费被视为体面、负责任和具有社会认可的行为，并与积极的个人形象相关联。
总体而言，动机驱动因素通过塑造当减少浪费与便利、享受或社会认可冲突时消费者优先考虑的目标来影响食物浪费。这些驱动因素并不必然导致浪费，但其影响可能被食物相关决策发生的物理和社会环境激活、放大或约束。
3.3. 环境与情境影响
除了个体认知和动机过程之外，消费者食物浪费还受到食物相关决策发生环境的强烈影响。食物选择并不总是基于持续的理性思考，而往往受非深思熟虑的过程、习惯性脚本和情境线索的影响。物理环境、家庭基础设施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特征可以塑造消费者对什么是正常、适当、足够或可取的判断。因此，即使没有明确浪费意图，也可能发生食物浪费。它不仅仅反映个人偏好或认知限制，还受消费环境中嵌入的物质安排和社会期望的制约。
本节将环境与情境影响组织为三个广泛维度：物理和决策环境线索、家庭储存基础设施以及社会文化因素。这些影响在不同尺度上运作，从餐具和菜单的微观设计，到家庭储存设施，再到围绕丰盛、好客和共享餐食的更广泛文化期望。它们共同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食物浪费在不同背景下持续存在，即使消费者表达了对减少浪费的积极态度。
3.3.1. 物理和决策环境线索
消费环境中的微观设计特征可以在消费者不进行广泛深思熟虑时影响食物相关决策。餐具、食物展示、服务形式、菜单结构和促销规则共同构成了物理和决策环境中的情境线索。通过塑造消费者对适当份量、食物可用性、消费价值和购买数量的判断，这些线索可以改变他们的食物选择、点餐和购买行为，潜在地增加食物未被食用并随后被丢弃的风险。
视觉和空间线索可以影响消费者对食物份量的判断。盘子大小可能通过尺寸对比效应影响份量感知，使相同数量的食物在大盘子上看起来更小，从而增加过量自取的可能性。一项在大学食堂进行的实地研究发现，将较大的圆形盘子替换为较小的椭圆形盘子与减少选择的食物量和餐盘浪费有关。在餐饮服务环境中，自助形式、菜肴的多样性、食物的持续可用性以及特定的服务安排可以影响消费者对适当服务量和消费价值的判断。对物有所值的追求、品尝更多种类菜肴的愿望，以及旨在保持丰盛外观的运营实践可能导致在自助餐和其他大规模餐饮环境中过量自取和食物剩余。此外，不同服务形式、道德诉求、奖励和惩罚的组合会影响餐盘浪费量。在零售环境中，鼓励更大购买量的多单元促销和其他促销设计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更多食物，使一些易腐物品未被消费，从而增加家庭食物浪费。在数字食品订购环境中，份量选项的呈现和份量大小信息的清晰度可以影响订购的数量，进而影响后续食物浪费的可能性。
食物浪费干预不应仅依赖消费者在购买或服务后 conscious 的管理。调整盘子大小、提供更合适的份量选项、改进服务流程和食物展示，以及重新设计鼓励过量购买的促销规则，可以在服务和购买决策形成更早阶段进行干预，从而减少对消费者持续关注和自我控制的依赖。然而，此类环境设计的有效性仍取决于具体的消费环境、实施方式以及与其他干预措施的协调。
3.3.2. 家庭储存基础设施
家庭食物浪费还受家庭储存基础设施和物质安排的影响。冰箱、冰柜、橱柜、容器、包装以及可用的厨房空间影响食物的放置位置、可见性以及是否易于识别和使用。存放在视线外或组织不善空间的食物可能被忽视，直到其质量恶化。因此，家庭储存环境通过增加或减少监控和轮换家庭食物库存所需的努力来影响浪费。
储存条件影响食物的实际保存。冰箱性能、温度和湿度、隔间设计、包装功能以及特定食物的储存要求会影响新鲜度、保质期、变质风险和储存食物的实际可用性。温度控制不当可能加速变质，而不合适的包装可能缩短可用寿命、难以清空或与家庭需求不匹配。适当的条件可以提供更多的消费时间。然而，储存条件改善并不总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减少食物浪费。尽管适当的冷藏可以延长保质期，但来自中国农村的证据表明，冰箱使用也可能增加家中储存的食物量，并在额外库存未及时消费时增加浪费风险。储存基础设施具有矛盾的作用；冷藏可以改善保存，但也可能促进食物积累。
这一观点通过将家庭基础设施、物质环境和日常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纳入考量，拓宽了对家庭食物浪费的解释，超越了个体意识和决策。干预应通过更清晰的指导、更有组织的储存安排以及便于食物识别和使用的包装设计来改善食物储存的实际条件。此类措施可以使储存的食物在质量恶化之前更容易被监控和消费。
3.3.3. 社会文化因素
除了直接的物理环境外，食物浪费还嵌入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系统中。食物供应、分享和剩菜处置受到文化价值观、社会规范和既定实践的影响，这些定义了丰盛、节俭、好客、关怀和剩菜的意义。在许多背景下，准备或提供超出实际需求的食物可能象征着慷慨、关怀、繁荣或对他人的尊重，而不仅仅被视为浪费。因此，过度供应可能在特定环境中变得正常化或社会可接受，并在某些文化背景下削弱反对浪费的个人规范的影响。
这些影响通常通过共享的角色期望和情境惯例再现。在家庭内部，围绕母亲、照顾者和食物提供者角色的文化期望可能鼓励购买和准备超出立即所需的食物，因为保持充足供应可以象征关怀、责任感和家庭安全。类似的期望可能在家庭聚会、节日餐和好客场合中运作，主人被期望提供足够的变化和数量，并避免任何短缺的出现。在这些环境中，剩余食物可能不仅源于不准确的计划或薄弱的食物管理实践，还源于适当供应的社会既定标准。
然而，社会文化影响并不统一。节俭、宗教责任和尊重食物的规范可能在某些实践和背景下阻止处置或支持剩菜管理，而强调丰盛、好客和慷慨供应的规范可能增加剩余的可能性。这些规范的相对重要性，以及提供较小份量、再利用剩菜或带走未吃完食物的接受程度，因文化和消费背景而异。
因此，即使个人支持减少浪费，食物浪费也可能通过共享实践和社会期望得以维持。干预应不仅解决个体意识和食物管理技能，还要解决与适当供应和剩菜利用相关的社会意义。这可能涉及将适度供应、灵活份量和剩菜再利用作为关怀、责任和好客的文化可接受表达来推广。
消费者食物浪费受认知偏差、动机优先级以及环境和情境条件的综合影响。消费者可能错误判断食物需求、优先考虑便利、即时满足或社会认可，并在使丰盛正常化或使仔细的食物管理变得困难的环境中做出决策。因此，食物浪费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多维度的行为结果，而不仅仅是个别选择的后果。这种理解为设计对这些行为驱动因素及其运作背景敏感的干预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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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干预的类型
行为干预试图通过改变日常食物决策产生的条件来减少消费者食物浪费。它们不仅通过提高意识来实现，还通过重塑信息环境、社会规范和期望、选择结构、感知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实际的行动能力来实现。从多层治理视角来看，这些干预不应仅仅被视为面向消费者的工具。它们的设计和有效性通常取决于商业实践（如数字界面设计、餐饮服务惯例和产品标签系统）以及更广泛的政策支持。因此，本节根据主要行为逻辑对行为干预进行分类，同时指出塑造其实施和有效性的治理条件。
4.1. 基于信息的干预
基于信息的干预试图通过改善消费者在做出食物相关决策时可获得的信息的质量、显著性和可用性来减少食物浪费。食物浪费可能部分由不完整、不清晰、难以解释、过于抽象或提供太晚而无法指导行动的信息驱动。这些信息问题可能涉及食品安全和可食用性、日期标签、份量大小、适当点餐、储存实践或处置后果。使此类信息更可见和易于理解可以纠正误解、减少食物评估中的不确定性、在相关时刻引起对浪费的注意，并帮助消费者确定避免浪费的实用方法。根据信息和环境的不同，信息也可能影响感知的健康风险、个人规范以及消费者为浪费选择辩护的倾向。
日期标签研究显示了这种方法的优点和局限性。解释日期标签的含义可以改善消费者理解，并减少在不确定情况下过早丢弃食物的意图。关于最佳食用期后食物可食用性的信息也可能降低感知的健康风险并加强反对不必要处置的个人规范，尽管这些影响因行为和社会背景而异。然而，仅仅增加信息的可见性并不能保证行为改变。消费者更喜欢在食品上添加看-闻-尝（Look–Smell–Taste）符号，但这些符号并没有显著增加他们对最佳食用期后食物的接受度、感官评估的使用或产品的实际使用。因此，标签信息的实用性不仅取决于是否被注意到，还取决于消费者是否能自信地解释并将其纳入既定的食物评估实践中。
在餐厅和家庭环境中也存在类似的变化。菜单、餐桌和自助餐提示、减少浪费信息、份量大小信息和基于菜单的决策支持以及家庭储存提示，都试图在决策时刻提供相关信息。例如，用餐时提供的餐桌提示可以鼓励有剩菜的顾客在提示确定了明确且简单的行动时要求打包容器。在点餐前，将份量与熟悉参考对象一起展示的菜单设计可能帮助消费者更准确地估计数量，并通过缩小餐厅与用餐者之间的信息差距来减少模拟的过量点餐。在家中，标记指定的“用完”区域或标记应优先消费的食物可以增加储存产品的可见性，并支持家庭成员之间的膳食计划和沟通。
信息框架的方式也很重要。在中国一家火锅店，提供关于适当点餐和消费的指导性信息显著减少了直接测量的餐盘浪费，而基于内疚和组合的信息并没有显著减少总浪费。具体的提示（如提醒适度点餐或带走剩菜）也比广泛的呼吁（如“珍惜食物”）更有效，部分原因是它们给消费者为浪费选择辩护留下了更少的空间。这并不意味着更大的信息具体性总是会产生更强的影响。当消费者认为明确的行为指导威胁到他们的自主权时，具体提示相对于抽象提示的优势可能会减弱，这表明清晰度应与适当的语气和对受众特征的敏感性相平衡。
证据在干预类型和结果测量方面各不相同。一些实地研究报告了直接测量的餐盘浪费减少，包括酒店早餐自助餐的信息提示和餐厅的指导性信息。家庭储存提示也与较低的自报食物浪费相关，尽管缺乏对照组限制了因果解释。其他干预主要影响意图或自报行为。环境信息增加了减少浪费和膳食计划的意图，而显著性提示减少了自报的餐厅剩菜。添加份量大小信息和饥饿相关任务知识并未产生更强的影响，两种信息条件均未产生可检测到的汇总称重浪费变化。这些差异突显了区分认知结果、意图、自报行为和客观测量的食物浪费的必要性。
因此，基于信息的干预在减少不确定性、使浪费显著以及降低在决策时刻识别适当行动所需努力时更有用。它们是低成本、可扩展且易于部署的，但关于其效果在信息移除后是否持续的证据仍然有限。当清晰沟通伴随着可行的选择、实际能力和支持性组织安排时，其效果可能会增强。这也将其实施置于更广泛的治理结构中；政策框架可以为面向消费者的信息和标签建立一致的标准，企业可以将这些标准转化为清晰可靠的沟通，并且实际指导可以嵌入消费者购买、点餐、储存、消费和处置食物的关键点。
4.2. 社会规范干预
社会规范干预试图通过重塑对他人常见行为和哪些行为得到社会认可的认识来减少消费者食物浪费。基于信息的干预改善了食物相关决策可用信息的质量、显著性和可用性，而社会规范干预则影响消费者如何根据相关他人和感知的社会期望来评估自己的行为。从这一视角看，食物浪费不仅仅是个体选择的私人结果。它嵌入在社会关系和文化期望中，影响丰盛、克制、剩菜利用和减少浪费是否被视为正常或适当。因此，社会规范干预与动机和社会文化影响（如从众、形象维护以及与好客和适当供应相关的意义）密切相关。该方法基于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s）和指令性规范（injunctive norms）之间的区别。描述性规范提供关于他人做什么的信息，而指令性规范表明哪些行为被社会认可或期望。当规范在即时决策情境中显著时，其影响尤其大。
描述性和指令性规范通过不同途径运作。描述性规范为特定环境中的常见行为提供社会参考，而指令性规范传达行为是否被视为适当，并可能通过预期认可或不认可来运作。跨文化实验证据表明，两种类型的信息都可以通过改变感知规范来加强食物浪费预防意图，尽管这些影响的强度因文化背景而异。主观规范也可能通过促成个人道德义务间接影响意图，从而将感知的社会期望与减少浪费的责任感联系起来。因此，社会规范干预通过激活关于什么是常见的、社会认可的和适当的行为的认知来起作用。
应用研究表明，社会规范干预可以影响与浪费相关的行为，尽管其机制并不总是容易分离。在餐厅中，桌面提示信息鼓励食客将剩菜带回家并减少现场丢弃的食物，但其效果可能反映了描述性规范信息、直接提示、提醒以及打包在社会上可接受的信号。在企业餐饮中，将社会规范信息与份量提示标牌相结合的干预减少了客观测量的餐盘浪费，表明规范性诉求可以成为有效的决策点干预的一部分。家庭研究表明，社会规范信息可以补充实际支持。包含测量工具、标签、食谱和其他指导的食物管理包可以改善浪费预防实践，而规范元素可能加强一些行为改变，但不一定能额外减少报告的浪费。更直接的互补性证据来自一项实地研究，其中当描述性规范信息与支持准确分份的量杯结合时，家庭谷物浪费的减少最为明显。规范效果还取决于信息设计。描述性规范似乎与积极框架更兼容，而指令性规范可能与消极框架更一致，这些关系因餐饮环境而异。
社会规范不应被视为统一有益。强调浪费行为普遍性的信息可能无意中使这种行为显得正常。围绕丰盛、好客和社会形象的现有期望也可能使过度供应或留下食物在某些环境中显得可接受或社会适当。传递渠道也很重要。零售商主导的Facebook活动并未产生比基于信息的沟通或控制条件更大的自报家庭食物浪费减少，这表明社会导向的在线内容不一定会产生额外减少。社交媒体仍可能有助于传播规范、身份线索、社会支持和反馈，特别是在旅游和酒店业，但这些方法需要更清晰的行为定位和更强的评估。
当社会规范干预确定相关的参考群体、传达可信且文化上适当的期望，并将该期望与消费者可以现实执行的特定行动联系起来时，更可能有效。当消费者缺乏明确指导、实用工具或支持性安排时，一般的道德呼吁不太可能足够。餐厅、零售商和数字平台可以通过使适当的份量、剩菜打包和其他预防行动更加可见和社会可接受来强化减少浪费的规范。公共传播和政策框架也可能有助于塑造负责任消费的更广泛意义。因此，社会规范不仅通过人际影响形成，还通过商业实践、制度环境和公共传播形成。
4.3. 选择架构与环境设计干预
选择架构与环境设计干预试图通过重组做出食物相关决策的直接情境来减少食物浪费。这些干预不是主要依赖信息、说服或持续的自控，而是改变选项排列、默认值、物理线索、份量格式和服务流程，使低浪费选择更容易或在行动时刻更显著。通过改变即时食物选择环境的物理和程序特征，它们可以在减少做出较少浪费选择所需认知努力的同时影响行为。
物理线索和份量条件塑造消费者最初选择的食物量。在大学食堂，将较大的圆形盘子替换为较小的椭圆形盘子减少了初始食物选择和餐盘浪费。在工作场所自助餐厅和高档餐厅，提供小份主菜以及常规尺寸选项也与显著较低的餐盘浪费相关。同样，在校园餐厅减少标准份量的薯条降低了消费者对薯条的摄入量和餐盘浪费。然而，这些效果因服务条件而异。当消费者收到固定数量的食物时，较小的食物单元可能减少消费但增加浪费。当消费者自取时，较小的单元导致他们选择并消费较少，而浪费保持较低且因单元大小无显著差异。因此，基于份量的策略在消费者可以在产生剩余之前调整数量时，更可能预防浪费。
菜单设计也可以通过改变哪些份量选项最可见或最不费力选择来影响订购量与消费量之间的对应关系。窄菜单仅显示小份，同时仍允许消费者要求更大份，减少了食物订单和食物浪费，而没有显著降低食物摄入量。结果与锚定和菜单依赖的自我控制机制一致，特别是在订购时面临自我控制困境的消费者中。因此，菜单结构可以通过使适中份量更显著并需要更多深思熟虑来选择更大数量，从而减少过量点餐。
环境设计的潜力和局限性也在服务流程中显现。无托盘用餐试图通过使携带多种食物和饮料变得不那么方便来阻止过量选择。一项研究报告托盘移除后固体餐盘浪费显著减少，而另一项研究发现食物选择和消费降低，但食物浪费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减少。改变食物供应的顺序同样试图在浪费发生前影响消费，但结果似乎高度依赖于背景。在一项在学校食堂进行的大型整群随机试验中，在供应其他膳食成分之前供应蔬菜配菜在学校群组间产生了异质效应，对整个样本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服务流程变化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安排、食物特征、既定的饮食实践和实施方式。
应用于剩菜的默认值在较晚阶段运作，因为它们在剩余食物已经产生后才进行干预。默认提供打包盒（doggy bag）可以通过消除消费者主动要求的需求并减轻这样做带来的羞耻感来增加 uptake。然而，结果可能取决于选项的呈现方式，因为选择退出安排也可能影响感知的自主权和餐厅及其服务人员的评价。一项在意大利餐厅进行的自然实地实验发现，默认提供并没有显著增加打包盒 uptake，而描述性社会规范信息却做到了。因此，基于默认的方法可能与羞耻感、社会可见性、服务期望和员工行为相互作用。因为它们主要促进剩菜回收而不是预防过量点餐或过量服务，所以增加的打包盒 uptake 不应被视为减少浪费的证据，除非食物的后续消费或处置也被评估。
几项研究报告了对在剩余产生之前塑造食物选择的干预措施的有利影响，包括盘子和份量设计、自取安排和基于菜单的份量架构。然而，它们的效果不是自动的。当设计改变针对明确识别的行为机制并适合服务环境、文化背景、消费者期望和运营惯例时，更可能减少浪费。因此，选择架构将注意力从个体自律转移到构建食物决策的环境中，突出了餐厅、餐饮服务提供商和学校食堂运营商在设计即时决策环境中的作用。成功实施还需要避免给消费者带来过度不便、降低消费者满意度以及与既定饮食实践冲突。
4.4. 基于激励的干预
基于激励的干预通过调整消费者对食物相关决策相关的成本和收益的感知来减少食物浪费。过度购买、过量服务或丢弃食物的负面后果往往不是立即可见的，而获得或提供更多食物的感知好处则更容易被感受到。通过增加浪费行为的成本或为减少浪费提供奖励，激励可以使这些后果对消费者更加具体和显著，从而鼓励更有节制的食物相关决策。
此类干预可以作用于购买、服务、消费和处置的不同阶段。家庭或市级基于单位的收费将处置成本更直接地与家庭行为联系起来。例如，基于射频识别（RFID）的重量收费系统比社区收费安排（成本由家庭共享）产生了更大的记录食物浪费减少。在餐饮服务环境中，威胁惩罚、光盘奖励和基于折扣的方案与观察到的餐盘浪费减少相关，尽管它们的效果因激励设计和服务背景而异。激励也可以在浪费发生前引入。在实验订购环境中，移除不想要的配菜折扣和对额外物品收取额外费用鼓励参与者选择更少的配菜。在零售环境中，价格折扣可能增加消费者选择次优食物的意愿，但所需的降价幅度因缺陷类型和严重程度、伴随的产品属性和消费者群体而异。
这些干预是否有效取决于经济后果与行为的联系是否清晰，以及消费者是否有实际机会调整他们的选择。一项对巴西餐厅配置的非随机比较发现，在按重量付费的自助餐中餐盘浪费较低，其定价和消费者控制食物和份量选择与固定价格餐桌服务环境不同。然而，仅靠经济后果并不一定能产生预期的反应。来自中国餐饮服务环境的大规模实地证据表明，单独实施的经济激励没有显著的整体减少，而一种测试的指导信息与高强度奖励的组合减少了食物浪费。因此，当激励伴随着清晰的指导和服务安排，使消费者能够响应而无需过度努力或失去选择时，更可能影响行为。
不同消费者群体的反应也不同，因为消费者特征、价格敏感性和对特定干预设计的反应存在差异。可见餐盘浪费的减少并不一定表明产生多余食物的早期决策已经改变。光盘奖励增加了消费者吃完所取食物的可能性，但没有减少最初选择的数量，表明较低的餐盘浪费可能源于更大的消费而不是更有节制的选择。设计不当或校准不适当的激励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包括消费者抵制和削弱客户忠诚度。基于惩罚或过于强烈的经济激励当被视为强制或与消费者寻求的用餐体验不兼容时，可能适得其反。
基于激励的干预将消费者行为与制度监管和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联系起来。政府和市政当局可以通过废物处置费和其他经济措施塑造行为激励，而企业可以将这些信号转化为适合零售和餐饮运营的定价安排、份量选项、订购程序和奖励机制。然而，必须向消费者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和足够的控制权，以便他们能够响应而无需过度努力或破坏消费体验。货币奖励和惩罚也可以辅以数字徽章、积分、行为反馈、身份信号和游戏化参与，当这些与目标任务匹配并整合到即时服务环境中时，可以加强参与和社会认可。因此，当政策建立赋能规则和经济信号、企业将可行的激励纳入日常运营、消费者可以通过日常食物相关决策做出响应时，可能支持更持久的食物浪费减少结果。
4.5. 教育与能力建设干预
教育与能力建设干预试图通过加强消费者的实际能力和日常食物管理惯例来减少食物浪费。与在特定决策点提供指导的基于信息的提示不同，这些干预旨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知识、技能、信心和习惯性实践。它们与日常食物管理中的局限性特别相关，包括不足的膳食计划、混乱的储存、过度准备以及难以使用剩菜。家庭食物浪费与购物、储存、膳食准备和剩菜管理整个过程中的惯例实践密切相关。实地实验证据表明，专注于膳食计划技能的教育可以减少日记记录的家庭食物浪费，其间接途径是通过改善消费者感知的膳食计划能力。
消费者可能在原则上支持减少浪费，但仍然缺乏始终如一地根据该意图行动的实际手段
